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儿童文学“从来就不仅仅是‘文学’，它体现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深刻、最基本的价值取向和文化关切”（李敬泽语）。所谓“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当代中国儿童文学的繁荣发展与其生产、传播、评价和接受等机制的干预和调节作用密不可分。新时期初期的政策扶持、会议激励、期刊云集；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体制对儿童文学业态的结构性影响；21世纪以来商业文化大潮的席卷，育儿方式、教育教学观念的更新，以及阅读推广、书香社会建设所带来的儿童文学的社会认同急剧提升，都对“当代中国儿童文学”的整体面貌、品质、成规、趋势，产生了内在的、深远的、全面的影响。

外部因素修正审美标准

曹文轩曾认为新时期的中国儿童文学是由一个个著名的会议连接而成的。比如1978年10月下旬，由国家出版局、教育部、文化部、共青团中央、中国妇联、中国文联、中国科协联合举行“全国少年儿童读物出版工作座谈会”，来自全国200余位儿童文学作家、理论批评家、出版界人士、政府官员集结于江西庐山。此次会议是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再出发的重要标志。不久，国务院以“国发[1978]266号”文件的形式转批了此次会议报告《关于加强少年儿童读物出版工作的报告》。这一报告对儿童文学本体论回归“常识”做了确认，带有明确的政策引领、创作导向的意味。此后如1981年国家出版局在山东泰安召开的全国儿童读物出版工作会议，1985年文化部在昆明召开的全国儿童文学理论规划会议等。通过“会议”的“文学制度”方式，对儿童文学观念、形式和审美起到支配和引导的作用，是当代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重要举措和鲜明特点。

儿童文学刊物的兴起、出版社的全面介入，对儿童文学作品的“先锋性”艺术探索、长篇作品的推出、国外优秀儿童文学作品与理论的引进与译介等，都产生了直接的、积极的推动作用。比如《儿童文学研究》第4期（1980年5月）以王安忆的短篇小说《谁是未来的中队长》为专题进行多角度讨论；《儿童文学选刊》对《祭蛇》《鱼幻》等带有文本实验意味作品的刊载和讨论。20世纪90年代，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进行了“中华当代长篇少年小说创作丛书”的策划、组织和出版工作，对于长篇作品的兴起、以“当代少年”为主题的“当代中国童年”写实类小说的繁盛奠定了扎实的基础。此外，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对“幽默”主题系列作品的打造、二十一世纪出版社对“幻想”类题材的倚重，力图不断强化、扩散自身的影响力。新世纪以来，各家出版社对西方优秀儿童文学作品的译介工作都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如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推出的“纽伯瑞儿童文学金牌奖”丛书，明天出版社推出的“世界经典童话全集”“信谊世界精选图画书”系列，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推出的“国际安徒生奖大奖书系”“当代西方儿童文学新论译丛”等。

儿童文学评奖意味着“象征资本”的颁发与转化，日益成为儿童文学发展制度化、规范化的重要途径。比如始于1985年的“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宋庆龄儿童文学奖、冰心儿童文学奖、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大白鲸世界杯原创幻想儿童文学奖、曹文轩儿童文学奖等对不同的主题、体裁、类型、风格的奖掖；对新人作者的提携，对童话寓言、科学文艺、幼儿文学的扶持。通过40年来各级各类的儿童文学评奖活动，既在儿童文学界内形成了“共识”，也在大文化场域中对儿童文学的发展形成了“合力”。

正如布尔迪厄《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和结构》中所言，阅读兴趣、阅读能力本身并非天生所有，而是一个社会历史建构的结果。儿童文学的受众目标是儿童，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消费能力的提升和育儿方式的变化，儿童文学通过教科书、课外读物、书香校园建设推广人等诸多途径，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此外，正如姚斯一再强调的“只有通过读者的传递过程，作品才进入一种连续性变化的经验视野”，在20世纪90年代出版的《草房子》《狼王梦》等作品到了21世纪才获得了持续性的“长销书”的广泛影响力。从接受美学和传播学的受众理论视域来看，儿童受众的能动性和参与性，为儿童文学的社会影响力和传播效果提供反哺作用，不断修正、调整着儿童文学的历史坐标和审美标准。

主体性探寻提升艺术追求

恩格斯曾指出：历史的最终结果是从许多单个意志的相互冲突之中产生出来的。当我们将视线从儿童文学的“外部研究”进一步收束到“内部研究”，从共时性的场域视野转向历时性的考镜源流，从宏观的整体考量到微观的文本细读，就会发现：上述诸多元素的博弈所形成的机制效应，给新时期以来的儿童文学发展带来极大的空间；但也以市场逻辑、文化资本等多种隐性方式制约着儿童文学精神与审美品质。与此同时，儿童文学精神的自主性、个性化，对艺术品质的追求，对童年精神的保护、褒扬，以“博弈”的方式生成了当代中国儿童文学的高度和深度。正如曹文轩在《草房子》后记《追随永恒》中对儿童文学精神的坚守所描绘的那样：儿童文学“应是道义的力量、情感的力量、智慧的力量和美的力量，而这一切是永在的”。

正是这种对文学性、艺术性、儿童主体性的不懈探寻，当代中国儿童文学才能够在40年的跌宕起伏中不坠青云之志。新时期初期，无论是叶圣陶、任溶溶、孙幼军等“老作家”们的“复出”，还是曹文轩、王安忆、程玮、黄蓓佳、刘健屏、张之路、周锐、郑渊洁等新人的涌现，都表现出对儿童主体性精神的再三强调。刘健屏《我要我的雕刻刀》中章杰的特立独行，丁阿虎《祭蛇》《今夜月儿明》等作品表现出与众不同的艺术表达方式和儿童文学观念，程玮《来自异国的孩子》首次涉及对外开放语境下中西文化的冲突带给儿童的思考。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新人辈出、短篇佳作涌现，为90年代乃至当代中国儿童文学奠定了创作队伍、艺术积淀和基本格局。

20世纪90年代是长篇作品不断推出、作家作品艺术风格凸显的时代，也是市场经济体制下，儿童文学作家从自恋式的先锋实验和成人化的文本表达，向市场和读者不断靠拢的转型期。正是通过这一“博弈”，儿童文学的美学形态、艺术风格从80年代自发式的勇于探索，渐进为90年代自觉式的风格凸显。如《草房子》（1997）通过地域特色与童年回忆的情感融合，生成了曹文轩的写作视角和立场、境界和品格。沈石溪、金曾豪等人的动物小说中的动物形象，有着逼真细致的野外生活习性、“丛林法则”残酷环境中的坚强意志力以及“不自由，毋宁死”的刚烈性格。作家不仅对动物的生态体系做全景式的描绘，还以此为喻体来比喻充满中国文化特色的社会生存法则，形成了独特的美学形态。

21世纪前后是当代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分水岭。此前的作品总体上表现出对乡土童年回忆的热衷，对现实的关切，对儿童成长所指向的“未来民族性格”的美好期盼。体裁以小说为主，尤其是从短篇小说的活跃起步到长篇作品的试水，题材和人物多为6—16岁未成年人的成长故事，创作方式上是一种“激情”而又“自信”的现实主义，充满了思辨性的诗意。

21世纪以来，年轻作家大规模登场，包括重返儿童文学创作的黄蓓佳、程玮等，以成人作家身份介入儿童文学创作和选编工作的张炜、虹影、徐则臣等。这一时期的儿童文学不同程度地表现为宏大叙事的退场，将目光更多地投射在儿童的实际生活中，比如黄蓓佳《我要做好孩子》传达出对教育体制重压下儿童身心状态的忧虑和无奈，曾经洋溢在《小船，小船》中的诗意，已消弭在学习成绩不尽如人意的烦恼中。从秦文君的《男生贾里》到杨红樱的“马小跳”系列，再到萧萍的《沐阳上学记》系列，当代儿童生活的“浓密度与多样性”（韦勒克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在题材和主题选择上，儿童的小世界与都市、乡村、时代、历史、自然全面交融。以小说为例，就有校园小说、成长小说、动物小说、探险小说、科幻小说、历史题材小说等。以特殊儿童、留守与流动儿童、文化旅行、动植物特性、自然环境、生态文明等为主题的作品日渐丰富。作家们越来越自觉地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下展现童年生活的斑斓、儿童介入外部世界的意识和能动性。儿童文学作品的图像化、电子媒介化也成为儿童文学发展的重要趋势。与此同时，对读者接受的重视是儿童文学当代发展的重要表征。作家们在创作实践中更加自觉地依照幼年、童年、少年这三个年龄段儿童的心理特点、审美需求和欣赏习惯来创作。如汤素兰、王一梅、陈诗哥等对低幼儿童故事、童话、诗歌的倾注。汤汤对“鬼故事”的耽迷，赵菱、顾抒等对青春“玄幻”类作品的着力，小河丁丁、史雷等对地域风情和历史图景的经营。作品的类型纷呈，作家的美学风格、艺术特色也极为多元。

取长补短形成独特风格

中国儿童文学40年，产生了新题材、新人物、新的艺术经验；拓展了童年观、儿童生活内容、儿童心灵版图、儿童面对自然万物的“世界观”，形成了较为充足的创作梯队、良性循环的市场机制和读者接受氛围。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文学界、出版界和教育界对面向儿童的阅读推广活动愈加重视，儿童文学的传播与接受成为社会文明进程中的独特文化风景。与此同时，对国外优秀儿童文学作品的引进、对儿童文学评奖的关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但是目前存在的问题也显而易见：儿童散文、儿童诗歌、寓言等体裁的创作态势不容乐观；在以图画书为代表的多媒介洪流中，儿童文学的定位和定力都准备不足；儿童文学理论批评的队伍较为薄弱；尤其是许多年轻作家的文学素养欠缺、文化视野偏狭，严重影响了当代中国儿童文学的后续发展。当代中国儿童文学应该在汲取中外儿童文学经典作品的艺术营养的过程中，生成自己更具辨识度的艺术风格；在童年精神召唤下展现中国儿童文学的艺术自觉、创作自律与文化自信。

（作者单位：江苏第二师范学院学前教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