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去年，巴黎举办“朱迪特·戈蒂埃百年祭辰国际学术论坛”，同时，巴黎中国文化中心特邀笔者作《朱迪特·戈蒂埃：我是一个“转世中国公主”》专题报告，追忆一位法国女作家在传播中华文明中所作的贡献。

在朱迪特的文学生涯中，她的家庭教师丁敦龄起了关键作用。丁敦龄1831年生于中国山西省，18岁上乡试考中秀才。因家乡闹饥荒，他受法国教士赈济，皈依天主教，取教名“保罗-约翰·巴蒂斯特·玛丽”。丁敦龄到澳门，娶同为教徒的方阿玲为妻，以教书谋生。在那里，他遇见一位法国外交官，后者说传教士约瑟夫-玛丽·卡莱在巴黎编纂一部“汉法辞典”，欲雇一个中国人当助手。他欣然应允，于1861年8月乘邮轮抵达巴黎，住在卡莱居所，为其核对抄写书稿，兼管家务。孰料，一年后那个耶稣会士突然病故，致使从不出门、基本不懂法语的丁敦龄漂泊街头，生计无着。一日，丁敦龄在巴黎拉丁区碰到东方学者卡诺，介绍了自己的境况。卡诺是泰奥菲尔·戈蒂埃挚友，遂将丁敦龄引见给这位高蹈派大诗人。戈氏接触过雷莫沙的汉学史料，对古老中华文明兴趣浓厚，因之与中国秀才相见甚欢。出于同情心，他表示愿意帮助丁敦龄乘船返回故国。哪知中国秀才神色惊惶，回绝了这番好意。多年后，朱迪特在她的回忆录《第二串珠》里这样追述丁敦龄的反应：“他原先参与太平天国谋反，打仗臂膀受伤，留下一块伤疤。”戈蒂埃决定按东方习俗，将丁敦龄收留在家作“清客”，让他教自己两个女儿学汉语。

戈蒂埃两个女儿语言进步很快，不久就能用中文会话。丁敦龄还引导朱迪特领略中国古典诗词妙异，为她启蒙，使她掌握了遥远文明古国的知识。父亲大喜过望，称：“吾等均无才学，惟此女真有天赋”，把长女朱迪特视为自己“惟一寄托”，盼伊能圆他的“东方梦”。丁敦龄由此以“戈家中国人”一时名噪巴黎。泰奥菲尔·戈蒂埃在自己位于纳伊的宅第里向友人介绍他的“帕纳斯黄皮肤高参”，让彼辈有幸直接接触“中华帝国”古典诗文。在《第二串珠》里，朱迪特详细记载了自己在中国秀才指导下学习中文的整个过程。一天，她还把丁敦龄介绍给大仲马，希望允许丁氏翻译大仲马的名著《三个火枪手》。她尊重自己的中文教师，与他结下真挚友谊，说：“他不在我们家时，大家总会挂念他。”

戈蒂埃1872年过世，丁敦龄追念恩人说：“我离开中国，14个年头已经逝去。踏上你们祖先的土地，我邂逅西方慷慨义士，一日万幸得见泰奥菲尔·戈蒂埃。他胸怀宽广，仁慈地向我敞开府第大门，将我收留在家。他是一位天赐贵人，让我沐浴仁爱之光。戈翁现已告别本世纪，愿他入土为安。”

1864年1月，朱迪特在法国《艺术家》杂志上发表了她翻译成法文的一组中国诗歌《中国主题变奏曲》。1867年，她22岁上出版《白玉诗书》，辑合了近百篇中国古典诗词，其中有李白、杜甫、苏东坡和李清照的作品，首次让法国公众接触到他们从未见识过的异国新奇诗韵。朱迪特的文学翻译别具特色，不拘泥原文，着力自由发挥想象，求索神似，以传诗文之妙。李白的《清平调》“一枝艳露出凝香”，被译成法文为：“枝繁花茂，在朝露的滋润下，益发清香，沁人心扉”。一些汉学家提出朱迪特有“翻译错误”，但她的第一批读者中，有人持相反观点。诗人保尔·魏尔伦就说：“我完全不想对这些浮表的不准确吹毛求疵，诗文魅力有目共睹，译者的才华已盖过了人们臆想中的缺略……”朱迪特·戈蒂埃作品的研究者认为，她性耽独立，初涉诗坛便起而反对法国僵化的古典诗词格律。

在《白玉诗书》序言里，译者赞美中国是“一个为诗人建立庙宇的圣地”，说“在俄耳浦斯之前12个世纪，先于大卫、荷马1500年，中国诗人就以诗琴伴奏歌吟。他们在全世界绝无仅有，至今几乎还是用同样的旋律在咏唱……”这部诗集旋即转译成德文、丹麦文和英文，作为“主导动机”给欧洲浪漫派音乐大师马勒的第九交响乐《大地之歌》输入神秘灵感。在她写的《奇异族类》这部散文集中，朱迪特还强调：“中华帝国是诗人的天堂，诗作堪称‘天赐’”。《白玉诗书》初版，朱迪特署名“俞第德”，意为“德行至上”，将之题赠给对其文才推崇备至的维克多·雨果。从1868年开始，她在报纸上连载长篇剑侠小说《帝龙》，塑造了一个反清复明的英雄人物。雨果读后写信给作者说：“您的文笔有力而优雅！远赴中国，形同奔月。您引导我们进行的是一次星际旅行。我们欣然跟随，心醉神迷，而您却展翅，流星般飞逝进深蓝的梦境。令我万分钦羡。”雨果还给朱迪特写了两首献诗，直呼其名：“朱迪特，我俩命运紧紧相连，同舟与共。”

朱迪特在文体上深受中国古典文学影响。小说《帝龙》的叙事主线与中国民俗小说“话本”颇为相似，散文里夹带诗歌，每一章回均由一节韵诗引出。这部作品首先在《自由报》上连载，受到社会上一致好评。阿纳托尔·法朗士这样评论道：“她有自己的寰宇与愿景，故而文风自成一体。这个境界即是远东。但它与游旅者展示在我们眼前的景象全然不同，即便写书人是像洛蒂那样的诗人。她笔下的远东，犹如钻石产于深邃矿脉的黑夜中，是在一个少女幽静的灵魂里形成的。朱迪特的这第一部小说《帝龙》，我应该说，是她的第一部诗篇，因为那是真正的诗篇，一本文体清丽爽目，由金丝编织而成的书。”

朱迪特一生中写了许多取材于中国的作品。其中，《奇异族类》和《中国》两本散文源于对“中华帝国”细致入微的观察，引领法国公众去发现一个丰富的古老文明。在小说《帝龙》之后，她于1893年又发表了另一部集异的东方故事汇《东方之花》，由巴黎阿尔芒·高兰书局出版。如伏尔泰从《今古奇观》里取材写《查狄格，或者命运》那样，她从中国文明中汲取灵感，丰富自己的文学创作。收入《东方之花》中国篇章里的《祭扇》即为一例。《今古奇观》系由殷弘绪神父译成法文，刊载在杜赫德神父编纂的《中国通志》上。伏尔泰选取《庄子休鼓盆成大道》一文，法译文名为《庄子古怪地掩埋妻室后，从此钻研哲理得道》。故事说，庄子视生命如浮云烟雾，妇人一无信用可言。他用试探其妻是否忠于自己来证实个人观点。妻子果然不忠，招其厌恶。伏尔泰依照庄子的道家观点，嘲笑社会世风日下。但朱迪特不步伏尔泰后尘，反其道而行之，改写了故事结局。在她的笔下，“不贞之妇”田氏死后变成一只“自由鸟”，而贤哲庄子终未能得道成仙。那鸟儿变成田氏的精神化身，公然向他发出揶揄的尖叫：“哈！哈！愚蠢的哲学家，你看上去志得意满，内心里却被绝望攫获。你笼里关着一只漂亮的蜂鸟，以为那就是她的全部宇宙，惟有你的灰胡子最秀美。愚蠢！愚蠢！你想束缚她的双翅，可是她看到了青春和爱的天空。哈！哈！你的欢乐鸟飞走了。愚蠢的哲学家，现在该你哭泣了！守着空笼子痛哭吧！”

无疑，这是对孔子主张女子“出嫁从夫”的尖刻批判，朱迪特不愧为女权主义的先驱。她指责孔子编《诗经》时，从中剔除了所有表达妇女争取自由的情歌。这兴许同她与高蹈派诗人卡杜勒·孟戴斯不幸的婚姻有关。对方自始至终玩弄她的感情，导致朱迪特对爱情绝望，将身心全部扑在了文学创作上。

朱迪特在描述东方风物的小说作品中，热心选取中国题材，特别是跟当时最活跃的东方学者彼埃尔·洛蒂合作。1887年，二人在一次假面舞会上相遇。那晚，朱迪特化装成埃及艳后克里奥佩特拉，洛蒂以图坦卡蒙式的埃及法老面貌出现。两人都对东方抱有浓厚兴趣，合作写起以东方为题材的剧本《天之娇女》，意在突出爱情与荣誉两难的恒久主题。故事结尾是女主人公为维护家族名誉自尽，这跟朱迪特在《帝龙》及其他历史小说中颂扬的高尚价值一脉相承。值得人们关注的是，她在《天之娇女》序言里明确指出：“若要真正理解中国，必须知道300年以来，这个国度心上有一个深深的创伤，至今未愈。中国被称为‘鞑靼人’的满族入侵，取代原先明朝，建立清朝。但汉族人始终怀旧，志在鼎革，一心要反清复明。因此，中国一直处于动荡状态，怒火始终潜伏地下，有朝一日在某个省份突然中烧，熄灭后又会在另一个省里复燃”。人们可以发现，朱迪特·戈蒂埃在谈论中国时，完全不是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来说话，不是仅仅追求轰动效应，或展示异国风情。她表现出的是自己同这个民族融入的关系。

在反映朱迪特特殊“东方情结”的历史小说作品中，有受丁敦龄影响写的《太平天王传》、根据“香妃”轶事写的《天子宠妃》、波斯英雄史诗《伊斯坎德尔》、描写17世纪法国远征印度的《征服天堂》。另有《孟加拉女王》《一只白象的故事》《山中老者》和《布提法赫之妻》等等。朱迪特作品留给后世的是一个深深浸润东方风情的异域世界，所涉疆域除了中国，还有日本、暹罗、印度、土耳其、埃及、以色列和波斯。展现在读者眼前的遥远东方，经常含有作者异想的美妙和奇特色调。高蹈派诗人泰奥菲尔·邦维尔评论说：“我们法兰西曾经有过非常杰出的女性。然而，我认为其中无人能超越《伊斯坎德尔》的作者。她的想象力和精神璀灿无比。” 雷米·德·古赫蒙在《回忆朱迪特·戈蒂埃》一书中称赞她的文才，赞赏道：“朱迪特是当今最优秀的法兰西作家之一。她文笔自然流畅，淳朴而又深含韵味，有着女性细腻的质感，言所欲言，让人浮想联翩，沉浸于无言的梦境”。

1910年，朱迪特·戈蒂埃成为第一位当选龚古尔文学院院士的女作家。她荣耀地进入龚古尔文学院时向报界宣称：“我是个中国女性，一个转世的中国公主”。显然，这里的“中国”已不只是一个国度，何况，朱迪特从未踏上过她描绘的那片沃土。中国在此是她一生寄托梦想、希冀能自由生活的归宿地。她跟丈夫离异后终身独居，宣称：“吾独立而生，独立老去，独立而死。”

1917年冬，朱迪特·戈蒂埃逝世，安葬在布列塔尼海岸迪纳尔的圣埃诺加公墓。令人惊讶的是，这位西方美姝的墓志铭竟用“日来天”三个汉字刻写，意为“晨光自东方而来”。奉献墓铭者的身份更令人寻思。原来，此人是受中华文明影响的安南郡主阮福明。他原为安南阮朝国王，13岁登基，年号咸宜，因反对法国入侵干政，被殖民当局抓到北非阿尔及利亚软禁。朱迪特于1900年6月在巴黎世界博览会上同他巧遇，心中十分钦佩这位受到印支民众拥戴的“英雄”，年过五旬的朱迪特竟至暗生情愫。1904年阮福明与法国女子玛赛尔·拉洛埃成婚后，朱迪特依然保持对他的这份情意，二人实为挚友，异地通信交流艺术心得长达17年，直至她去世。安南郡主理解朱迪特的内心，奉献给她的这块“日来天”墓碑显然符合逝者意愿，送她上路去迎接东方的晨曦。

（本文是作者在巴黎中国文化中心举办《朱迪特·戈蒂埃：我是一个“转世中国公主”》报告会上演讲的部分内容，原稿为法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