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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有顺:和往事从容交谈

来源:谢有顺说小说(微信公众号) | 谢有顺  2018年09月01日09:13

一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有一个著名论述,“散文易学而难工”,这话是和“骈文难学而易工”对照着说的。确实,散文没有门槛,像日常说话,谁都可以写,但要写得精巧、大气却很难。这样说,并不等于散文天生具有自由主义的气质,就一定能表现真实、明心见性,事实上,很多散文家一味求工巧,做作、雕琢的痕迹尤重。因此,在众多文体的写作中,散文恐怕是最容易模式化的,之前有杨朔模式,后来风行一时的文化大散文也大都写成了一个套路。在工巧与自由之间如何平衡,这最能见出一个散文家的识见和能力,只是,在这方面,专业散文家往往规矩太多,不容易把握好。

散文应该是业余的艺术。一个作家若专业写散文,除了散文之外他什么文体都不会写,这样的作家,散文估计也很难写好。中国当代那些较好的散文,往往不是出自专业散文家之手,比如,汪曾祺、史铁生、张承志、韩少功是写小说的,于坚、王小妮是写诗的,余秋雨、南帆、李敬泽是做理论研究或文学批评的,但他们的散文不仅各具特色,还有着专业散文家所没有的优长。

把散文当作业余的文体,其实是要张扬散文中的自由主义精神,与其求工巧,不如求自然。为此,我更愿意读一些业余散文家的作品,这些散文,有的是诗人、小说家写的,有的是哲学家写的,有的是科学家写的,他们不受散文文体的限制,思想自由,笔法灵活,长短不拘,反而更见心性和文采,比如,于坚、赵越胜、刘瑜、刀尔登等人,没有散文家的头衔,但他们的文字反而更得散文的神髓。

读铁扬的散文集《母亲的大碗》,感觉也是如此。

他是一个著名画家,写散文更多是出于一种兴趣,属于跨界写作,但他的写作,反而为我们提供了很多专业散文家所未必有的写作启示。他那种自由、散漫、信手拈来的状态,如同大水漫溢,又像是与邻居聊天,不事雕琢,是另一种散文的风格。尤其是我读他近几年、就是他七十多岁后写的作品,精神上完全沉潜下来了,文字没了火气,散文写作既是客观的记述,也是心灵的诚实表达。

这是一批有学养的散文。

我理解的学养,可能跟惯常说的不太一样,具体在铁扬身上,这种学养主要由三方面构成:一是西洋艺术,包括基督教文明对他的影响。这种影响,把他生命中的另一面激发出来了,这可能是很多中国人所没有的一种生命觉醒。他对自由、生命的热爱,对超越性事物的天然敏感,跟艺术和宗教对他的激发大有关系。他读小学的时候,就参加过基督教福音堂的唱诗班,还在一些背诵“金句”的卡片上知道了达·芬奇、拉斐尔的名字,看过很多宗教题材的绘画,“我对这一切很着迷”。(铁扬:《我的人生与艺术》)加上他后来受了专业的舞台艺术、西洋绘画的训练,养成了自己独特的观察世界的眼光。二是他对土地的热爱。读《母亲的大碗》,你会发现,铁扬不单爱亲人、友人,他还爱故乡,爱物,他对身边的草、木、花、石、房子、河流,各种日用的器物,以及这片土地上的点点滴滴,都存有一份爱,这使得他的散文有一种质朴、有情的底色。他笔下那个笨花村,虽然是自己杜撰出来的,但这个村,其实就是他出生那个村子(停住头)的镜像,他说起这个村子里的人和事,如数家珍,充满深情。三是他的阅历非常广博。这个阅历,不但包括他自己所遭遇和经历的,也包括他在追忆中所写到的他爷爷、他父亲的阅历。他们三代人,经历上都很坎坷、艰难,但我发现,他在处理这些经历的时候,跟很多人是不一样的——他内心里没有怨恨的东西。要做到这一点,其实很难。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那么多的挫折、苦难,以及莫名的伤害,莫名的爱恨,一到铁扬先生笔下,仿佛都释然了。心里敞亮,没有怨恨,这是一个很高的境界——他对世界、对人、对经历过的岁月都存着一份宽恕之情,所以,他的内心是宽大的,非常放松。

在《父亲的墓碑》一文中,他写自己想在父亲墓地旁的一块荒地里为父亲立块墓碑,起好了泥稿,拟定了立碑时间,正准备筹措运作的时候,村领导打电话给他说:“铁老,不行,压着腿呢。”原来在距这块小荒地的正前方百米处,有别人的一座新坟,坟里人的腿正朝着这块小荒地,在这位地下乡亲腿下“摆石头”,就要压着这位乡亲的腿了。努力无果之后,“我决定不再和村人为难。为了尊重村人这个不可颠覆的观念,为了不使我这块石头‘压’这位地下乡亲的腿,我决定放弃为父亲立碑的念头。”(铁扬:《父亲的墓碑》)从这件小事中,既可见作者面对具体事情的态度,也可见作者那种仁慈、宽恕的情怀,这些都直接影响着作者的写作。相比之下,有很多人,尤其是那些被各种经历所伤害的人,要跳脱出怨恨情绪对他的缠绕,是很难的。

何以当代文学中会有那些多黑暗的写作,心狠手辣的写作?就是因为作家的心被一种深深的怨恨抓住了,他无法饶恕,无法放下,也就无法获得一种超脱、宽大的写作立场。但在铁扬笔下,这些东西好像都消失了,他可以很冷静、平和地看待过去的人与事,于是,这些阅历就成了他的财富,也成了他的写作学养的重要构成。

有学养,才有识见,才会厚积薄发,才能世事洞明。有人称散文是老年人的艺术,原因也在于此。年轻人写的散文,许多时候,修辞非常绚丽,对世事的观察很尖锐,但很多都不耐读;耐读的散文,往往是不着痕迹、极为平淡的,但平淡下面,埋藏着很深的东西。

这种沉潜、厚实的学养,成就了铁扬散文的第一个重要品质。

铁扬散文的第二个特点,“是有人物”。“是有人物”这四个字,是汪曾祺对小说家散文的形容。汪曾祺说:“小说家的散文有什么特点?我看没什么特点。一定要说,是有人物。小说是写人的,小说家在写散文的时候也总是想到人。”(汪曾祺:《散文应是精品》)用在铁扬散文上,似乎也很妥帖。《母亲的大碗》中的多数作品,尤其“美的故事”、“母亲的大碗”这两辑,都是以人物为中心的。这些人物中,他写得最多的,是他的亲人,这构成了一个系列,像他的奶奶、母亲、父亲、大哥等;也有其他人物,像丑婶子、团子姐、胖妮姑等,还包括一些萍水相逢的人物,他写起来都带着感情,感觉他是一边端详笔下的人物,一边在和他们对话,有真实的追忆,也有对亲人的想象,很多人物写得不仅生动,身上还洋溢着一种北方乡村固有的质地。

比如,他写母亲的少言语和奶奶的唠叨,只用了几个细节,就活灵活现了:

母亲是没有时间和我们说话的。待到说话时,她不得不把内容压缩到最短。“走吧。”这是她催我上学了。“睡吧。”当然这是催我上床。“给。”那是她正把一点吃食交给我,或一块饼子或一块山药。……

我奶奶却是一位见过世面说话唠叨的人,她嫌母亲把饭食做得单调又少于和她交流,常常朝母亲没有人称地唠叨着:“给你说事,也不知你记住没记住。也不知你明白不明白。你说就煎这两条鱼……”她是说我母亲煎的鱼不合她的口味。当然,鱼在我们那里是稀罕之稀罕,我娘不会做鱼,而我奶奶早年跟我那位在直系从军的祖父在南方居住过,对鱼情有独钟。逢这时,我母亲面对几条一拃长的小鱼就显得十分无奈,她不知在一口七印大锅里怎样去对待它们。(铁扬:《母亲的大碗》)

铁扬对人物的观察和描写,可能受益于他的绘画才能,角度往往是独特、多面的,有一种层叠的效果,哪怕是着墨不多的人物,也有立体感。他对人物的理解,跟一般人是不一样的,他切入的地方,经常是被人所忽略的方面,有时寥寥几笔,又显得格外意味深长,很有回味的余地。他这样写姥爷:“我姥爷姓姜,擅长种菜,常住我家。”(铁扬:《最美的菜蔬》)他这样写奶奶:“我奶奶,一个瘦小、白皙的乡下人,心里却有一个外部世界。”(铁扬:《奶奶的世界》)他这样写母亲:“女人们吃饭不用大碗,我母亲却有一只,这是她的专用,且每年只用一次,那是她的生日。”(铁扬:《母亲的大碗》)他这样写梦字兄弟:“梦字辈兄弟五人,三人为独身。梦江老三,是位大汉,只身一人常住在我家一间闲房子里。此人游手好闲,养一只大黄狗,大黄狗和梦江同睡一条炕。每天整整一个上午狗和人只懒散着睡觉,待到他们苏醒,已过中午。于是狗和人同时起身,同时出门。”(铁扬:《梦字兄弟》)简洁,有角度,也有生活情趣。

每读这样的散文,我就在想,像铁扬这样一个家族,像他爷爷、奶奶、父亲等人这么传奇的经历,有一个以文化为志业的后人为他们立传,真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其实,中国的民间散落了很多有个性、有味道、有故事的人物,由于他们身边没有能够记录和写作的人,慢慢的,这些人物也就散掉了,消失了,即便有一些口头流传,终归不如形之文字那么可靠、传神。铁扬是有一种情怀的,他要为自己的家族立传,为自己走过的岁月以及那些无法忘怀的记忆塑形,在他看来,这既是个人的见证,也是一个家族、一个民族的精神传承。

铁扬在回忆、记述这些人物的时候,令我想起张爱玲的一个比喻,散文是读者的邻居。好的散文,确实就像是拉家常,闲谈,不经意的,有一句没一句的把一些人和事告诉你。这是一种叙事的艺术。铁扬是通晓这一艺术的,他那些值得称道的语言和细节,很多都是日常而随意的,他能很自然地把自己家族的人、自己人生中遇见的人,呈现在我们面前,这些人物不仅面貌清晰,而且个个身上似乎都有一股劲,在挥洒着各自活着的滋味。我喜欢这种“是有人物”的散文。一篇散文,如果把人物立起来了,就不飘,就显得结实了,有神采。

铁扬散文的第三个特点,是他在写人物、忆事情时,情感态度上是节制的、隐忍的。散文写作,最怕的就是滥情,只要一过度抒情或盲目升华,就会显得虚假,哪怕是感伤主义的东西多了,也会有做作的感觉,至少是会失了自然、家常的味道。我注意到,哪怕面对那些对他内心震动很大、冲击很大的事情,铁扬的笔法也是节制、节省的,他不会沉迷在一个场景里不出来,也不会忙于堆砌材料,修辞上更是不饰夸张,他深知节制也是一种美,适当也是一种美。梁实秋在论散文时,就有这个著名的说法,“美在适当”,适当即度,有度才会有隐忍的美。确实,情感的处理控制到什么程度,控制的艺术如何,这是散文写作的要义。铁扬在这点上,有很自觉的艺术追求。

举一个例子。《母亲的大碗》一文是这部散文集中最重要的篇章之一,里面写到:母亲在一九四七年“深挖浮财”的运动中被关押在一个大牢似的大屋里,我去给母亲送饭,母亲看到送来的饭是用平时不太用的“大碗”盛的,就问我:“你想出来的?”我说:“是奶奶。”听了这话后,“母亲的嘴在碗边上停歇片刻,呼呼喝起来。”(铁扬:《母亲的大碗》)这是很精彩的一笔。“停歇片刻”这一描写极为节制,里面却蕴含着母亲深沉的感情。平时,母亲和奶奶多少有点不和,但在患难时刻,奶奶和母亲都以自己的方式敞露出了真实的内心。简简单单的四个字,“停歇片刻”,写出了母亲心理活动的复杂,她肯定感受到了来自亲人的关爱和温暖,但她不直接说出来,而是用“呼呼喝起来”回答这种无声的关爱。母亲的感情很隐忍,作者写母亲这段也写得欲言又止,但个中的情感表现深沉有力、细腻精微。

再举一个例子。在《自己的人生与艺术》一文中,铁扬写到了这么一件事:“听大人说,我降生后爱哭。一哭就痛不欲生。一次,我真的哭死了自己,家人便把死去的我交给长工去埋。这个长工正在打麻将,便说,等打完一圈再去。我则在院内一个什么地方等人埋,当这位长工打完一圈,去埋我时发现我又哭起来。”(铁扬:《我的人生与艺术》)这就像小说笔法。这个长工如果不打这一圈麻将,“我”可能就被埋掉了,就没了,这本来是惊心动魄的事情,也是人生当中极为惨烈的事情,但作者用非常冷静、不动声色的笔触来叙述,不仅不影响这件事情在他生命过程中的惨烈感,甚至还更强烈,这就是隐忍所带来的艺术效果。

这令我想起铁凝在一篇散文中,写过两个丹麦亲戚见面的场景,“我以为她们会快步跑到一起拥抱、寒暄地热闹一阵,因为她们不常见面……但是姑嫂二人都没有奔跑,她们只是彼此微笑着走近,在相距两米左右站住了。然后她们都抱起胳膊肘,面对面望着,宁静、从容地交谈起来,似乎是上午才碰过面的两个熟人。”铁凝接着说:“拉开距离的从容交谈,不是比紧抱在一起夸张地呼喊更真实么?拉开了距离彼此才会看清对方的脸,彼此才会精心享受世界的美好。”(铁凝:《共享好时光》)这正是节制这一美学观的精到诠释:喜欢“拉开距离的从容交谈”,拒绝“夸张地呼喊”。铁扬的散文写作,践行的也是这种美学观,他忆起旧人旧事,总是保持一种距离,引而不发,即便他写自己的母亲,写给他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的母亲那只大碗(在母亲葬礼上摔碎在她的棺木上了),也只是说到自己一生酷爱收集瓷片,还把瓷片编成系列,但“我的瓷片里却没有我母亲那只大碗的一星半点”。(铁扬:《母亲的大碗》)——这淡淡的结尾,如此隐忍,却隐藏了作者多少缺憾和痛楚!

或许,如此节制地处理内心的感情,并非铁扬有意为之,而是他到了这个年龄,一切都波澜不惊了,他对生命的感受也已经走向了达观和平等。一旦他看待这个世界发生的各种人事,有了平静、宽容、一视同仁的眼界之后,他的写作就必然会采取减法,不用那么多修饰词,不流露那些强烈的感情,他把自己藏得越深,反而越有力量。或者说,他根本无须隐藏什么,因为生命澄澈之后,一切都一目了然了。以简单写复杂,以平静写热烈,这本就是散文写作极高的艺术。

铁扬的散文是独特的,厚重的,有些篇章,堪称精品,他独异于当代散文界,他的声音,也没有加入当下散文界的合唱,他有自己的角度,自己的生活底子,也有自己特别的经历。他的散文,有一条主线,那就是“我”的观察、记忆、感受、沉思,他回望自己,讲述和自己及自己的亲人有关的故事,他也在这种追忆和讲述中为他们加冕。

梁实秋说,“有一个人便有一种散文”(梁实秋:《论散文》),确实,那些难忘的生命段落,难忘的人物,以及那些生动的细节,构成了铁扬散文的写作基础,而他生命的学养、节制的笔法,又把他的写作带入了一个宽广的境界,他的文字背后,终归是站着他这个人,一个视艺术为生命、对土地无限深情、并一生守护着记忆的人。

(根据会议发言录音整理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