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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诗人而言，理解诗歌传统的最好的方式就是，我们曾以传统的方式错过传统。

新诗百年，经常有人哀叹新诗已经失败；就好像我们怎么写，都写不过杜甫。其实，就汉语的现代诗性而言，一个明显的诗歌真相却是：在今天，我们面对的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已不可能写得比杜甫还差。

诗，既意味着绝对的胜利，也意味着绝妙的失败。这种情形，进入现代以来变得越来越突出。与此同时，也造就一种独特的审美亢奋，以为诗的真相就在非此即彼中。但其实，站在现代的立场，在这两者之间，我们若偏向任何一端，只会陷身到极其乏味的蒙昧之中。

关于当代诗的写作水准？或者，关于我们是否还有可能从整体的角度谈论当代诗的好与坏？如果遇到困惑，我建议我们不妨重温波德莱尔的洞见：在现代，我们想要写得不好，已不太可能了。

我们和语言之间的关系是否重要，不仅决定着诗歌的品位，也决定着人生的尺度。在我们周围，就生存观感而言，很多人和物的关系似乎都比我们和语言的关系更重要。这也没什么好特别抱怨的。但是，我们必须意识到，归根结蒂，我们和语言的关系是最重要的。这意味着一种神秘的信任。

诗，是生命中的一种事件。诗，是世界的一个线索。我经常会在这两者间犹疑不决。事实上，我很可能有点过于纵容自己在这两者间徘徊不已。但就心愿而言，我知道，最好的情况其实是，我们曾有充足的机会面对这样的事情：诗是一种不断自我延伸的线索。

凡不懂诗是线索的人，都无法写得很长远，也不可能写出什么真正的东西。细想起来，这真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一种诗的诚实：语调即经验。或者，一种更卓越的诗的诚实：伟大的诗甘愿以诗的语调为经验的边界。

我们必须促使自己习惯这样的诗歌特征：诗的描述性也可以是一种隐喻机制。在优异的写作中，描述性越是精确于诗的场景，诗的隐喻越是会激发更多的象征含义。

诗的乐趣包含了一种神秘的开放性，它源于我们在多大程度上愿意把自己托付给诗的书写。不仅仅是通过诗的书写来接近一种生命的自我启示，而是坦然于你也许能在诗的书写中完成你自己。

诗必须以反对智力的方式凸现诗的智识特征。诗的书写，一方面激发了生命天性中创造性的表达能力，另一方面也激活了一种美妙而强悍的理解力。小诗人的写作满足于对自然感受的激发。大诗人的写作则将诗的自然感受转化为一种高度的智识活动。

诗，一种返回我们自身的方式。所以，最优异的诗歌都展示了一种本源性的想象力。对小诗人来说，这种返回自身的方式是一次性的。一次性的完成。但对大诗人来说，它是频繁的，不断显现的，比生命的轮回还抵近一种神秘的狂喜。

阅读诗歌的目的只有一个，即通过阅读诗歌得以让我们自己被诗歌所阅读。就阅读的行为性而言，阅读诗歌只是一部分，更重要的是另一部，被诗歌阅读。所以，最大的麻烦是，由于人类自身的愚蠢，我们总是本能地害怕进入被诗歌所阅读。这种畏惧的典型表现就是在阅读诗歌时近乎歇斯底里地纠缠看不懂。

写诗的过程重演了另一种诞生的情境：你进入兰波意义上的他者，你也被这个他者进入。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诗的写作启示的是一种生命本身所独有的魔力：我们在进入的同时也被进入着。

在诗中，句子的转换应尽可能地借助于词语的脉冲。换句话说，词语和词语的粘连，在诗句中既源于意义的指派，也源于词语和体验之间那种神秘的音响效果。词语即唤醒，我们必须在这样的节奏中使用语言。或者更明确地，身为诗人，我们必须将促进总体意义上的语感的紧迫视为一种根本性的技艺。

在诗中，词语如小小的灯盏。我们以为我们知道它们照亮的是什么，但其实，大多数时候，它们照亮的是什么，并不如看上去那样为人所知。最好的情形是，我们能敏锐地感觉到它们仿佛在照亮什么，并在生命的自省中保持这一敏感的强度。

写出深刻的诗，其实没想象的那么难。因为就事实而言，诗本来就很深刻了。所以，与此相关的真正的问题是，诗必须超越深刻。或说，诗应该超越我们对深刻的迷恋。事实上，追求深刻的诗，几乎都被诗的深刻出卖得很惨。

对个人来说，诗最本质的也是最可贵的能力是它有语言的魔法，能帮你从最深的生命内部清空你自己。某种意义上，这和中国古代诗人的直觉很相近：即存在的人可以使用诗性的语言来抵达一种忘我，然后再通过这种忘我唤醒一种奇妙的面向整个宇宙的邀请。换句话说，奇妙的邀请塑造了生命的诗意的可能性。

经常会听到有人以诗的名义谈论我们和技艺的关系，这种谈论试图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似乎以否定和轻慢的态度来贬低诗的技艺，往往颇能显示诗人的人类关怀。其实，诗人和技艺的关系，只是诗和技艺的关系中的一部分。诗和技艺的关系，说到底，其实就是地球一直在围绕太阳转。

诗的语言，在事实上，就是洞穴的语言。另外还有一种表述：诗的语言在本质上只能是一种洞穴的语言。这意味着，诗，对这个世界的理解，对现实的诊断，对存在的洞察，是一种在内部发生并且完成的生命事件。也不妨说，诗让生命的内部变成了一种事件。

对诗来说，在语言中醒来，是一门艺术。对语言来说，在诗中睡去，也是一门艺术。作为一种原则，好诗大都涉及如何从语言中醒来。但是，必须意识到例外的情形：伟大的诗则致力于帮我们如何在醒来的语言中更好地睡去。

对诗人而言，边界的意思是，语言是我们能面对的也是必须面对的最大的最根本的现实。举个例子吧。杜甫的诗以看不见的李白为边界。这意味着，某种意义上，李白的诗也以看不见的杜甫为边界。从这个角度讲，语不惊人死不休，是所有以汉语的诗性为经验的诗人的一份秘密的契约。

一方面，诗应该具有当代性。另一方面，诗必须生成当代性。换句话说，我们写出的诗，不能仅仅满足于显示当代性，而应该敢于积极地建构当代性。对诗的当代性的一种理解：唯有诗的写作能创建我们和语言之间的更深刻的联系。

在现代的观念中，我们被教导要怀疑语言。但诗的秘密则涉及另一种情形：诗人的最根本能力其实是学会如何信赖语言。诗的写作的确能从怀疑语言中获得很多便利，但是，假如一个诗人的天赋过于依赖从怀疑语言中汲取写作的快感，他的诗歌眼界就会越来越偏离语言的智慧。

对诗人而言，理解诗歌传统的最好的方式就是，我们曾以传统的方式错过传统。

新诗和古诗的差异，有的人喜欢将它归结为一个僵局。按照这种视角，新诗怎么写，都不如古诗。但在我看来，新诗和古诗的差异，其实是汉诗的一种机遇。不妨这样看，在古典的诗歌书写中，诗人最大的愿望是，回到诗歌中。而当代诗人的机遇则是另一番情形：身为当代诗人，我们最大的文学愿望是，回到写作中。

曾经的难题是，要么成为拉金，要么成为叶芝。现在的艰难则是，要么在拉金身上挖掘到一个叶芝，要么在叶芝身上锤炼出一个拉金。有趣的是，这主要还不是我们在诗人的精神原型上遇到的选择问题。我更愿意把这理解为一种状况，它暗示了诗歌语言自身的命运。

在现代的诗性中，完美的诗几乎不存在。但诗的完美，却依然可以作为一种语言的自省机能，在风格的塑形中发挥它的作用。换句话说，在诗的现代书写中，诗的完美不再依赖于确定的文类规约，它更多地形成于风格的例外。它遁形于即兴的表达，或是语言的内在的暴力之中。它甚至害怕成为我们追求的目标。

现代诗的目光不同于古典诗歌的目光，古典诗歌的目光主要是想习得借助自然的视线的能力，而现代诗的目光则决然于学会向前看。

好的诗必须要过现场感这一关。不同的文化背景，现场感会有很大的差异。这是理由，但这也可能不是理由。正是有鉴于此，所以说，好的诗都必须过现场感这一关。另一方面，也必须明白，诗所涉及的现场感，主要不是用来纠正诗的问题的。最好的情形下，现场感是作为诗人的语言意识的泄洪装置而出现的。

诗的想象，实际上是作为一种创造性发现出现在诗的现代书写中的。诗的想象，虽然可以指向无限的主观感受，但这只是事情的一面；写作的另一方面，也要求我们自觉地将诗的想象引向一种创造性的发现。在这种要求的背后，徘徊着严酷的艺术效率对诗人的鞭策。

诗句的自我中断，虽然常常令人错愕，但鉴于我们所置身的这个世界如此颓败，这些诗歌中的中断反而构成了对我们的最强有力的弥补和缝合。换句话说，生命的洞察就是在诗的中断中慢慢恢复起来的。

诗的日常性，从根本上讲，它依然是一种装饰性的概念。一方面，它能为我们所真实感受，另一方面，这种基于体验的真实性，可能也是一种深刻的艺术幻觉。换句话说，它在本质上是一种风格现象。诗的日常性，增加了诗的可读性，但是，更重要的，诗的根本在于它的想象性，在于它的想象向我们开放了一种生命的释放。

新诗百年，经常有人哀叹新诗已经失败；就好像我们怎么写，都写不过杜甫。其实，就汉语的现代诗性而言，一个明显的诗歌真相却是：在今天，我们面对的最大的问题是，我们已不可能写得比杜甫还差。某种意义上，也不妨说，这才是当代诗面临的真正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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