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从桂西北都安瑶族自治县往东13公里，再沿红水河顺流而下40公里，在三级公路的对岸，有一个被竹林和青山环抱的村庄，就是上岭。它是我生命中最亲切的土地或者摇篮。我16岁以前的全部生活和记忆就在这里。对我来说，家乡是我生活过的地方中最洁净的土地，我最纯真的岁月也是在那里度过的。自从我离开了那里，进入都市，我被各种欲望骚扰、引诱、腐蚀，尽管我努力地进行着抵抗，同时用4部长篇小说对我的都市生活进行批判和解剖。但我还是觉得我已经不天真、不干净了。我要如何才能找到真正的自我？我为什么变成了现在的我？我能变回去吗？而我认为最纯净的家乡这么多年也在变化着，我的村庄生态越来越好，我的乡亲也变得比以前富裕了，但是欢乐却比以前少了很多。这是为什么？我必须重视这个现状，就像审视我自己一样。

2007年的一天，我回到上岭。此次归来，距离我上次返乡，相隔了11年。这次返乡，对我的触动非常大。我亲切而隔阂的上岭、熟悉而又陌生的乡亲，让我关切和疼痛。从那年以后，我年年回家。期间我还争取到政府的10万元钱给上岭修建了一个码头。殊不知正是因为这10万元，差点造成了众叛亲离的后果，因为我不允许我的亲戚染指这10万元钱，而修建码头的人又没有用好这笔钱，建起的码头差强人意。我被亲戚抱怨，被村民误解——我大哥和大嫂去给承建码头的包工头打工，一天工钱30元，被旁人嘲笑说码头的钱是你弟找的，你却只能在这做苦力。大哥大嫂当即摔掉了扁担。村民因为怀疑修建码头的钱被人贪污，去县里告状，接待的黄副县长问了一句：“你们知道凡一平吗？”当晚堂弟便打电话给我，质问我黄副县长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当时我没有做任何解释。我依然年年回乡。依然尽我所能为上岭做事——丙申年我又找了20万元，新建了一个码头，并找老板赞助了15杆太阳能路灯。从此我的乡亲过河不再趔趄，晚上即使喝醉了也不怕没人发现。

回乡，只要我回乡，似乎这才是我的乡亲所期盼的。如今，只要在每年的某个重要节点，乡亲们总会看到我坦诚的面孔，而他们回报我的，只有热忱。亲善似乎又出现在我的村庄——也是丙申年，我复旦进修时的同宿舍同学徐颜平来到上岭，因为喝得高兴，回到南宁时才发现手机落在了上岭。这位大商人非常担心手机里的秘密泄露。第二天，我堂哥骑着摩托车跑了50公里赶到县城，再乘班车130公里到南宁，把手机交给徐老板。他迫不及待地检查手机、翻阅手机，然后惊叹：“上岭没有斯诺登！”

是的，我的乡亲个个善良。

但我还是心情沉重。我沉重的原因是我既往的农村生活和现实的农民命运，总是像磐石一样压迫着我。它压迫了我很多年，无论我在金光大道的城里过着似乎很美好的生活，它始终是我挣脱不开的梦魇。忽然有一天，我找到了撬开磐石的杠杆和角度，为此我激动不已，并且不遗余力。

2013年创作出版的《上岭村的谋杀》，是我正视自己生活的土地的一部长篇小说，它使我获得了一次艺术的跨越和心灵的救赎。我写了一部内容与我以往不同的小说。“心灵的救赎”是指我以往的小说总是背离我成长的土地和河流，我愧对我的农村生活。而现在我的笔触调转了方向，我回来了。所以我解放了，得救了。

《上岭村编年史》是我延续“艺术跨越”和“心灵救赎”的又一部长篇小说，其灵感来源于我的一个短篇小说《风水师》。我为这篇6000字的小说居然看了数十万字的包括《黄帝宅经》在内的风水书籍，而更多的是思考人生的荒诞和沉浮，人性、命运的丰富和多变。

《风水师》写完了，我把它投出去，发表在《广西文学》2017年第4期。正值4月清明，我携这本杂志回上岭扫墓。我顽皮的孙辈们从我的包里翻出了这本杂志，连同糖果饼干一起拿走了。这本杂志传来传去，居然传到了樊光良的手上。4月的最后一天夜里，我突然接到樊光良的电话。他在电话里跟我说：“你对我的虚构太多了，我哪懂那么多风水呀。其实真正的风水师是你。如果你敢，你能把上岭村的人都写个遍，我更服你！”

樊光良的话，像巫师的蛊惑怂恿我，也像神灵的昭示指导我。我当即坐到电脑椅上，打开电脑，飞快地写下了小说的第一节。我一发不可收拾，从5月1日凌晨，到7月4日，我居然写完了长篇小说《上岭村编年史》。而且期间我出差、开会、醉酒，至少耗去一个月时间。对我这样一个愚笨的作家来说，这个速度简直就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何况，我对这部小说相当满意。这是我的第7部长篇小说。在我写完第5部长篇小说的时候，我觉得我不会再写了。可我居然又有了第6部、第7部，这多余的两部是谁送我的？是谁在操纵我的手，让我继续写上岭、一定写上岭？

既然这样，那索性就让我写得更多、更超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