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1

我习惯在固定摊位买菜，就像习惯了去固定的店美发，固定浴池洗澡一样。

她三十多岁，圆脸薄唇，一双笑眼。从市场北门进去，很容易看到她。她的目光辐射面极广，即使手头忙碌不停，眼睛却可随时跟进来的人打招呼。你还未走到她摊位前，她早已扯开了一只塑料袋，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姐，今天吃点什么？”无论是称呼姐还是哥，姨还是叔，她都喊得十分自然真诚，让买菜的人心里熨帖。不就买个菜么？在谁家不是买？况价钱又差不多，谁会打笑脸人呢！

以前我家有个邻居，我叫她李婶，她待人极为热情，每次跟我妈聊天，提到她女儿燕子，开场语总是“你家燕子啊……”，提到我时则换成“我家茜儿啊……” 我妈很受用，认为这称呼不生分，显得亲近。但我对她这种刻意颠倒你我的矫情称谓很是不以为然。后来参加工作，有个同事口头禅是“咱”，听熟了“咱家”“咱爸”“咱妈”，倒也渐渐习惯了，甚而觉得很顺耳。

卖菜的女子嘴甜手快，笼络了很多熟客，下班高峰时段，她摊位前呼啦啦围满了人，即使旁边摊位顾客稀少，人们也宁愿在她这挨着时间。有那么一两次，我刚挪脚想去旁边摊位，她就用笑盈盈的目光把我拽回来。后来我到底还是换了摊位，原因说起来很小，就像指甲里斜出一根倒刺，想忽略反而时时在意。一般情形下，买完菜找回的零钱我约略瞅一眼就放包里，极少细看。有一次找回零钱时偏认真数了一下，竟少找我十块钱，心里对她的印象就别扭起来。联想起之前买的西红柿里有明显烂掉的，买一斤菜她常给称一斤半，多出来的部分常常吃不完要浪费掉，便恼恨起来，觉得她满是心计，没准以前少找过很多次零钱也说不定呢，再看她的笑脸就看出丑来。于是不再理会她迎上来的笑眼，直奔她旁边的摊位。按说，所谓过犹不及，言语的漫溢，情感的漫溢，我们已司空见惯。太用力，反而嗅不到花香。总之我那时就对她反感起来。隔壁摊主是一名四十岁左右的男子，木讷少言，不会主动招呼人，似乎也不会笑，让他称两根黄瓜他就称两根，绝不多一根。有一次我取笑他：“让你称两根的意思就是大约称一些，两根是虚指。”他反较起真来，生气地说：“两根不就是两根吗？谁知道‘大约’是多少？”他反驳得无懈可击，不过是买个菜罢了，也就不计较他的无趣。

那以后很长时间，我一直在他的摊位买菜。意外的是，邻摊的女人并不十分介意，每次照常送上笑脸，只是问候变成了“姐，下班了？”倒是我，做了亏心事一般，碰上她的问候只快速点点头。有一天，我路过她摊位，听到一个买菜的姑娘对她说：“你又多找给我五块钱，再这样你要赔死了。”她仍是一副笑脸：“我就是算账不行，差不了事，我就怕我少找给人家钱。”

我几乎可以确定，我误解了她。很多时候，如果你没有翻到生活这本书的下一页，也许你就永远猜不到下一个拼出真相碎片的人是谁。

生活有时真的不可测。某一天，我买菜的摊位易主了，接摊的是一对年轻活泼的夫妻。无意中听说，原来那个男摊主抑郁加重跳楼自杀了。

2

男生名字叫东，坐在教室第一排中间位置，正对着讲桌。那天晚自习上到一半，我发现学案落在办公室，就把办公室钥匙递给东，让他去三楼语文组帮我取来。

第二天早晨，我刚进办公室，同组胡老师迎上来就说：“快看看你钱包，有没有丢钱。”我狐疑地打开钱包，空空如也，连超市储值卡都不见了。胡老师一脸怒色地说：“放在办公桌上的包都被翻了，我丢了三百多，你丢了多少？”我丢了多少？我也说不清。我对钱包里的钱数从无确切记忆，就像我记不住车标路标一样，我丢了多少？我努力回忆，三四百块现金应该是有的。

办公室丢钱是件难以启齿的事，大家低头不见抬头见，说自己丢了钱，嫌疑人自然是本屋同事，钱不可能找回来反弄得人人尴尬。之前我也有过丢钱的经历，没有声张的缘由即在于此。嫌疑人是有的，没有抓住现行不好妄下断语。按照常理，丢过钱应该有防备心才是，至少应该把钱包锁起来，但每天拿出钱包锁在抽屉里，一则嫌麻烦，二则总觉得警惕同事心里纠结，三则办公室有十多名老师，只一人在屋的几率很小。

同事说，晚课前钱是没有丢的，很明显窃案发生在晚自习期间，老师们都在教室陪学生自习，办公室是空的。我想起了我的学生东，只有他在案发时间到过现场，自然他嫌疑最大。不过我又很清楚，生活有时候并不只有一个真相。我担心报案会毁了他一生。我大学同班一名女同学一时冲动偷了同宿舍另一名女生二十块钱，那时候二十块钱差不多是我们师范生一个月的伙食费，在同舍同学要报案让警察查指纹的威吓氛围下，女孩交出了偷窃的钱。当时毕业在即，系里打算给她个处分，最终是丢钱的女同学去求情，事情不了了之。毕业以后，偷钱的女生跟我班所有同学断了联系，历次同学聚会均无法找到她。

我不想让东重蹈覆辙，包庇他显然也不是好策略。我仔细梳理前一天晚上的每一个细节：拿到钥匙从四楼下到三楼，取学案回到四楼，三五分钟以内可以完成。他很久才回来，十分钟还是八分钟？我当时还问了一句，怎么那么久？他说他去了一趟厕所。回来之后他也没有马上还给我钥匙，下课铃响我要回办公室才想起跟他要回钥匙。再想想，他回来后坐在座位上神情似乎有些慌张，脸有些红。东的家庭条件比其他同学好，家里开着宾馆，生活费肯定不缺，平时也没有小偷小摸的行为，但这些都不能成为替他开脱的理由，况且听说他痴迷打游戏。办公室同事们知道东来过办公室以后，一致认为小偷非他莫属。

思来想去，我决定找他谈谈，轻描淡写地谈谈。我把他叫到空无一人的谈话室。

“你昨晚去办公室时屋里有没有老师？”

“没有。”

“是你开的门？”

“嗯。”

“你走时锁门了么？”

“没有，我要走的时候有人回办公室，我就直接走了。”

“哪个老师回办公室，你记得么？”

“没注意。”

“老师，出什么事了？”

“没大事，有几个老师丢了点钱。”

看来，他早有准备，对答如流。办公室同事都说自己在教室，没人承认中途回过办公室。我决定放弃追究，也许真相本身就是阴谋的一个部分，况且，真相有时也并没有那么重要。

然而，众口难缄，事情还是传了出去。东的班主任、年级领导轮番找他谈话，他始终没有承认。那以后的语文课上，他不看我，也不抬头听课，甚至整节课趴在课桌上。

大概两周以后，学校在各楼层走廊安了监控。巧的是，跟我们同一楼层的外语组随后就发生了失窃案。调了监控查看，嫌疑人是一名穿T恤的校外青年。同事们判断，两案极有可能是同一人所为。虽然学校印了监控视频截图下发给所有师生，事情却始终没有任何进展。

日本电影大师黑泽明曾把日本作家芥川龙之介在1922年发表的短篇小说《竹林中》改编成了电影，这部1950年上映的电影叫《罗生门》（名字取自芥川龙之介的另一部小说）。一名武士被杀，貌似真相的供词却有不同版本，每个在现场的人都提供了自己看到的真相，而真相淹没在说谎人都深以为真的供词中。

东离开的时候或许有或许没有老师回办公室，同事或许有也或许没有中途回办公室的，为了避免嫌疑，人人都有可能编造有利于己的谎言。我们是否也曾深陷于撒谎的“罗生门”里？撒谎本身是否就是人性的一部分？而有时不靠撒谎就无法说出真实。很多时候，你越以为接近真相，越有可能离真相越远。

3

她叫红。是我任教班级里唯一一名孤儿。初中以前，她的学费和生活费一直由她所在的镇政府负责。我不知道镇政府每个月给她多少钱。一入高中，开销肯定是增多了，又远离了她一直生活的山村，住在集体宿舍的她更加内向了。

她班主任既是我工作中的搭档又是我生活中的闺蜜，我说我是她语文老师，可以资助她。闺蜜说，钱够用，学校有专项资金，只是让我在精神上多关心一下她。多年教学实践告诉我，残缺家庭对孩子心理上造成的阴影是局外人难以感同身受的。我刚当班主任时，班里一名单亲家庭的女孩，平时眼神躲闪从不正眼看人，走路总低着头溜墙根，即使成绩在班里数一数二，脸上也极少有开心的表情。

我给红买了一套棉衣，为免她有负担，剪去了价签和牌标，假说穿了两次，号码有点小，她穿尺寸应该合适。又买了一些学习用品，趁课间休息送给了她，她淡淡说了谢谢。

有天晚课，课代表悄悄对我说：“老师，别再给她送东西了。老师们送她的衣服，只要不是新的贵的，她根本不穿。”课代表愤愤不平，“本来班级同学想为她搞一次募捐，但她的做法让同学们心里很不舒服。下课时，其他同学都出去活动，她却坐在座位上吃高档小食品。她同宿舍同学说，她买的日常用品，洗面奶、化妆品什么的都是名牌。”回头一想，给她买的衣服确实一次没见她穿过。

怜悯心衍生出的优越感和自卑心衍生出的孤傲感也许都是人性中同样没有觉悟出的阴暗。

闺蜜觉得红毕竟是个孩子，失去了双亲，胸口上有个东西碎了，空洞永远无法弥补，心理必然有些自卑失衡，性格难免有点孤僻莫测，只要真心实意对她好，她一定会变成一个乐观开朗、懂得感恩的好姑娘。逢年过节，寒假暑假，其他住宿生都回家团聚，只有红孤零零一个人，她倔强地不肯去她亲戚家，闺蜜就把她带回自己家。闺蜜说，我就一个儿子，反正没有女儿，就当我多生了个女儿。高中三年，她的假期都在我闺蜜家里度过。

她最终考上了一所不错的师范大学，学校帮她申请了助学贷款。听说本地一个富商正好有资助贫困大学生的意愿，闺蜜又多方奔走，帮她上了资助名单。她没有了任何后顾之忧，可以心无旁骛地读大学了。我们几个任课老师凑钱给她买了一台电脑，闺蜜给她买了一部新手机。

她一去大学再无消息。就像一团雾，消失得无影无踪。闺蜜百思不得其解。“哪怕她给我打个电话也好啊！”闺蜜说。科任老师们伤了心，从那以后对资助贫困学生之类的事失了热情。

后来我读《吕氏春秋》，里面有篇故事是关于子贡赎人。鲁国有一道法律：如果鲁国人在异国见到同胞遭遇不幸，沦落为奴隶，只要能够把这些人赎回来帮助他们恢复自由，就可以从国家获得补偿和奖励。孔子的学生子贡，把鲁国人从异国赎回来，但拒绝了国家补偿。孔子说：“赐（端木赐，即子贡）失之矣。自今以往，鲁人不赎人矣。取其金则无损于行，不取其金则（鲁人）不复赎人矣。”

人性在这方面的同理心自古使然。每个人都有自己心理上的阿克琉斯之踵，它顺着我们的脚往上，一直到了我们的脑袋。

几年以后，有次在街上闲逛，一个长发飘飘的姑娘骑着一辆崭新的自行车从对面慢悠悠晃过来，笑颜恬静而温和，旁边一个干净帅气的男孩手拢在她腰上，一对璧人立时像一道光，点亮了平庸的街道。路人不免都要多看几眼，我突觉那女孩似曾相识，大脑搜索了一番，原来是红。她从从容容从我身边飘过，也许没有认出我，也许早已忘了我。

我突然理解了她，理解了这个女孩在孤独阴影笼罩下曾有过的所有对抗和逃避。我们每个人也都有找不到生活出口的时候，而时间最终也许会给我们真正的答案。当我们找到自己的那一刻，我们也就找到了爱。 

王雪茜，女，辽宁省作家协会会员，丹东市作家协会副主席，高级教师。曾在《红豆》《文学报》《鸭绿江》《安徽文学》《湖南文学》《大观》《海燕》等期刊发表作品。有作品被《散文选刊》转载，并收入年度选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