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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文学》2018年第9期|周芳:精神病院采访实录(节选)

来源:《北京文学》2018年第9期 | 周芳  2018年08月30日08:20

作者简介

周芳,女,中国作协会员,湖北省作家协会签约作家。著有文集《执手何须倾城》《沽酒与何人》《重症监护室》。《重症监护室》首发《北京文学》2015年第11期。先后入选21世纪年度报告文学选和中国文学最新作品排行榜,以及第三届华语青年作家奖。

有这样一个特殊群体,生活在“孤岛”上,习惯性地被人们称作“他们”。“他们”是精神病人,而“孤岛”是精神病院。作者以义工的身份到川城精神康复中心工作了一年的时间,记录下了医务工作者、精神病患者和病患者家属们的特殊人生。他们的人生特殊在哪儿?让我们跟随作者的笔触,走进这个神秘的群体——

前言:人类的弥补在哪儿

你好!你知道什么是精神疾病,你知道中国有多少精神疾病患者?你知道他们的现状?对于他们的治疗,你有什么看法?

我拦住路人甲。一个身着青色西装,配枣红色领带的中年男人。他瞪着我,眼神不解,这个女人有病?精神病?疯子?做这种社会调查。他皱紧眉头,他看我两眼,又是警惕又是鄙夷,他摆手说道,不知道不知道。他摆完手,急促地走掉。像急于丢掉一团垃圾。

我拦住路人乙。一个小伙子。他没走掉,倒是很快接过话头,你说的是疯子吧,衣服脱光了到处跑的,对了,还有的疯子拿刀砍自己的父母。这些人是不是都被关了起来?把他们关一辈子,莫放出来砍人。

请问你愿意去精神康复中心做义工,协助医护人员吗?

别,别,您可别让我与那些疯子们纠缠在一起,疯里疯气,要命。健谈的小伙子赶紧住嘴,转身就走。我手上的数据来不及给他看。

一亿?

一亿!

2009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公布:我国各类精神疾病患者人数在一亿以上,重性精神疾病患者人数超过1600万。

这只是2009年的数据。时至今日,一亿之上?1600万之上?请看:2017年12月29日,《新今报》报道,温州康宁医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A股有望迎来首家精神病医院上市公司。

精神病医院要在A股上市?没错。作为年收入4亿,入住率高达 96% 的精神病院,从营收来看完全符合上市要求。目前,尽管康宁医院因各种原因,没有成功上市,却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我国的精神疾病患者正在逐年增长,精神卫生医疗服务行业发展迅猛,已然成为“朝阳”产业。

“朝阳”产业!

一个我们谁也不想看到的“远大前程”!

曾经,我们以为精神病人离我们很远,仿佛在另一个世界。然而,他们就在我们中间。他们已经庞大到无法用界限来区分,也容不得任何抗拒和疏离。他们融合在无数个家庭和无数的人际网中,与我们血脉相连,悲欢与共。

追溯精神疾病之始,它与人类孪生。一部精神病史,就是一部人类苦难史。当人类用思想的智慧屹立在自然界的巅峰,精神疾病这一恶魔也如同“撒旦”悄然依附在身。

人们最初将精神疾病和魔鬼画上等号。在古代欧洲,神学和宗教势力主宰一切,精神病患者被视为鬼怪附体或受神灵惩处,他们受尽虐待。16~17世纪,被当作魔鬼而处以火刑致死的精神病患者达50多万人。到了18世纪,当西欧开始工业化和都市化时,精神病患者又被视为社会的不稳定分子而与罪犯、流浪汉等拘禁在一起。他们手脚缚以镣铐,丢弃在肮脏破乱的黑屋子里或是流放。

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在《疯癫与文明》写道:“病人被囚在船上,无处逃遁。他被送到千支百汊的江河上或茫茫无际的大海上,也就被送交给脱离尘世的、不可捉摸的命运。”在精神病院出现以前,精神病患者被视为需要清理的社会多余者,交给米歇尔·福柯笔下的“愚人船”,任其流浪,直至死亡。

法国大革命后,巴黎硝石库医院院长菲利普·皮内尔第一个去掉了精神病患者身上的枷锁,开始用人道主义对待精神病患者。19世纪中叶,英国精神病学家Conolly接手一家疯人院后,首次将疯人院改为“精神病医院”。

在我国古代,严重的精神疾病也会被视为“外来物”作祟,或是被视为家族的耻辱遭到囚禁或是驱逐。直到1898年,美国传教士创办了我国第一所精神病医院,从而,在我国精神卫生领域投下第一道曙光。自此,“应治尽治”作为精神疾病治疗的基本原则被确定下来。

百年时光走来,这群人,这群人的家属,还有围绕他们的医生护士,命运如何?我一直记得中国现代精神病学的奠基人、开拓者之一沈渔邨所说的一句话:对待精神病人的态度是国家文明的标志。

2016年3月15日至2017年3月15日,我进入到川城精神康复中心做一名义工。我的身边聚集着一群人,或者是割下父亲脑袋的人,或者是准备提炼仙丹获诺贝尔化学奖的人,或者是高呼世人都丢了魂的人。

我的带教老师“莲花章”摊开给我看的病历如此模式化:“无明显诱因导致精神异常”。

我盯着病历看,想找到“无明显诱因”里的一丝缝隙,然后将它扩张、撑开。在缝隙里面,深处,到底藏着什么?

藏着什么?我盯着病历看。盯紧每一张迷惘的脸,痛苦的脸,荒诞的脸,不稽的脸。

诱因在哪儿?我置身病区,我在这一群人中徘徊思索。当他们沉默着呆坐在地上,或是沿着活动室的墙根一圈圈转动,或是撞墙撞桌子高呼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我听到的只有一个声音——“我怎么了?”

我怎么了?我是一个笔误?我需要橡皮擦?或者我就是一个标准,你们尚未明了的标准?

西班牙作家卢卡·德代纳在他的长篇小说中,第一次给这群人命名“上帝的笔误”。卢卡·德代纳说,上帝之手,既创造人类完美杰作,也写下令人难以置信、不可饶恕的草率之处。好吧,我承认上帝也有失手的时候,我甚至承认某一天,我就是失手的产物,我就是准备提炼仙丹获诺贝尔化学奖的人,就是高呼世人都丢了魂的人。

我顶着“教授,先进工作者”的帽子,但不妨碍我做一个病号,和他们在一起。谁知道呢,或者我原本也是一个病号一个疯子。精神疾患这杯羹,人人有份。

那么,人类登场。人类的弥补在哪儿?

倘若The last one to die please out the light(最后一个死掉的人请灭灯),我们将陷进彻底的黑夜。

我所在的精神康复中心处在川城最西郊,像个孤岛。我每天坐17路公交车去孤岛。我每去一天,对它的热爱就增加一分。在这里,我看到“人”的存在,即便他们被冠以“那样”,冠以“失误”,我仍旧渴望看到爱、自由和尊严。

在这前言的末了,且给我一点时间,我想读一首诗。

雷蒙德·卡佛说——

这一生你得到了

你想要的吗?即使这样

我得到了,那你想要什么?

叫我自己亲爱的,感觉自己

在这个世上被爱。

她浑身都是欲火

出场人物:刘利军

现病史:从2013年5月起,患者无明显诱因出现多疑孤僻等现象,曾在武汉六角亭医院三次入院就治。2014年10月后,多疑、妄想、幻觉更加明显,多次指责妻子对自己不忠,与其他男人有不正当关系。患者在幻听幻觉支配下,用尖刀捅死自己的侄子。

来此何干,目的何在?窥视?八卦?看稀奇?精神康复中心的办公室主任狐疑地盯紧我。

我……我只是想和他们生活一段时间。

在这里,有……有什么好生活的呢?办公室主任更是狐疑。

有吧,有的。我语焉不详。

好吧,但你需要一份院长签字同意的进院申请,院长不签字,护理部就不能接纳,我就不能把你送进病区。

我有经验,我曾在综合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做过一段时间的义工。

这里和重症监护室不一样。

不一样?

重症监护室里是什么样的患者,能跑不?能伤人不?能自杀不?这里是什么?你不小心放跑了或是让他们自伤了,危不危险?他们攻击了伤害了你,危不危险?你一句话不得当,引发病症发作,危不危险?我们要对患者负责,也要对你负责。你说呢?

我没话说。“危险”像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头顶。

我签下保证,保证严守规则,保证不伤病人,不让病人伤我,不制造任何危险。

3月15日,我获得进院权利。在被告知许多自我安全保护措施后,我和三个男护士两个女护士,外加两个身材魁梧的男护工在操场上看管男二病区的三十八个病友。

操场面积共计四百平米左右,男二病区中挑选出来的三十八个人被允许自由活动,进行工娱治疗①。打球的,跳绳的,走圈圈的,谈恋爱的,坐在凳子上晒太阳的。看上去,像一个春天的公园。当然,公园四周耸着高高的围墙。护士、护工散坐四周,以防突发事件。在药物的管控调配下,被挑选者维持着此刻的平静。

不能平静的是刘利军,他双手抱头,佝偻着身子,坐在石凳上,一动不动。就如他在夜间,一动不动蹲在床底下。昨天晚上,刘美美护士和小王护士上夜班,零点十五分,查到306室3床,空的。床上没人。小王护士赶紧往厕所里跑,也是空的。小王大惊。刘美美弯腰叩床板,出来呀,出来。

刘利军从床底下钻出来,抱着头,贴着墙蹲着。刘美美说,你听话,上床睡觉,鉴定结论会下来的。刘利军站起来爬到床上,直挺挺躺着。刘美美替他盖好被子。每天晚上,这一幕都要重演。夜里零点一过,刘利军就蹲在床底下,他在思考一件生死攸关的大事。

现在,刘利军固定在操场西北角石凳上,大事仍在脑子里撞来撞去。生死攸关呢。我走过去,在他旁边坐下。

坐了近十分钟,无语。我掏出准备好的香烟,恭恭敬敬给刘利军点上火。抽完两支,他说,我现在一心一意等着鉴定结论。是的呀,我们也和你一样等着。我认真地看着他。

我递上第三支烟,刘利军接过来,不抽,捏在手上,开始讲述。他面色平静,语调平缓,像是一个职业素养低劣的说书人在讲述别人的故事。

刘利军说,周医生,我知道很多需要忽略的事情,其实一直都在发生。

刘利军知道他们苟且,他的女人和刘某某,但他的“知道”得瞒着他们。不能让他们知道他的知道。抬头不见低头见。说破了,能拼命吗?既然不能拼命,说破了,有意思吗?没意思的。

刘利军打算就这样,没什么不好的,就当自己瞎了。

那天,她中午下班后,说头疼,请假在家休息。他本来是要上连班的,不放心她,也请假回来陪她。他快走到出租屋门口了,只见刘副总的丰田停在拐角处,刘利军闪到旁边的面馆,叫了一小碗重庆小面。埋头吃。吃完面,丰田还停在那儿。刘利军又叫了一碗。这次,叫了一大碗。时间足够长。他吃得非常专注,一根一根拈起来送进嘴里,慢慢吃。像毒药。他妈的,他们真是能干,干了这么长时间。吃完三分之二面条,刘利军听到车轮划过石头路面声,黑色丰田闪了过去。刘利军舒了口气,他吃完另外三分之一,坐着抽烟,等着。抽到第三支烟,自家窗帘拉开了。刘利军又抽第四支,等她用冷水褪尽脸上的潮红,等她把战场打扫干净。

抽完第六支烟,刘利军笑呵呵地走进出租屋。头还痛不痛啊?他走过去摸她的头。烦人。她恼怒着,扭开头,并且挥手,像驱赶一只苍蝇。那只被她挥开的手,在半空中孤零零举着。他觉得漫长。长得像条湿裤子,裹在身上,脱也脱不掉。他只好不停地找话说,试图驱赶一件什么东西。

什么东西呢?他开始还不能确定。因为他们的战场清理得很干净,皱巴巴的床单抚平整了,她脸上的红散了,她的奶子也平平地立着,情欲掀起的高峰走向平息。然而,一定是有什么。他微微翕动鼻翼,进一步确定。他确定了。他恼恨自己。没有道理的呀,鼻炎患者的鼻子应该死去,什么味道都闻不到。

他确实闻到了。有点酸,有点腥,还有点膻。像一双巨大的无形的手,抹遍了出租屋的每一寸地盘,包括窗帘,包括墙壁,包括沙发,包括饮水机,到处到处都是。如果刘副总有一天除掉副,真正做到刘总,他精液的味道肯定比现在还要浓烈,还要强悍。像灰扑扑的大网,罩在里面,动弹不得。这是确定无疑的。这样想着,刘利军越发沮丧。真是他妈的奇怪,他并不感到气恨,而是沮丧。刘副总比他有钱有地位,刘副总的精液理所当然也比他霸道。

他使劲揉鼻子,把腥味从鼻孔里揉出去。赶紧说话。他命令自己。

刚才在公交车上,听到一个年轻女孩在身后说,你越骂我,越不要我,我就越要你。声音挺大的,她说了两次。我侧身看,没看到和她说话的人。她对谁说呢?难道她对着玻璃窗说?是个疯子吧?听说疯子们都自言自语。你离开我试试,我就是要缠着你,缠着你。女孩子猛地拍窗。我忍不住又看,才发现女孩子戴着耳机,她在给不要她的人打电话。

故事讲到这里,及时打住就好了,他嘴巴犯贱,偏偏添上一句,有必要死缠烂打吗,那个女孩子真是犯贱。

你比她还犯贱。她瞟了他一眼。

…… 

创作谈

没有人应该是一座孤岛

周芳

得知《精神病院采访实录》要在《北京文学》第9期刊出,我心里有无尽的感慨。这其中饱含着《北京文学》对我的关注呵护,以极大的耐心忍受我写作路上的小步伐慢前进。我还想到2015年,同样是在《北京文学》刊发的《重症监护室》。

重症监护室、精神病院,这样两个场域,是孤岛吗?生和死独自在那里百折千回。三年时间内,我在重症监护室做义工,再到精神病院做义工,我似乎在把自己往绝路上逼。我并不是一个心力强大的人。我在那样的孤岛上也会绝望,也会被层出不穷的死亡和疯癫打倒。然而,只有我在孤岛上生活过,我才深切地渴望:没有人应该是一座孤岛。

先从病院说起。病院在城市的最西边。

当初,城市规划会议上,前排就座教育局、法院、文体局等局,后排就座某院院长和某狱狱长。领导同志指点江山,东西南北如何如何安置,末了说道:“那个,那个,你们,你们就在那吧!”局长手指后排那两位。于是,某院与某狱放在了地图的最边缘。一东一西,犹如孤岛。

2016年3月至2017年3月,我在其中的一个孤岛做义工。孤岛的名字,叫精神康复中心。再说明白一些,我在精神病院。这十二个月的身份,我是隐晦的,不大告知于人。如果有人问起我的踪迹,我不知道可以对他们说些什么。他们是这样的正常。正常地上下班,正常地看到红灯停绿灯行,正常地搂抱爱人亲吻孩子。他们如此稳妥地生活在这个世界的正常范畴里。范畴之外呢?

比如躁郁症患者陈清正,用牙刷捅自己的喉咙。他手持两把牙刷,左边捅一下,右边捅一下,再左边捅一下,右边捅一下。赴死的决心这样浩大。两只手,两把牙刷全都是血糊糊的。我们抢回他的命。他不要这命。又用筷子捅,他还拿头撞墙撞桌子。一遍遍地寻死。走道里,他拦住我,拽紧我的胳膊,他神情庄严,医生,你告诉我,我什么时候死?

比如精神分裂症患者李敏,坐在地上,一个人说话,声音高高低低,起起伏伏。天上的鸟、地上的狗、棉纺厂的同事、初中的同学……思绪跳腾,话题转换极快。言语停歇间,时而大哭,时而大笑,时而大骂,骂自己。李敏骂李敏:敏,你不要脸;敏,你天生就是个坏坯子;敏,你心比天高,命要摔跤。

封闭的病房里,没有人理解他们寻死的苦痛,他们自言自语的癫狂,没有人看清楚他们的爱恨和情仇。因为,时间不够。人们不给我阐述的时间。我刚要开口,正常的人们就打断了我的话题。谈一个疯子干吗,你疯了吧?人们说。

疯子是别人的事?就像人们曾经以为的死亡?

2013年,我在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做义工。在那里,我和死亡频频相见,犹如一对火热的情人。推杯换盏的宴席上,我不能描述一个临终的人,他的手如何慢慢地变凉。呸,晦气。人们不准我说。仿佛死只是别人家的事。

在重症监护室,我见证生死一线,见证死里逃生,我在九死一生里拥抱生命。无疾无痛的肉体,肉体的一呼一吸,一眨眼,一抬手都是如此珍贵。那么精神呢、心智呢、灵魂呢?如果它们有了逃逸,有了漏洞,又当如何?

精神病院,比重症监护室更厚重更宏阔。它不会仅仅是死亡。

它的病耻感。他们被世人歧视,羞辱。繁华人间,拥挤人流,我左突右闪,找不到通道。我大叫一声,让路,我要去精神病院。刹那间,人流夺路而逃,避我如同大灾荒。随之,身后响起“呸,疯子”。

它的暴力。精神病人暴力犯罪一次次挑动公众神经。一个本该被“保护”的群体,却屡屡扮演暴力犯罪的主角。如此强烈的反差,我们要如何是好,我们似乎陷入无所适从的境地。

它的漫延。曾经,我们以为他们在另一个世界。然而,他们就在我们中间。他们已经庞大到无法用界限来区分,也容不得任何抗拒和疏离。他们融合在无数个家庭和无数的人际网中,与我们血脉相连,悲欢与共。

二十世纪,法国思想家米歇尔•福柯在《疯癫与文明》写道:“病人被囚在船上,无处逃遁。他被送到千支百汊的江河上或茫茫无际的大海上,也就被送交给脱离尘世的、不可捉摸的命运。”今天,在精神疾患治疗领域,人类比米歇尔•福柯时代有多大的进步,又有什么值得拓展——给予大量的耐心和同情心,让他们在这个世界里获得尊严、自由。

2016年3月5日,我再次以义工身份进入精神康复中心。在这孤岛上,我印证西班牙作家卢卡·德代纳的说法。他说上帝之手,既创造人类完美杰作,也写下令人难以置信,不可饶恕的草率之处,为此,卢卡·德代纳给陈清正们命名“上帝的笔误”。

好吧,我承认上帝也有失手的时候。我诅咒这所谓的笔误。然而,我终究明白,大千世界,无非上帝和人类。上帝既已失手,那么,人类何在?我甚至怀疑这是上帝设下的一个局,一个善意的玩笑:我就这个样,你们呢?你们人类的救赎和弥补在哪儿?莫非,你们是一个一个孤岛?

再次感谢《北京文学》,感谢我的责编老师张哲和杨晓升主编。我从孤岛中来,你们为我发声音:没有人应该是一座孤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