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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意乎相求, 不期而相遭” ——文章写作的有心与无心

来源:文艺报 | 庄锡华  2018年08月17日11:14

“非为作文,文思自来”,自然而然地进入写作状态,这是部分文坛前辈的经验。写文章为文造情,苦思冥想,费尽心计,却不大容易写出好的文章;反倒是凭着自然来袭的文思,辅之以润色、提炼,往往会有出色的发挥,写出来的文章能够打动人。有心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产生这种尴尬情形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苏轼(《南行前集叙》)称:“自少闻家君之论文,以为古之圣人有所不能自己而作者。故轼与弟辙为文至多,而未尝敢有作文之意。”“不能自己而作”,“未尝敢有作文之意”,话说得很直接:文章不是要写就能写的,而是由某种生活事象触动了文思,率而命笔、欲罢不能。苏洵多次说到这层意思,他曾以风水相激来形容写作的动因,认为写文章应当是自然而然的行为。《仲兄字文甫说》认为好的文章应是“无意乎相求,不期而相遭,而文生焉”。一正一反,说的都是毛诗序“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意思。写作是因为强烈的情绪驱动,有感而发,并非存心作文。陆机《文赋》探讨写作驱动力时说:“伫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认为文思之来:一感于物,一本于学,又以“若夫应感之会,通塞之纪,来不可遏,去不可止”来形容文思之来难以预料、不宜操控的特性。文学史上那些感人至深的名篇,像司马迁《报任安书》、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大多是临事后作者不能不有的表达,而其内容不过是作者积累胸中、感受极深的思虑。

“未尝敢有作文之意”是苏轼一生的秉持,他的不少文章率性自然、绝少斧凿之痕。苏轼说:“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自评文》,《苏轼文集》卷六十六)他后来总结自己的写作经验时也说写文章应如“行云流水”,有感而发,兴来而发,兴尽而止,来不得半点勉强。并非有意写文章,就能写文章;更不是有意写文章,就能写出好文章的。而文思泉涌,兴会淋漓,只需尽情挥洒,这样的写作境界谁不歆羡?苏轼集中如《赤壁赋》这样的随笔小品,大多是触景生情,胸中块垒必欲一吐方快。像“寄蜉游于天地,渺沧海于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被人说成是“神来之笔”,其实都发自作者的内心,是其平日反复况味人生时的感喟。

明人方苞《杨千木文稿序》说自周以前,学者未尝以文为事,而文极盛;自汉以后,学者以文为事,而文益衰。写文章的积极性愈高,写出来的文章愈是低劣,愿望与效果大相径庭,问题出在哪里呢?文苞认为,衡量文章好坏的标准就是看其是否“言有物”,触物生情。情动于中、有感而发,才可能成为上品文章。为文造情,“质衰而文必敝”。桐城被时人称为天下文章的渊薮。从好的方面说,大多与作者有话要说、言之有物相关。方苞的小品文章便颇有可观。但桐城派得名之后,以文章高自标示,提出了义法的要求,对文字的布局、遣词造句有太多的考量,写文章的规矩越来越严格,刻意为文的印痕也愈益明显。束缚一多,失了自然的真趣,其末流不免沦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竭力要扫除的文化垃圾,早没了昔日的辉煌。

根据阅读经验:朴实、素雅鲜有厌者,相反,光昌流丽读得多了,却往往让人腻烦。文章“做”的成分愈多真情实感便愈少,就难以打动人。文学史上韩愈是刻意为文的代表,“文起八代之衰”,写文章很自觉,赵翼说韩愈有心学杜,偏于奇险,“然奇险自有得失,盖少陵才思所得,偶然得之,而昌黎则专以此求胜,故时见斧凿痕迹。有心与无心异也”。少了杜甫的自然,多了刻意为文的心计,所加雕琢必多,这一少一多,较量得失岂可以道里计?周作人说韩文搔首弄姿,装腔作势,是典型的“策士之文”。上世纪60年代,文坛受庸俗社会学的影响,崇尚宏大叙事,气魄、胆量确实很大,但缺失了真实性、趣味性的要求,无中生有、编出来的文章充斥文坛,这样的文章用郑燮的话来说就是“不待人烧,彼将自烧”。

客观地讲,写文章有意为之,作文之意强旺,与中国传统文化夸大文章功用的价值评估不无关系,写文章遂成为许多读书人眼中的名山事业,孜孜矻矻,或明或暗都存着青史留名的一份心思。苏轼论文,“未尝敢有作文之意”,摒弃功利意识,彰显的是一种新的作文境界,其用意与欧阳修“言不可恃”,似乎都是对着那种将著书看作立言不朽的态度唱对台戏的。其积极的方面就是抛弃了矫揉造作、无病呻吟的恶习。

文思因感而生,乘兴而作,兴尽而止,但进入写作状态后需要更多地调动生活与知识的积累,这就是一种自觉的行为,探讨文章写作的无心与有心,似应将文思来袭后,作者调动起写作热情,运用才情、素养、知识积累,使胸宇中的感触形诸文字的复杂情况考虑在内。像明代袁宏道、唐顺之那样为了反对复古模拟,忽略作者主体因素对文章的影响,一味肯定贩夫野老未经审美加工的发声,断言写作是情感驱动的下意识行为是不对的。文思袭来后作者会有一系列积极的思维活动,生活积累、知识积累的有效参与可以使文思的建构更加丰满充实,形诸文字时还有孰先孰后的安排,同样的文思可以有不同的表达方式,语词、文句的选择都需要作者认真的思考。

诗文同源,我们以诗歌文字的选择与组合为例。王安石的“细数落花因坐久,缓寻芳草得归迟”常为人称道,词语的搭配堪称一绝,用中国古代诗评家的眼光看,那叫险对,这样的险对岂能没有巧思?王诗有关暮春的描写极多创新。落英缤纷是自然现象,一“细数”,就融入了人的活动,而当“细数落花”与花下“坐久”组合之后,审美的内涵获得了极大的彰显。细数与缓寻、坐久与归迟,语词搭配堪称精妙,得力于诗人的巧思。同一自然现象还曾出现在杜甫的诗中,“一片花飞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杜诗伤春,但别有会心,风飘万点,纷纷扬扬的落花构成一种独特的自然意象,杜诗选词炼句,仿佛随处都能有神来之笔,让人难以企及。由此可见,生活中有了感触,产生了表达的欲望,还需具有表达技巧,文思的蕴酿、提炼,结构的安排,修辞造句,都需要作者的殚精竭虑。苏轼《范增论》属于史论小品,篇幅短小,内容却极为丰富,文章中作者充满心机的安排不难把握。赞范增弃羽,这有前人的言说,而恨其去之不早则发人之未发;称项羽不杀沛公“有君人之度”,又责其弑义帝为不智,君人之度与小人的不智,两两相对,突现了人物性格的分裂。继以“义帝之立,增为谋主矣。义帝之存亡,岂独为楚之盛衰,亦增之所与同祸福也,未有义帝亡而增独能久存者也”。将文意向更深处拓展。苏轼是绝顶聪明的古人,欣赏自然而然的写作状态时岂能罔顾文章需要作者不断完善构思、行文时要有独特的安排这一常识性的道理?事实上他在著述中经常有关于文章写作方法与技巧的探讨。《东坡志林》复述欧阳修的写作经验,说是要多读书、多写,从中揣摩、提升写作经验;《与谢民师书》讲文章要写得如行云流水,这些都是基于作者对于写作的理性思考。

总起来看,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关于文章心理动因的这一说法,在古人中得到广泛的认同。肯定作文受情感驱遣、摒弃为文造情,并不否认写作中应有主体的自觉,好的文章应是有心与无心共同作用的产物。也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很能理解各地为作家举办各种学习班,致力提升作家的知识积累,促进其写作水平提高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