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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 “整夜整夜聊文学的时代” —— 看《重读八十年代》

来源:文汇报 | 潘凯雄  2018年08月09日07:43

《重读八十年代》对于王蒙、韩少功、史铁生、王安忆、莫言、余华、苏童等十位活跃在1980年代的重要作家一一进行了评说,以一个宏大的视野与重要的视角给人们更开阔更重要的启示。

——编者

八十年代是可以三五成群坐在一起,整夜整夜聊文学的时代;是可以大家聚在一起喝啤酒,整夜整夜地看电影录像带、看世界杯转播的时代;是可以像 “情人”一样 “轧”着马路的时代……

名编辑朱伟在他的新作 《重读八十年代》 “自序”中写下的这段文字悄然拉开了本人记忆的闸门:在那个 “整夜整夜聊文学的时代”,我和朱伟兄算是大概念意义上的同事,他在中国作协所属的 《人民文学》杂志社做编辑,我在中国作协所属的 《文艺报》社编稿子;他在位于农展馆南里的文联大楼五楼上班,我则在六楼办公;他忙于拉优秀作家的原创好稿,我则紧随其后组织与这些好稿相关的理论文章。到了九十年代,我们各奔东西再无交集;只是山不转水转,进入新世纪,彼此又成了大概念意义上的同事,他在三联书店主编 《三联生活周刊》,我则从人民文学出版社到中国出版集团公司,交集虽少,但于我内心而言,却总是有点莫名的亲切感;现在,朱伟已功成名退,优哉游哉地端坐于书房读书写作,我则翘首盼望他的那种生活,不得不用业余时光拜读其新作 《重读八十年代》……而整个拜读的过程,脑海里则是时而放映着过往的时光,时而闪过点关于当下的思絮。

朱伟的新作名为 《重读八十年代》,仔细比照一下这书名与内容,其名似有点 “大”。但我这里所言之 “大”其实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全书虽然对王蒙、韩少功、史铁生、王安忆、莫言、余华和苏童等十位活跃在八十年代的重要作家一一进行了评说,但在这十年里,值得书写的重要作家显然又远不止这十位。换言之或者也可以说,这十位作家固然重要,但单是他们还不足以完整地概括八十年代;二是尽管朱伟在本书中虽然只是评说了上述十位重要的作家,但所涉作品却超过了50部,而其中许多作品都并非出自八十年代,且绝大部分作家的重要作品几乎被一网打尽。有鉴于此,如此双重意义上的“大”虽 “大”矣,但却不能谓之为“虚”:第一层意义之 “大”,朱伟给我们留下了十足的想象与期待:什么时候我们还可以读到这部作品的姊姊篇?并由此而拼接成一个更加完整的八十年代;第二层意义之 “大”则更可谓之为“重”,通过朱伟的描述与勾勒,我们发现,上述十位重要作家的文学起步虽大都在八十年代,但其中绝大多数作家的重磅作品又都是出现在八十年代之后。由此我们应该有理由想象:那个 “八十年代”在这一代作家的写作生涯中究竟占有什么样的位置?

在外围绕了一圈,还是回到 《重读八十年代》的文本吧。读这本25万字的 “作家论”,扑面而来的第一直感就是朱伟的阅读量真大。 《重读八十年代》所涉50余部作品的总字数究竟有多少,我没算过,但肯定是超过了25万字评说的十倍以上。不仅是阅读量之大,而且绝对是 “真的重读”和 “真的细读”,没有这两个 “真的”,朱伟不可能写出这样一部个性迥然的著述。我之所以格外强调这第一直感,实在是有感于现在的一些评论文字固然俏皮,也煞有介事,但读后又着实令人怀疑其论者是否 “真的”读完了原著,是否 “真的”细读了原著?

如果说本人的这 “第一直感”还是 “外围”之论的话,那我的第二感觉就是构成这部 “作家论”主体的完全是朱伟自己实实在在的阅读体验,无论对哪位作家哪部作品的具体评述,基本没有或展示 “深厚国学”或炫览“广博西学”式的引经据典,有的只是实实在在细读作品后的个人体验和依据作品及作者自身发展逻辑的阐释。当然,我不会简单到一概而论地反对引经据典,而只是以为:第一,姑且先不论这 “经”或 “典” “引”得是否确切, “据”得是否妥帖,对作品的细读与体验从来都应该是进行作家作品研究和批评的基本前提,那种以一两门所谓时尚理论来套一切作品的做法与其说是在 “炫学”莫若说是在“露怯”更为贴切;第二,我一直有一种顽固或许也是偏执的认识:除去那些必要的必须的通过 “引经据典”来求证或演绎某种学说和规律的治学之论外,能够用自己的语言特别是明白晓畅的语言将问题说得清晰而透彻者在某种意义上更是一种大学问和高境界。以 《莫言:在深海里响亮沉重地呼吸》这一篇章为例,从成名作 《透明的红萝卜》到长篇 《蛙》,莫言所有重要的中长篇小说无一遗漏,而在众多的作家作品研究中,莫言研究是最容易炫 “引经据典”之术的,从 “现代”到 “后现代”、从“叙事学”到 “修辞学”……能 “引”的都被 “引”过,但朱伟的这则专论则无一处引文,有的就是自己对其一部部作品条分缕析的解读,只不过间或冒出一句诸如 “这条路,我们自称为 ‘纯文学’”之类的概括,看似了了数字,实则举重若轻意味深长。

朱伟在 《重读八十年代》中说作家论作品,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自己的参与感。 “我”的行为与踪迹不时会出现在这一篇篇作家论中,或是向作家们组稿、或是和他们的一顿饭局、或是在一起听音乐看球赛直播……这样的文字尽管不多,但却有一种现场感和动态感。这是朱伟作为一个优秀编辑所独有的优势,也正是他这种独有的优势无形中烘托出两个巨大而重要的汉字——时代。具体来说,书名 《重读八十年代》中的那个 “八十年代”就是一个重要的时代。

关于 “八十年代”,拙文开篇就引用了一段朱伟对这一时代文学而形象的描述,这里还可以再补充几句朱伟从另外一个角度对这一时代的描述:

我的八十年代记忆中,都是那辆绿色的凤凰牌的自行车的印象。我骑着它,从阜成门外找钱刚,到蓟门桥找李零,再到北大找陈平原。这辆自行车陪伴了我整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送儿子上补习班停在楼下,它终于被偷走了。

那正是些年轻而值得回味的日子。

坦率地说,我无从知道今天的读者会从朱伟的这两段文字中读出什么,而本人作为与朱伟有着差不多从业经历者对那个时代的深切感受迄今依然挥之不去,那就是文学热情空前高涨、人际关系相对简单,艺术探讨平等活跃……这便造成了一些评论家对八十年代文学的误判。我们当然不能将某种时代氛围与文学成就的高低简单地画上某种符号,但时代与文学间总是存在着种种千丝万缕的必然联系,这一点却总是那般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客观存在着,无论你愿意正视还是选择回避。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朱伟的这部 《重读八十年代》除去自身写作的诸特色外,更从另一个宏大的视野与重要的视角给了我们更开阔更重要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