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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尖上的人性对决 ——读反腐小说《黑色星辰》随感

来源:民族文学 | 范咏戈  2018年08月02日15:15

当下的现实生活中,反腐成果累累,人们拍手称快,也不乏“一声叹息”。比起反腐败斗争的丰富性生动性复杂性,当下反腐题材创作并不相称。究其原因,在于一些作品过分纠缠在腐败案件本身,以事件代替了文学的人性勘探,切入点也相对单一。尽管在“文学是人学”这句话面前,人们可以像对待任何一个约定俗成的文学定义一样提出种种挑剔,但毕竟还得承认是它一语道破了文学的本质。一部文学发展史,正如丹纳所说的,就是一部不断地向人类精神深度开掘的历史。文学价值等级的每一级,都等于人性开掘的等级。如何使反腐题材的创作渐入佳境,在人性上探幽抉微,是摆在作家面前一个绕不过去的话题。这方面有时能够从军旅创作获得一些借鉴。军旅创作,新时期如有突破的话,在于两个方面。一个是大胆触及军内矛盾,像《高山下的花环》,大胆写了边疆战争打响后,上头却要将高干子弟赵蒙生调出作战部队,牺牲的只有梁三喜、靳开来等“高粱花子”农村出身军人,军内矛盾这种尺度以前是不可想象的。此外就是对军人的人性刻画。《西线轶事》之所以让人感到耳目一新,在于细致描写了战争中的女性美,就连写越南女兵也没有脸谱化。这两个方面的突破使军旅文学在新时期上了一个大的台阶。反腐题材,开始大家都在比“尺度”,腐败分子写到什么级别,从省部级到副国级,甚至更高,不能说这样的写作不需要,但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宏大叙事。写办案人员纪检干部,和对立面的腐败分子,从人性的角度挥洒笔墨者却寥寥无几。读了阿满的这篇小说,引发我这方面一些感想,就是反腐小说要想拓宽空间,要想增强文学性,向哪个方面去努力?小说给出了一个较满意的回答,也是小说的成功之处。

小说中的主人公苏梅,一个基层纪检干部,在“黑色星辰”行动中,她的侦察对象是常务副市长李明涛。苏梅和李明涛以及李的老婆杨兰三人都是一个村一块长大的,这种不同于一般的办案人员和腐败分子关系的设计,为小说深入到人性描写提供了空间。李明涛在乡里的时候曾经是个学习优秀的学生,凭本事考上北大,还是个大孝子。年轻时苏梅对他不仅是崇拜,而且希望和他成为恋爱关系,后来没有走到一起,但是阴差阳错的又到了一个单位。小说特别写了苏梅在办案过程中回了一趟老家,亲见李明涛勤劳节俭以及对父亲的孝敬等,苏梅就一直在想为什么这样的人也会腐败?小说的主线可以说就是苏梅的内心活动。以往一些作品很少有写办案人员内心矛盾的。小说结尾,侦察基本结束,李明涛被拘,苏梅的儿子居然还和李明涛最喜欢的女儿结为了夫妻,苏梅还特别喜欢李明涛的女儿。这些人物关系的设计反映了腐败与反腐斗争的原生态和全部复杂性,因此小说非常有质感。

李明涛这个人物也不是扁平的。他因在农村苦干和成为学霸,最后顺利走上仕途,也有政绩。他之所以最后走向反面,小说写的是因为他看到市长受贿,他被“启发”,恰好爱女在美国生病缺钱,于是咬了商人张老板的鱼饵,张老板为他女儿在美国治病上学付费等等,他跳进黑色利益链当中一发不可收拾,包括养情人的费用,都是通过权力出租获得。他内心防线步步失守的过程小说展现得也比较清晰,不乏一个贪官内心的彷徨。他不安,也讨厌张老板,读者看到的这个腐败分子,不仅有腐败行动的轨迹还有人性异化的轨迹。从而,作品的主题能够从一般的政治性的主题,上升为从人性高度解读腐败,从权力制约的角度警示读者。小说虽未选择宏大叙事,但确实对于反腐败小说的空间是个拓宽,使反腐败小说真正走在文学的路上,防止成为一般概念的政治小说。没有大尺度,都是日常腐败,同样触目惊心。

人性描写的深度,在于写出了马克思说的“作为禀赋和能力,作为情欲在他身上存在的”人类本性的“本质力量”。当然作者阿满把握住了政治小说的底线,黑白是分明的。反腐也是战场。被称为人性刻画经典的美国作家梅勒的《裸者与死者》,前苏联拉普列涅夫的《第四十一》都写了战场上敌我双方人性的较量,而不仅仅是武器的较量,但主题无一不是对人性和精神的救赎。反腐小说要想往深处挖掘,也离不开人性描写的深度,文学对于人物复杂的心理机制如果无所作为,就难说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由是观之,反腐永远在路上,反腐创作刚刚破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