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户登录

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北京文学》2018年第8期 |陈明:只留清气满乾坤——缅怀李清泉老师

来源:《北京文学》2018年第8期  | 陈明  2018年08月15日08:13

作者简介

陈明,中国作协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曾任哈尔滨文艺杂志社社长、总编辑。《小说林》、《诗林》主编,哈尔滨市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等。1977年开始创作发表文学作品,现已有四百多万字的作品问世。在国家级出版社及各类期刊出版发表了长篇小说,长篇纪实文学、中短篇小说、散文、诗歌等百余部、篇,并有电视剧、话剧等演、播出。曾获得国家文化部、中国人口文化奖、全国广电总局及东三省、省政府文艺精品工程,省委宣传部、省作协、市文学大奖等三十余项。

1946年3月,大地回暖。一队革命青年背起简单的行囊从延安出发了。他们是带着中国共产党的“扎根群众、发动群众”的使命,向着东北行军。“东北很大,落脚何处得走着瞧。”除了途中坐了三段短途火车和在内蒙古大草原搭了一段长途汽车外,他们一路靠布鞋跋涉了数不清的山山水水,历时五个月,秋风落叶时到达了哈尔滨。

李清泉老师就是这支队伍中的一员。

进入国际化的大城市,他们穿得比这个城市的贫民还破旧,因囊中羞涩而不修边幅。混迹于大街上华洋杂处的人群中,当地人一眼就认知“这是八路”。

但他们满不在乎地目空一切,视城市的灯红酒绿如浮云,怡然自得地在马路上晃荡……

他们那么潇洒和自信,因为他们“既有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影响,也有艰苦卓绝的革命实践”。

更重要的,他们有“中国知识分子高洁自持的精神品格”。

三年后,李清泉老师载着满满的开拓者的收获离开哈尔滨,“这个作为解放战争初期便留在我们手中的唯一大城市,巍然屹立在我的身

后……”

李清泉老师南下,继续他的革命征程。

1957年,这个风尘仆仆正当盛年的战士,在“反右派运动”中被莫名其妙地“派右”。

他自己选择来哈尔滨“改造”。

短短十二年,当他以异样的身份再次推开这座城市的门,是什么心情?

“这一开销就是二十一年!”

1976年,《哈尔滨文艺》杂志(《小说林》杂志的前身)停办了十多年后复刊。第一期刚面世,在筹备第二期稿件的时候,我从工厂来到编辑部,从此和李清泉老师共事三年。李清泉老师1978年回北京后,我感觉着在一个很远的地方,我还有一个父亲,让我时时刻刻牵挂着,只要一有机会我就去北京看他,直到2010年他去世。那一天,李清泉老师的大女儿李丹妮大姐来电话说,李老师走了。尽管有思想准备,我的心还是一下子沉落得自己感觉不到。我说,我现在说不出话,等一会儿我给您回……

这些年,一直想写点儿纪念李清泉老师的文字,每当回忆涌上心头,话却不知从哪儿说起。

1976年,我在工厂当学徒工,业余时间好舞点小文墨。下了夜班也不睡觉,写了篇自己管它叫“小说”的东西交给了我们厂宣传部的张部长。热心的张部长便开始给我四处投稿。按照规矩,稿件在未发表之前是不允许一稿两投的,张部长行伍出身,不明就里,加上爱徒心切,居然就来了个一稿三投。投到省里的报纸一份,省里的文学杂志一份,还有一份就投到了刚刚复刊的《哈尔滨文艺》杂志了。过了不长时间,省里报社邮来了一封退稿信,上面手写:陈明同志,此稿不用,希望你认真写好无产阶级革命派和走资派斗争的故事。投到省里文学杂志的那一份石沉大海。而投到《哈尔滨文艺》杂志的这一份稿件便落在了李清泉老师的手里。从此开始了我们三十多年的师生缘分。

李清泉老师在发稿签上的其他评价我不记得了,但最关键的一句话我永远都不会忘。他写道:这篇作品作为小说发显得单薄,作为散文发可以排头。

这个稿签我珍藏了许多年,还有李清泉老师给我开列的读书单,以及李老师回北京后的几封书信。直到2007年我家的老宅子遭遇了开发商的强拆,在没有得到通知的情况下旧宅一宿被夷为平地,好多珍贵的文字收藏都湮没在废墟里,从此我永远丢失了李清泉老师的笔迹。

世间的戾气都是这么培养出来的吗?

在收到省里报社退稿信不久的一天上午,我正在车床旁干活,张部长来通知我,说文艺杂志社让我下午去开作者会。在这之前,我只是知道张部长在为我四处投稿,但都投到哪儿了我并不知道。我问,文艺杂志社是个什么单位?他们为什么找我?张部长说,可能是你的稿子有消息了。我一看车间墙上的挂表,时间已经很紧张了,就匆匆洗了手,油渍麻花的工作服都没来得及换,就此离开了工厂。

杂志社当年设在道里区工厂街12号的一个三层的小楼里。工厂街全长有1100多米,西南起北安街,东北止滨洲铁路并连接一面街,小楼在这条道路末端的硬拐角。有风刮起尘土便止于这里,雨来了就很泥泞。小楼有些年头了,从外观看很破旧,墙皮脱落,红砖外露,屋头的小树根有手腕粗。那时候市文联还没有正式恢复,杂志社也没有自己的牌子,门口挂了一个竖版的“哈尔滨文学评论室”,白牌黑字,这便是如今的文学期刊《小说林》的“前世”了。

会议由评论组的赵连城老师主持,开了一下午。内容无非是要加强和作者的联系,请大家积极投稿等等。会议结束后我被时任总编霍呈祥老师留下了。他说,杂志社刚刚组建,没有女编辑,问我是否可以来一边学习一边工作。

我求之不得。

第二天早晨我就来杂志社上班了。楼道很暗,因为楼里还有住户,咸菜坛子酸菜缸的味道很浓。刚走到二楼的拐角,迎面背光处下来一个和蔼可亲的陌生人。他说,来上班啦?我说来学习。他说,这儿的人复杂着哪,你年轻,接触人啥的可加点儿小心。

我屏住呼吸,悄悄地点头,果然加上了十二分的小心上了三楼,推开了小说和诗歌组办公室的门。

光线很暗,浓浓的烟味儿直呛嗓子,辣辣的觑着眼适应了半天,才看清这是一间狭长的屋子,门口有一个瘸腿的凳子,凳子上放着掉了瓷的白脸盆。再往前走有一个看不清原来什么颜色的小方桌,桌上放着高低不等的瓶瓶罐罐,里面好像是酱油醋盐之类的东西,还有饭盆和筷子。靠东西墙排列着两排小学生课桌一样的办公桌,长条木头凳子,四根的那种。透过烟雾极目远望,屋的尽头是一面窗子,窗下的东西桌旁坐着两个老头,脸对脸,手指里都夹着烟,抽得正凶。角落里,有一张大约一米宽、两米长的木头床。一床薄被,床上铺着深蓝色的床单。

我很快就知道了,靠左边这个老头是支援老师,中国作协1995年认定的哈尔滨市唯一抗战作家,但当时是“历史反革命”,有着“总也交代不清的历史问题”;靠右边这个老头就是李清泉老师,“大右派”,原是《人民文学》的编辑部主任。他就住在这儿,这间办公室同时也是他的卧室他的厨房他的家。

这就是我要“加小心”的人吗?

李清泉老师见到我的第一件事,就是拿出我的稿子,上面用大头针别着那篇我珍藏了好多年的稿签。那上面的内容也是我第一次看到。看到李老师对我作品的评价,我的心激动得怦怦跳。在这之前,我只在报纸上发过豆腐块。

李老师说,发稿时间还来得及,你拿过去仔细看看。

我找到自己的座位,翻开稿子,才明白李老师让我看什么。

我们这一代人,世称“70届”,小学四年级便被卷入“文革”,从此基本和正规教育拜拜了。我的稿子错别字很多,都被李老师一一改正过来。错字在稿纸上涂红,是按照字在方格里的面积涂的,不留白,四四方方,规规整整,离远看,是一个个红方块,然后用一条红线拉出来,在稿纸的白边处把正确的字写上,画一个圆圈。不通顺的句子涂的是长方形的红块,改过的句子写在上面,用的是一色标准的正楷,清清楚楚。

直到后来我一直当到了杂志社的总编辑,将近四十年的编辑生涯,我在修改别人的手写稿件时,沿用的基本上也是这样的涂改法。

我这个小见习编辑每天早晨来得都比别人早,第一个见到的总是李清泉老师,在这之前,他在这个阴冷潮湿狭长的办公室里不知住了多少年了。每天早晨都看到他背着手满地转悠,从东边转到西边,再从西边转到东边,塑料底的懒汉鞋在水泥地上发出啪哒啪哒的声音。

我习惯问的是:李老师您吃饭了吗?

李老师回答的也总是那句话:我早晨不吃饭,就喝一点儿牛奶。

李清泉老师是江西人,他说“牛奶”发音是“流lai”,三声。

等到办公室里其他编辑来得差不多了,李老师也停止了转悠,这是锻炼完毕了吧,他在桌前坐下,开始看稿、编稿。李老师高度近视,他说是先天的,牙齿没坏眼睛就坏了。他戴着厚厚的眼镜,两个眼睛在一圈一圈的镜片后显得很小,加上屋里光线暗,他举着稿纸贴在他的鼻子尖前上下拉动。他时而痛心疾首,时而点头赞许,好像作者就在跟前站着一样。

累了,李清泉老师和支援老师就开始脸对脸地坐着抽烟。一口烟进去,支援老师大口地咳,他有严重的肺气肿病,有时一口气缓不上来,脸憋得通红,使劲跺脚,然后再抽不误。李清泉老师不咳,很是淡定从容,一口烟缓缓进去,憋气,再憋气,等到非换气不可的时候,嗓子眼里“忒儿”的一声,鼻孔一扇呼,烟雾没了。有人说,那才是真抽烟的哪,把烟都吃了。

屋里本来很暗,加上烟雾笼罩,就更暗了。夏天的时候,房顶漏雨,棚上用塑料布接着。时间长了,塑料布就黑了,东一条西一片地耷拉下来,在浓烟里幽幽摇动。

李老师教我的办法很独特。他知道我这个中学毕业生底子薄,谈不上文学鉴赏和文字功力,原先那点业余爱好远远处理不了一个专业编辑的业务。开始的时候,他把自己写好的稿签和编好的稿子让我看,让我自己去体会。然后让我看大量的自由来稿,每一篇退稿都得像他一样,手写退稿信,给作者指出稿件不用的原因,和今后努力的方向。开始时我很胆怯,怕看走眼,把好稿子漏掉。李老师让我大胆去做,先凭感觉。那个时候,退稿信一天能写好几十封。写完后装在信封里,我先不封口,因为我发现李老师常常把这些信和稿拿去再看。

与此同时,李老师给我开了一个长长的书单,我记得从希腊神话开始,古今中外很多名著都在其列。李老师说,这都是一个文科大学生必看的。那个时候,高考还没有开始。

慢慢的,我有了底气,退稿信写完也敢封口了,有时洋洋自得地把编好的稿子拿去给李老师看,可那时也是我挨批最多的时候。熟悉李老师的人都知道,李老师说话非常尖刻,他可不管你能不能接受。有一次李老师举着我编好的稿子刚看了一行,就捂着嘴笑起来。那种笑完全是嘲笑,或者是讪笑,我领教好几次了。

我赶紧凑过去,恭恭敬敬弯下腰,问,李老师笑啥?

李老师跷着二郎腿,脚尖点地,用烟卷熏黄的手指点着稿子的第一行,说,你瞅瞅,你自己瞅瞅。

这是一篇反映工厂生活的小说,第一行写着:“傍晚,工厂下班了,人流陆陆续续地奔食堂而去。”

我看了半天,不知错哪儿了。

李老师说,那人都成“流”了,怎么还能“陆陆续续”?说完李老师又捂着嘴笑。

我无地自容。

也铭心刻骨。

看李老师的稿签是一大享受。几乎他的每一篇稿签都是一个精短的文学评论。我按照李老师的要求,先看稿,然后看他写的稿签。寥寥几笔,或肯定精髓,或切中要害。要修改处,明晰在理,退稿理由,令人叹服。然后回头再看一遍作品,便觉柳暗花明、豁然开朗。若干年后,李清泉老师退休不久,曾和李清泉老师共事《北京文学》的编辑建议,把他以前审稿时写的稿签集中起来出本书。李老师的回答是:不出。

作为最年轻的见习编辑,我每天来得早,也比别人走得晚,总要把地擦干净再走。很多时,剩下一老一小,谈谈文学。我的座位在办公室的最后边,紧靠门;他的座位在办公室的最前面,窗子下。夕阳黄昏中,听他边讲边憋着气吸烟,我边听边纳闷,抽进去的烟气到底去哪儿了呢?

烟雾中,他的剪影慢慢暗下去。

临走时,和李老师告别:我走啦,你晚上吃什么呀?

搁碗筷的桌子上,只有两个干瘪的青辣椒。

有吃的,有吃的,你路上小心。李老师又开始啪哒着塑料底的懒汉布鞋在屋里转悠。

我知道李老师爱喝酒,就说,您可别借酒浇愁啊!

李老师最不愿意听这句话。他说,愁?有什么可愁的!

这是我真正的启蒙老师。

……试读结束,阅读全文请扫描文末二维码进入微店订阅。

《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18年第8期

创作谈

清气引领

陈明

感谢《北京文学》的杨主编给我再说几句话的机会,写完《只留清气满乾坤》之后,确实感到意犹未尽。

上世纪70年代,我们《哈尔滨文艺》杂志社的办公室狭长而又昏暗,像个破败小学校的教室。狭小的办公桌像小学生的课桌般两边排开,从仅有的一扇窗依次往下,摇晃的桌子腿直抵后门掉了漆的洗手盆。后来听说这个公用的洗手盆常被一个长了痔疮的编辑拿到卫生间去解决病痛。

除了终年的旧木板酸菜缸发出的霉臭味外,还有季节性的阴冷和潮湿。

李清泉老师就坐在窗下的第一个桌子边。我坐在最后边靠洗手盆的位置。这是因为,《哈尔滨文艺》自上世纪60年代初停刊,70年代后期复刊后,李清泉老师是最早调来办刊物的,也是所有编辑中资历最深、年纪最大、眼神最不好使的。而我,年纪最小,中学学历,刚刚从工厂“掺沙子”进来。

我没有认识李清泉老师之前,先认识了一股烟气。

那一刻,李清泉老师背对着门,正坐在桌前审阅稿件。他的脸几乎贴在桌面的稿件上,一手拿着笔,一手掐着烟,整个人笼罩在云里雾里。袅袅烟气从他的两肩浮起,再被黑黑的浓密的头发分割成极密的丝丝缕缕,最后在他的头部上方凝结成说不清形状的云絮。

那一刻,你就几乎说不清这个人究竟在这里已经待了多久,还要待多久,为什么要待这么久。

对于我的记忆来说,李清泉老师只有两个世界,一个是他面对的窗户和稿件,一个是他转过身来,面对现实的世界。他的现实世界常常是一屋子的人。正是“文革”刚结束,一大帮子白发苍苍的“牛鬼蛇神”迫不及待等着“昭雪”。怨气、怒气和数不清的被迫害故事每天换着版本的灌满“小教室”。李清泉老师很少掺言。他抹搭着厚厚眼镜片后面的厚眼皮,跷着不断抖动的二郎腿,听着别人的泣诉,只管抽烟。

伤害岂止在“以前”。

给我印象极为深刻的是,这个时候了还有人在嫉恨他,许是怀疑李清泉老师挡了其升迁通道,竟当面对他贬损之词无所不用其极。不足五尺之内,李清泉老师面对,无言语,抽烟,深深地吸下去,憋住气,屏住呼吸,抖腿,更深地憋住气,不知过了多久,只见眉头一扬,微微一笑,轻轻咧开嘴角,鼻翼微张,本来呼出的应该是一团浓烟此时全无,需细细察看方能见一缕清气袅袅拂面,瞬间融入虚无。然后,转过身,回到他的另一个世界,继续看稿。

一个人的胸襟能修炼到过滤人间的乌烟瘴气,这得多深的道行。

若干年后,有一次重逢,我们提到当年的那些事,已经戒了烟的李清泉老师一边小心地喝着什锦蘑菇汤一边说:“那样的坏人,旧社会都很少有,不提也罢。”

我就是这样,在一个懵懂的年代一个懵懂的年纪中,熏染了李清泉老师的“二手烟”,并靠它,抵御着世间的浊气,学着作人和作文。

值此李清泉大先生百年,于是便有了《只留清气满乾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