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近年来，我创作发表了七八个中篇体量的战争小说，不经意间，竟然成了我小说创作的一条重要脉络。如果再往前看，还出版过一部长篇战争小说《秦武卒》。自近现代以来，从鸦片战争、甲午战争，至抗日战争、朝鲜战争，战争才最有力地改变了中国历史，战争也最深刻地触动了中国人的灵魂。因此，也通过战争小说我们才能够真切地理解中国人的内心世界，没有战争小说，我们就不能完整地读懂中国人的精神生活。

当然，作为一个小说创作者我不会过分关注理论问题，而更多地关心感性方面的东西，比如说语言、感觉、色彩、意象、细节等等。但关于战争小说的诸多困惑却需要我去直面，想逃也逃不掉。因为这些东西不解决，就没法创作出满意的战争小说。现在回过头来，把这些问题与解决的办法稍稍总结一下。我发现，它们作为一种纯粹的理论问题似乎并不新鲜，但作为与我创作相关的感悟便又染上了一些具有个人特色的滋味。它们说不清道不明，但对于体味历史与当下却有着相当的启发意义。所以，我不避浅陋写出来与大家分享。

一

首先，战争小说如何抵达历史的现场？这是对战争小说作家的最直接挑战。据我了解，新中国成立以前出生的一代军旅作家很多有过战争经历，“50后”军旅作家个别有过参战经历，而“60后”、“70后”军旅作家则几乎没有，更遑论“80后”、“90后”。那么，没有战争经历的作家是不是就不能写战争小说了呢？如果战争不再爆发，那战争小说是不是就此终结了呢？答案显然不是。像《战争与和平》的作者托尔斯泰、《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他们都没有战争经验，但他们的作品却流芳百世。可见直接的战争经历仅仅是诞生一部好的战争小说的部分因素，而不是全部。另外，我们还可以发现，身处历史中的人未必就真正了解那段历史。由于各种各样的局限，他们可能只了解自己周围发生的事情，而对其他的事情则根本不知情。因此，他与后来人对历史的看法可能截然不同。即便是身处同一段历史的不同人物也可能因为了解情况不同、感知能力不同、观念不同而产生各不相同的感受。因此，我们可以说，一个人或者说一个作家站在了战争历史的现场，并不能保证他的战争小说一定能够真切地、艺术地、高超地反映历史。显然，让战争小说真正抵达历史现场还需要其他一些非常重要的东西。

作为一个“70后”作家，我没有遭遇过战争，也不知有生之年能不能经历战争。但我强烈地希望通过某种精神性创作抵达战争历史的现场。同为军人，也有过差不多的经历（我们今天的条件更优越一些），我特别想知道我的前辈们在战场上的所思所想，他们的感受如何。关于某一场战争的资料我会特别感兴趣，无论是文字的或音像的。我会不厌其烦地品味其中的细节，琢磨其中的意义，从众多看似平常的材料中发现与众不同的东西。我不放过任何和有过战争经历的人谈战争，从他们的嘴里挖出新鲜的经验。过去的战争历史书写者会有意无意地回避一些十分残酷的东西，即便是交代出来，也仅仅是用一些数字或简单陈述来表达。不去用心品读，很难理解文字所指向的现场之惨烈。另外，战争现场的体验也非常重要。比如我写关于朝鲜战争的小说《死亡重奏》《无名连》，读者普遍反映很真实很震撼。我觉得这与我出生在东北，小时候在大兴安岭山区待过，对那一带山区的严寒和酷烈感同身受有关。接触这些材料越多，一个与过去想象或者说与历史教科书中构造出来的完全不同的战争便越醒目地呈现在眼前。我一再被触动，原来真实的战争竟然如此地超乎我的想象！

在接触到方方面面材料之后，我会产生非常复杂甚至是自相矛盾的情绪。各种各样的情绪混杂在一起，最终形成一种比较难以言传的感情。你很难用简单的词汇去表达它，只能用小说来表达，只能用艺术的方式来表达。当这种感情十分强烈必须宣泻的时候，一个好的战争小说差不多也该诞生了。所以我觉得，只有一个充满强烈感情的战争小说才称得起抵达了历史的现场。只有在这个时刻，人是活的，历史是活的，历史是名副其实的人的历史。活的历史才是真实的历史。

二

其次，中国战争小说应该有怎样的精神意蕴？在写过一系列战争小说之后，我逐渐意识到，中国的战争小说可能终究也成不了西方那样的战争小说。在记忆里，近现代以来，美国有《第二十二条军规》，德国有《西线无战事》，俄国有《静静的顿河》等等。其实每个国家的战争小说首先都必须根植于其近现代历史之中。美国有美国的近现代史，德国有德国的近现代史，俄罗斯有俄罗斯的近现代史，虽然都是整个世界史的组成部分，但从每个国家的立场来看，又各有差别，各有各的脉络。在这些国家中，近现代以来的战争所处的位置都不太一样。对于美国、俄罗斯这样的战胜国来讲，他们看待战争的态度是一个样子，对于战败国德国来讲，是另一个样子。尽管战争小说会有共同追求的价值，但落实到各个国家具体国情，便会千差万别。每当我回想起近现代以来深刻改变中国命运的战争，我都觉得我不应该按照西方战争小说那样去写。强扭的瓜不甜，即便写出来，也一定会不伦不类。因为那样的果实只能长在西方，长在一些特定的土壤上，硬生生地种在中国恐怕很难开花结果。举个例子，有人说，战争是残忍的、血腥的，所以要反对战争。因此，西方战争小说大多是反战的，也就有着更高的文学价值。但让我们想一想，对于近代以来的中国人来说，这种反战有意义吗？对于一个弱者，他该怎样去乞求和平呢？和平能够靠乞求得来吗？所以，拿别人的理念来写自己的小说行不通，诞生的一定是古怪的畸形儿。

这并不是要拒绝战争小说所要追求的共同价值，而是说，中国的战争小说应该追求自己独特的精神意蕴。这些精神意蕴应该从哪里来呢？不应该是照搬过来，而应该是从中国近现代历史中来，从中国的传统精神中来，从民众的内心世界中来，这又有什么好怀疑和不自信的呢？据我自己的创作经验来看，回顾近现代以来的战争，就会发现，中国人的内心世界在一步一步地发生变化。晚清以后，像康有为、章炳麟、谭嗣同、鲁迅、熊十力这些人，都在寻找一条精神上的出路。他们的背上有一个非常沉重的传统，但他们不知前方的路在哪儿，该怎么走。读他们的著作，我很感同身受。他们在被迫而且痛苦地解决一些精神性问题，如果不解决，中国人就可能没法面对一个新的世界。我的这一系列战争小说当然会有些与众不同的艺术特色，但其实这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我似乎读出了前辈先贤们的几分沉重，也意识到了那些精神性问题的重要。每写一个战争小说，我都会暗自设定一个精神性问题，在写作中去解决。一个小说一个小说去写，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去考察，期待着最终能找到一个总体性的答案。当然，我不知道离目标还有多远，也不知能不能幸运地找到一颗果实，但回头看一看，确是走过了一条孤独而又蜿蜒的路。而且，我相信这条路是正确的，值得继续走下去。

三

第三，战争小说就仅仅是在写历史吗？我觉得不是。在创作中我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对于那些一再震撼了我，并且真实发生过的战争故事，我却没有办法让读者去理解、去相信。也就是说，在今天这个历史境遇中的人们已经不能与当年战争环境下的人们感同身受了。比如，现在的人很难理解，或者根本不相信在朝鲜战争中，整整一个连队的军人能够在严寒中坚守阵地，直到全部壮烈牺牲。作为一个后辈，我多次在我方战史和美方战史中看见过这样的记载，而惭愧的是，我在很长的时间里竟然没办法把这样的事情写得让人相信我写过一个中篇小说叫《遭遇一九五零年的无名连》。那个时候，我还没法正面强攻一场战争，只好把1950年冬季的战争作为背景，写几个当代士兵，以此遥望那段壮烈的历史。直到经过相当长时间的磨炼和积累，写出了《死亡重奏》和《无名连》这样的战争小说，我才稍稍安心。《无名连》这个小说其实就是对《遭遇一九五零年的无名连》的回应，了却了一桩心事。

那么，为什么把一个真实的事情写得真实倒成了一桩难事了呢？细细琢磨，是因为写一个战争小说不仅仅是在呈现一个历史往事，更是一次与当代人的精神对话。你必须运用一切文学手段去说服你的读者，用读者能够接受的方式去打动他们，把自己的感情传达给他们。有时，我会问自己，难道写这些战争小说就仅仅是为了写一些过去的故事吗？如果是在过去，我能把这些故事写成这个样子吗？归根结底，我觉得我是站在了一个充满更大变局的时代，这个有着更多可能性的时代让我有了一些与以往不同的眼光来回望过去。同时，这些战争小说中包含的潜在精神性问题形成了与当下精神生活的对话关系。不是平平淡淡、不痛不痒的对话，而是生死攸关，甚至是带着几分残忍的对话。战争小说探索的远远不是地缘政治、战略战术，也远远不是如何血性英勇、如何深谋远虑。他们所要追问的要比这些深远得多。反思当下中国的国际国内环境，以及已经到来的科学技术革命，中国人需要回答的精神性问题实在太多了。战争小说从某种程度上提供了一个接受最严峻拷问的场所，当下中国人精神生活中的重大问题也是战争小说所要追问的。假如未来有一天战争真的爆发了，我们在精神上是否已经足以直面了呢？我们知道我们从哪里来，将要往哪里去了吗？对于那些生死攸关的问题，我们有了足以说服自己的答案了吗？说到底，战争小说要回答，一个什么样的未来值得牺牲生命去争取？人将怎样勇敢地面对那个充满未知的新世界？面对大国博弈，面对社会不公，面对科学技术给人类带来的恐惧不安，我预感到，战争小说可能会给出所有答案之中那个最有力量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