用户登录

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底层文学的“暧昧”

来源:文艺报 | 王海晗  2018年09月12日08:24

新世纪以来,“底层”一词逐渐浮出历史地表,关注底层生活已经成为一个时代的思想潮流。观乎近年来之文坛,亦概莫能外,从“三农小说”到“打工文学”,大量的文艺作品以“底层”为喉舌发声,大有“为生民立命”的架势,这些作品汲汲于塑造民间社会原始的生存样态,裹挟着自身的道德预判介入到对现实的艺术描写中去。然而,面对“底层普泛化”的巨浪洪流,令人疑虑的是,底层文学本身却是个不甚明朗的概念,时至今日依然存在着诸多问题等待系统的梳理与辨析:是谁站在底层的位置上观察与写作?他又凭什么能够代表底层群体?与底层相对,是否还存在着文学上的主流与庙堂?底层小说与问题小说的区别在哪里?如何丈量底层文学的边界?与其说这些问题构成了底层文学生态场的一二面相,给予研究者学理上的启发,毋宁说来自它们本身所释放的批判意识的焦灼提醒着我们警惕底层“暧昧”的危机,使我们重新审视底层文学的价值根基。

“暧昧”其一,底层文学的范围定义过于宽泛,并未显出自身作为文学的一个门类在本质规定性上存留的特殊意义。这一点,尤其从其写作者群体中可以见出。底层文学的创作者是一个体量庞大的队伍,其中不乏像徐则臣、张悦然、格非这样受过高等教育与专业写作训练的作家,譬如《如果大雪封门》《大乔小乔》等作品就深刻地涉及到底层“边缘化”的阵痛,并能够接引反思时代、历史等宏观命题。但是他们笔下的底层是知识分子想象中的底层,是观念化的底层,并不是从浑然天成的生活熔炉里淬炼打磨而来,尽管也有很高的“真实性”与艺术水准,却难免不落入幻想与臆测的窠臼。与此相对的是,像余秀华、郑小琼等真正有过底层生活经历的人也在书写底层,并由此获得了大批的拥趸者,但是先验地用“低学历写作者”“流水线诗人”“农民作家”等意识形态化的标签去注解他们的作品又不啻是以底层之名来肢解原本完整丰富的思想意蕴,而使其作品沦为一种凸显生存困境的泛道德说教。以上两种包含不同文化质素,体现不同身份意识的作品都可以被笼统地囊括在底层文学名下,由是看来,现今学界认同的底层文学就是以底层为描写对象的文学这一定义显然不够精细化,它忽视了文学经验世界内部的裂缝与褶皱,似有“大小一锅端”的嫌疑,基于此造成的暧昧犹疑将成为百口莫辩的罗生门。

“暧昧”其二,底层文学的主体内涵在很大程度上被抽空,底层走向渲染人性苦难的乌托邦祭,失去了“有为”的精神诉求。揆诸近年来所谓的与底层相关的文学创作,大多是搭建好苦难的故事支架,然后单刀直入,开掘人性,直陈怨愤,抒发感情。这样干脆利落的方式无疑很好地纠正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纯文学”愈演愈烈、技术至上的偏执,文学又一次紧紧地拥抱现实,成为针砭时弊、关涉民生的利器。但是在无穷无尽的问题的铺陈中,在对民间苦难的哀悼祭奠之中,软弱的主体与坚硬的现实达成了妥协媾和,“我”本应具有的直面历史、寻求救赎的主体态度在有意无意间被隐匿了。底层完全成为了情绪迸发的裂口,悲哀、执著、牺牲、坚毅等等能够唤醒民间生命原力的情感和品质从这里喷薄而出……在贾平凹等人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他们以高超的艺术表现力为我们还原了苦难化的底层图景,搏来了读者的同情之理解。在精致玲珑的故事背后,作者们刻意展示了底层社会伟大的生存力量,给人以强烈的刺激与冲动,同时亦完成了个人内心的宣泄,获得抚慰式的超越。但究其根本,底层文学创作却拘囿于表现“他者”的悲欢离合,难以引发持久的与阅读者“自我”有关的生命体验,产生灵魂上的震颤与共鸣。这是因为底层文学越来越满足于表象的呈现,而没有将自身根植于对根本出路的探索之中,未能给出智性的启迪。如若如此,那么负重不堪的底层将去往何处,又何以自救?如此,所谓的底层文学也不过是一种自我消遣的乌托邦式的“暧昧”而已吧。

“暧昧”其三,底层文学并没有获得富有个性意义的创作原则与艺术特质,从而标识出自身与众不同的美学资源。文学本质上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思想论”与“艺术论”是其一体两面。合理客观地评价某种文学潮流,也必须从美学与历史这两个角度共同切入。就艺术层面来说,底层文学并没有预示着一种新的美学原则的崛起,这与先锋文学、新历史主义等形成了迥异的路径。诚然,底层文学中亦有如《马嘶岭血案》这般独具匠心的作品,但从叙述角度、语言描写、人物刻画、情节塑造等任一方面来看,新世纪底层文学的艺术方法往往都师承自其他的文学类型,并未与其严格区分开来,从而获得独立自足的美学建制,这是其形式上“暧昧”的因素。

卡岗曾经引述安布罗斯的观点说:“艺术间的‘边界线’实际上不是线,而是宽窄不等的‘地带’,它们被‘笼罩在神秘的昏暗中’……”事实上,今天的底层文学就处在这样一片“暧昧”的地带,泥沙俱下和边界不清是客观存在的问题。诚然,底层文学的出现与中国社会现实状况的变动紧密相关,自然有其不可磨灭的社会作用。但是,同时我们也需看到“崛起的底层”同样会发生鲁迅的“文化偏至”,从而阻碍文学锐意进取。基于此,我认为文学界已经到了该对底层文学作一个系统的辨析与反思的时候了,惟有正本溯源,廓清疑虑,才能真正发扬底层所独有的文学精神,激发其自我更生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