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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岑回忆录:我的父亲觐见拿破仑

来源:《往事与随想》 | 赫尔岑  2018年08月03日09:11

《往事与随想》是俄国思想家、作家、革命家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赫尔岑(1812-1870)的回忆录。

赫尔岑出生于莫斯科的贵族家庭,经历了战火、革命、流放,接触了上至王公大臣、下至贩夫走卒的各色人物。这位时代巨匠从1852年开始动笔写作回忆录,历时十五年完成;内容覆盖了从1812年俄国卫国战争、十二月党人起义、1848年欧洲革命等重大事件,拿破仑一世、亚历山大一世、尼古拉一世、别林斯基、恰达耶夫、巴枯宁、马志尼、蒲鲁东、拿破仑三世等历史人物悉数登场。

赫尔岑在少年时代受十二月党人思想影响,立志走反对沙皇专制制度的道路。1829年进入莫斯科大学数理系;1835年以“对社会有极大危险的自由思想者”的罪名被流放。1842年回到莫斯科,立即重新投入战斗,并受到迫害。1847年初,赫尔岑携家到达欧洲,成为流亡者,从此再未返回俄国。1848年欧洲革命的失败使赫尔岑思想上发生危机,触发他重新思考社会根本问题。1852年他来到伦敦,随后建立了“自由俄罗斯印刷所”,出版了《北极星》和《警钟》两种刊物,登载揭露沙皇专制制度的文学作品和各种文章。这些刊物当时被大量秘密运回俄国,促进了解放运动的发展。1870年1月,赫尔岑病逝于巴黎。

赫尔岑生前曾亲自编定了一至五卷(除《家庭悲剧》等少数部分外),第六至八卷大多由后人根据他的遗稿陆续发表,但直至1956年,全书才由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编定,列入《赫尔岑三十卷集》。中译本系项星耀先生根据莫斯科国家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赫尔岑九卷集》译出,近日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后浪出版公司重新出版(2018年9月)。澎湃新闻经出版社授权选刊其中第一卷第一章的内容。在这里,赫尔岑写下了他出生之际的家族与国家命运:1812年4月,拿破仑大军压境、入侵莫斯科……

历山大·伊万诺维奇·赫尔岑著,项星耀译,《往事与随想》,四川人民出版社/后浪出版公司,2018年9月

我的保姆与拿破仑的军队

“喂,薇拉·阿尔达莫诺夫娜,再给我讲一遍吧,法国佬是怎么进莫斯科的?”我躺在小床上常常这么说,一边裹在绗过的棉被里,伸伸懒腰。小床四周围着一幅粗麻布,免得我摔到地上。

“咳!还讲什么哟,已经听过多少回了,况且也该睡啦,还是明天早些起床的好,”老婆子总这么回答,其实这是她心爱的话题,我乐意听,她也同样乐意讲。

“您就讲一点吧,比如,您怎么知道……噢,开头是怎样的?”

“开头是这样的。您爸爸(您知道他是怎么一个人)总是磨磨蹭蹭的,收拾这收拾那,最后总算拾掇好了!大家说,该走啦,还等什么,看来城里已经跑空了。他不听,还跟帕维尔·伊万诺维奇说个没完,商量怎么一起走,一会儿这个没准备好,一会儿那个没准备好。好不容易一切安排妥当,马车也停在门口了;老爷们坐下去用早饭,蓦地我们的厨师跑进饭厅,脸色煞白的,报告道:‘敌人已经进了德拉古米洛夫门。’大家一怔,心都凉了;我的天,上帝保佑吧!这时人人慌了手脚,乱糟糟的,正在唉声叹气,一看,龙骑兵已在满街奔驰,戴着那种钢盔,后面扬起一根马尾巴。城门全关闭了。这下子您爸爸只得听天由命,您也跟着倒了霉。那时您还由奶娘达里娅在喂奶呢,生得又虚弱又瘦小。”

我露出了骄傲的微笑,为自己参与了这次战争而扬扬得意。

“起先还马马虎虎,这是指开头几天,有时进来两三个兵,做做手势,意思是有没有酒;我们照例给他们一人斟一杯,他们喝完就走了,临走还敬礼呢。可后来起了火,火越烧越旺,城里变得大乱,抢劫和各种灾祸都出现了。我们当时住在公爵小姐(指梅谢尔斯卡娅公爵小姐,赫尔岑的祖母的妹妹。)家的厢房中,屋子也着了火。于是帕维尔·伊万诺维奇(戈洛赫瓦斯托夫,我父亲较小一个姐姐的丈夫。——作者注)劝我们:‘还是到我家去吧,我的房子是石造的,院子进深,围墙也坚固。’我们去了,主人仆人都一起步行,那时也分不得尊卑上下啦。我们走到特维尔林荫大道,那里的树木已经着火。最后总算到了戈洛赫瓦斯托夫家,一看,屋子已浓烟弥漫,火舌正从所有的窗口蹿出。帕维尔·伊万诺维奇愣住了,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这屋子背后有个大花园,我们拐到了那儿,以为那里安全一些。我们坐在长凳上发愁,突然不知打哪儿闯来了一群大兵,喝得醉醺醺的。帕维尔·伊万诺维奇穿一件旅行用的大皮袍,一个兵扑过去,要剥他的皮袍,老头儿不给,那个兵猛然拔出短剑朝他脸上砍去,以致他老人家归天的时候,脸上还留下一条伤疤。其他几个兵动手对付我们,一个兵把您从奶妈手中夺去,解开襁褓,看里面有没有钞票或者钻石,一看啥也没有,这天杀的,就故意把包布撕破,扔在地上。他们刚走,又出了大乱子。您记得我们的普拉东,后来给送去当兵的,他非常贪杯,这一天也实在胡闹,腰里挂了把军刀,到处游荡。原来,敌人进城前一天,罗斯托普钦伯爵[罗斯托普钦(1763—1826),1812至1814年间的莫斯科总督。]打开军械库,把武器分发给大家,普拉东捞到了一把军刀。那天傍晚,他看见一个龙骑兵骑马闯进院子;马厩旁边有一匹马,龙骑兵想把它牵走。哪知普拉东一个箭步跳到他跟前,抓住缰绳说道:‘马是我家的,我们不给你。’龙骑兵举起手枪吓唬他,可是枪里显然没装子弹。老爷当时也在,看到这情形,向他吆喝:‘放开马,这不关你的事。’可哪成!普拉东抽出军刀,对准龙骑兵的脑瓜就是一刀,龙骑兵的身子晃了晃,但他又狠狠干了几下。我们心想,这下我们的末日到了,龙骑兵的伙伴一发现这事,我们非完蛋不可。普拉东倒满不在乎,等龙骑兵一倒下,就抓住他的脚,把这倒霉鬼拖进了污水坑,丢在那里,这家伙当时还没断气呢。他的马站在一旁,一动不动,用蹄子踢泥土,仿佛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我们把它关进了马厩,后来大约就在那儿给烧死了。大家赶紧逃出院子,火也越烧越可怕。我们筋疲力尽,饿着肚子,发现一幢房屋还没着火,便躲进去歇息。谁知还不到一个小时,我们的人又从街上嚷嚷了:‘快出来,出来,起火啦!’我马上从台球桌上撕了一块粗帆布,把您裹在里边,免得夜里着凉。这样,我们到了特维尔广场,法国佬正在那儿救火,因为他们的长官住在总督府里。我们只得干脆坐在街头,只见到处是来来往往的巡逻兵,有的步行,有的骑马。您呢,拼命哭啊,闹啊,因为奶妈没有奶了,也找不到一块面包。那时纳塔利娅·康斯坦丁诺夫娜(赫尔岑幼年的保姆之一。)还跟我们在一起,您知道,这姑娘啥也不怕,她看见一群兵在墙角边吃东西,便抱了您去找他们,指指您说,小孩儿要‘蛮食’(法语“吃”的发音)。起先他们可凶呢,冲着她直吆喝:‘阿来,阿来!’(法语“滚开”的发音。)她就骂他们:你们这些杀头的;还杂七杂八讲了不少话。这些大兵啥也不懂,听了乐得哈哈大笑,给了您一点浸水的面包,也给了她一块。第二天一早,一个军官跑来,把所有的男人都带走了,您爸爸也在里边,只留下了女人和受伤的帕维尔·伊万诺维奇。他们是给带到周围的房屋去救火的,我们就这么单独呆到傍晚,光知道坐在那儿啼哭。到了黄昏,老爷回来了,还有一个军官跟他在一起……”

我的父亲觐见拿破仑

现在让我代替老婆子,把她的故事讲下去吧。我的父亲完成了消防队长的职务以后,在基督受难修道院附近遇到一队意大利骑兵。他便找他们的队长,用意大利语向他讲了他家庭的处境。意大利人听到亲切的祖国语言(原文是意大利文),答应报告特列维茨公爵[即莫蒂埃(1768—1835),法军元帅。拿破仑攻占莫斯科时,莫蒂埃任莫斯科总督。]并决定派一名卫兵保护我们,以免戈洛赫瓦斯托夫家花园中发生的野蛮事件重演。那个军官便是奉命前来执行这任务的。军官听说我们已两天没吃东西,便带我们走进一家洗劫过的店铺,那里花茶和近东地方的咖啡丢了一地,还有大量海枣、无花果和扁桃仁。我们把口袋塞得鼓鼓的,已足够做一顿甜食了。事实证明,卫兵是大有用处的:十来伙士兵曾先后来到特维尔广场拐角上,跟这些露宿街头的不幸的妇人孩子找麻烦,但当场都在卫兵的命令下离开了。

莫蒂埃记得在巴黎与我父亲会过面,因而呈报了拿破仑。拿破仑命我父亲次日早晨前去见他。我的父亲一向注重仪表,严格遵守礼节,可是这一天他应法国皇帝之召,到克里姆林宫金蜜殿觐见的时候,穿的是破旧的蓝色短燕尾服,铜纽扣,这本是打猎穿的,也没戴假发,衬衣肮脏,皮靴已几天没刷,胡须也没剃。

他们的谈话我听到过多次,在凡男爵[指阿加东·让·弗朗索瓦(1778—1837),法国历史学家,曾任拿破仑的秘书,著有《1812年纪事》等书。]和米哈伊洛夫斯基-丹尼列夫斯基[米哈伊洛夫斯基-丹尼列夫斯基(1790—1848),俄国将军,军事历史家,著有《记1812年卫国战争》一书。]等的历史著作中,都有相当忠实的记载。

起先是一些普通的套语,不连贯的句子和简单的议论,这些话一直被赋予深刻的含义,直到三十五年之后,大家才看清楚,它们只是些庸俗无聊的废话。接着拿破仑便为火灾大骂罗斯梵普钦,声称这是野蛮行为。他像平时一样,竭力要使人相信,他是无限爱好和平的。他解释道,他的战场是在英国,不在俄国,还吹嘘他派兵保护了孤儿院和圣母升天大教堂(克里姆林宫的主要寺院之一,在俄国建筑史上具有重大意义。)。他埋怨亚历山大(指当时的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受了坏人蒙蔽,不了解他的和平意愿。

我的父亲指出,提议和平应该是战胜者的责任。

“我已尽力而为。我曾派人去见库图佐夫[库图佐夫(1745-1813),俄国著名将领,1812年卫国战争中的俄军统帅。],他不愿进行任何谈判,也不让沙皇陛下知道我的建议。他们希望战争,这不是我的过错,我只得被迫应战。”

等这出喜剧演完之后,我的父亲要求发给我们通行证,好让我们离开莫斯科。

“我曾下令不给任何人发通行证。您为什么要走?您怕什么呢?我已命令开放市场了。”

法国皇帝这时似乎已经忘记,除了开放市场,人们还需要住房,何况在特维尔广场的敌军士兵中间过日子,也不是一件愉快的事。

我的父亲向他说明了这一点。拿破仑略一思忖,蓦地问道:

“我有一封信要送交沙皇陛下,足下能否代劳?在这条件下,我可以下令给您和您的家属签发出境证。”

“我愿意接受陛下的建议,”我的父亲回答他,“但我很难保证完成使命。”

“您能保证利用一切办法,亲自呈递信件吗?”

“我用我的荣誉保证,皇上。”(原文是法文。)

“这就够了。以后我会派人去找您。您还有什么要求吗?”

“在我动身以前,我希望我的家有一个安身之处,此外别无他求了。”

“特列维茨公爵会尽力帮助您的。”

确实,莫蒂埃在总督官邸拨给了我们住房,并下令供应我们食物;他的总管甚至送了酒来。这样过了几日,一天早晨四点钟,莫蒂埃派了副官来通知我父亲,要他立即赴克里姆林宫觐见皇上。

几天来大火已达到骇人的程度,到处烈焰腾天,烟雾弥漫,叫人忍受不了。拿破仑穿戴整齐,在室内踱来踱去,显得忧虑重重,火气很大;他开始感到,他那顶炙手可热的桂冠即将迅速冷却,在这儿他不可能像在埃及一样轻易脱身。作战计划之荒谬,除了拿破仑,所有的人,从内伊、纳博内、贝尔蒂埃(内伊和贝尔蒂埃都是法军元帅,拿破仑的亲信,贝尔蒂埃当时任法军参谋总长。纳博内是法国外交家,当时任拿破仑的副官。)到普通军官,都一清二楚。然而他在一切反对意见面前,只是像着了魔似的一个劲儿地叫嚷:“莫斯科!”现在到了莫斯科,他也清醒了。

我的父亲进屋时,拿破仑从桌上拿起一封已封口的信,一边递给他,一边弯一弯腰说:“我信赖阁下的保证。”信封上写的是:“致我的兄弟亚历山大皇帝”(原文是法文。)。

我父亲领到的通行证至今仍保存着,这是由特列维茨公爵签署的,下面还有“莫斯科警察总监”莱塞普斯的副署。有些外人得悉通行证的事,纷纷来找我父亲,求他带他们一起走,就算是他的仆役或亲属。负伤的老人,我的母亲和奶娘,坐一辆敞篷马车,其余的人全都步行。几名枪骑兵骑了马护送我们,直到望见俄军后卫部队,才与我们道了平安,转身折回。过不多久,我们这群古怪的旅客,便由哥萨克簇拥着,给送到了后卫部队司令部。这儿的军队是由温岑格罗杰和伊洛瓦伊斯基第四(1812年俄国卫国战争中的两个哥萨克将领。)指挥的。

温岑格罗杰获知信件的事,便对我父亲说,他可以立即派两名龙骑兵送他前往彼得堡觐见皇上。

“不过阁下的家属如何处置?”哥萨克将军伊洛瓦伊斯基问。“留下是不成的,这儿在炮弹的射程内,随时可能发生严重的情况。”

我的父亲要求,如果可能的话,把我们送往雅罗斯拉夫尔省他的领地,同时声明,他身边已囊空如洗。

“账以后再算,”伊洛瓦伊斯基说,“请放心,我保证把他们送到。”

与法国战俘一起旅行

我的父亲照当时的方式,以军中特使的身份,被护送出发了。我们则由伊洛瓦伊斯基拨给了一辆破旧的大马车,与法军俘虏一起,由哥萨克护送到附近城关。伊洛瓦伊斯基发给了我们抵达雅罗斯拉夫尔所需要的路费。一般说来,在这兵荒马乱的日子,他已尽了他的力量。

这便是我在俄罗斯的第一次旅行;第二次便不同了,没有法国的枪骑兵,没有乌拉尔的哥萨克,也没有被俘的敌兵,我是一个人,坐在我身旁的只有一名醉醺醺的宪兵。

我的父亲被直接送到阿拉克切耶夫[阿拉克切耶夫(1769-1834),沙皇亚历山大一世最亲信的大臣。]的官邸,软禁在那里。伯爵向我父亲要信。父亲说,他作过保证,要亲自呈交皇上。伯爵答应请示沙皇,次日书面通知我父亲:皇上派他立即收信转呈。收信后,他写了收据(这收据也还保存着)。我的父亲给拘禁在阿拉克切耶夫官邸大约有一个月;谁也不准见他,只有希什科夫[希什科夫(1754-1841),俄国作家,反动官僚,当时任亚历山大一世的国务大臣。]奉皇上命令,前来查询过莫斯科大火、敌军入城、以及与拿破仑会见的详细情形;他是第一个来到彼得堡的这一切的目击者。最后,阿拉克切耶夫向我父亲宣布,皇上命令释放他,不归罪于他,因为他从敌军领取通行证是由于身处绝境的缘故。阿拉克切耶夫又说,他获释后,应立即离开彼得堡,不得会见任何人,只有他的大哥可来与他话别。

我的父亲抵达雅罗斯拉夫尔省的小村庄时,已近黑夜。那时我们寄居在农家(因为村中没有主人的住宅),我睡在靠窗的长凳上,窗关不严密,雪花穿过隙缝,盖没了一部分板凳,窗台上也积满了没融化的雪。

一切显得困难重重,尤其是我的母亲。父亲到达前几天的一个早上,村长带了几个奴仆,急匆匆赶到她住的农舍,用手比画着,要她跟他们去。我母亲那时一句俄语都不懂[赫尔岑的母亲是德国人,原名路易莎·哈格(1795-1851),出生在斯图加特,是赫尔岑的父亲最后一次出国时(1811年)认识的,当时她才十六岁,而赫尔岑的父亲已四十四岁。],只明白他们是在讲帕维尔·伊万诺维奇;她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只是头脑中闪过了一个思想:他被人杀死了,或者有人要谋害他,然后来杀她。她吓得半死,抱了我,浑身哆嗦着,跟在村长背后。戈洛赫瓦斯托夫住另一个农舍,他们到了那里;老头儿真的死了,倒在桌子旁边;他是想在那儿刮脸时,突然中风,当场结束了生命的。

可以想象我母亲的处境(她当时才十七岁):住在熏黑的小农舍里,周围尽是这些胡子拉碴的“半野蛮”人,他们穿着光板儿老皮袄,讲着她一句不懂的语言,而这一切又是在1812年可怕的冬季11月间。她唯一的依靠是戈洛赫瓦斯托夫;他死后,她只得日夜啼哭。可这些“野蛮人”却衷心怜悯她,他们怀着最纯朴的感情亲切地对待她,村长还几次派儿子进城,为她采购葡萄干、蜜糖饼干、苹果和小圆面包。

十五六年以后,这位村长还活着。他有时也到莫斯科来,但头发已经雪白,而且秃了。他一来,我母亲总要招待他喝茶,与他一起回忆1812年冬季的经历:她怎样怕他,他们怎样彼此不了解,怎样为帕维尔·伊万诺维奇的丧事奔忙。老头子还像当年一样,管我母亲叫尤莉莎·伊万诺夫娜,不叫她路易莎,还讲我当时怎样一点不怕他的大胡子,常要他抱我。

后来我们从雅罗斯拉夫尔省迁至特维尔省,过了一年,又终于搬回了莫斯科。这时,我的伯父(指赫尔岑的三伯父列·阿·雅科夫列夫,当时帝俄的外交官,回国后在参政院任参政官。)从瑞典回来了,他本来在威斯特伐利亚[拿破仑为其弟热罗姆·波拿巴建立的王国(1807-1813),在今德国西南部。]任公使,后来不知怎么投奔了贝纳多特[贝纳多特(1763-1844),法军元帅,1810年被选为瑞典王储,在瑞典建立了贝纳多特王朝,直至今日。]。他与我们住的是一幢房子。

大火的遗迹,我至今仍依稀记得一些,它们一直保留到20年代初期。不少深宅大院成了一片废墟,没有窗框,没有屋顶,墙坍壁倒,围墙中间空空荡荡,只剩下一些炉灶和烟囱。

莫斯科大火,博罗季诺战役(1812年拿破仑的大军入侵俄国时,俄军在莫斯科以西一百多公里的博罗季诺与法军展开激战,这次战役成为后来法军败退的转折点。),别列津纳(第聂伯河的一条支流,1812年11月法军后撤时,曾在这里遭到俄军围歼。),攻占巴黎,这一切便是我的摇篮曲,我的童话,我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我的母亲和我家的仆人,我的父亲和薇拉·阿尔达莫诺夫娜,经常想起这个恐怖的时代,不但记忆犹新,又来得这么近,这么猝不及防,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战罢归来的将领和军官逐渐汇集莫斯科。我父亲在伊斯梅洛夫团的老同事,现在作为刚刚收场的血战的参与者,满载着荣誉,时常光临我家。他们经过一番搏斗之后,坐下来谈论自己的丰功伟绩了。这确实是彼得堡时期最光辉灿烂的一页;力量的觉醒带来了新的生活,工作和操劳似乎都被推到了明天,它们那么单调乏味,今天大家只想痛饮胜利的美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