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人们称我为心理学家。不对，我只是最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即描绘人的心灵的全部深度。”

 

《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总 序（节选）

在俄国的文学殿堂上，居于前列的诗人或者作家几乎都是殉道者。拉季谢夫、普希金、莱蒙托夫、赫尔岑、奥加辽夫、屠格涅夫、萨尔蒂科夫-谢德林、柯罗连科：他们的命运是自杀、遭杀害、囚禁、贬谪、流放、流亡，最幸运的（如别林斯基）也是以早死而免陷囹圄。列夫•托尔斯泰虽因其声望而幸免，但也受秘密监视，以至被革除教籍，列为教会定期诅咒的对象。在这部文祸史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身影显得十分突出。他和后来的车尔尼雪夫斯基一样，被判处死刑，临刑前才传来沙皇的赦免令——改处服苦役后再当列兵或流放。如果说车尔尼雪夫斯基忠贞不屈，成为“文学界的普罗米修斯”（普列汉诺夫语），那么，陀思妥耶夫斯基虽则不惜妥协，仍被秘密监视终身。政治上的这些迫害，给他的世界观以巨大震荡。人们称他为“残酷的天才”（尼•米哈伊洛夫斯基语）或“病态的天才”（卢那察尔斯基语），我认为他乃是被扭曲了的天才。

费奥尔多•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出生于一个军医家庭。父亲因晋升八级文官，获得贵族身份，并购置了两个小田庄。这是一个暴躁任性、专横冷酷的人。他的妻子玛•费•涅恰耶娃（作家的母亲）善良贤惠，因不堪他的妒忌和折磨，很早去世。而他自己，据说因虐待田庄上的农民，在田间被他们聚殴致死（一说可能是被殴打后死于中风）。

费奥尔多虽然爱好文学，但因父命难违，于一八三八年一月进入军事工程学校念书。当时他就耽于思考，在那时致兄长米哈伊尔的信中可以看到他已在思考人生意义。他因当时只能“无休止地过闲适的生活”，感到“活着而没有希望是可悲的”。这是一个早就向往冲霄高举的少年的烦恼。在信中他还表示向往自由：“我只有一个目标：自由。为了它我可以牺牲一切”。也就在此信中他还写道：“人是一个秘密，要识破它，如果我一生都在猜度这个秘密，那你也别说浪费时间。我正在研究这个秘密。因为我要成为一个人。” 可见他当时就已在探索心灵的秘密，而从“人是一个秘密”一语可以知道他当时已是一个心灵复杂的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爱好始终是文学。在幼时，他就间接直接地接触到俄国文学和西欧文学。现在在学校里，于夜阑人静之际，他如饥似渴地阅读西欧文学，同时开始写作。

毕业后，他被分配到“军事工程绘图处”，对此工作他感到索然无味。他坚信自己“是一位诗人，而不是工程师”。翌年便呈准退役，专心致志于文学工作。他早期曾受感伤主义影响，但更醉心于浪漫主义，在工程学校写的两个悲剧片段，就是浪漫主义的习作（没有保留下来）。此时，即退役后，他翻译并发表了巴尔扎克的小说《欧也妮•葛朗台》。有的评论者认为，这意味着他转向现实主义。实际上，早在一八三八年八月九日他致兄长的信中，就谈到自己几乎读完巴尔扎克全部作品，赞叹“巴尔扎克伟大”，说他笔下的人物性格是“全世界的理智的产物”。可见，陀思妥耶夫斯基之所以阅读巴尔扎克的作品，是通过研究性格及其在“人的心灵”中的形成来研究“人和生活”。他的转向现实主义，是他醉心于学习巴尔扎克的结果，而翻译《欧也妮•葛朗台》只是其表现之一罢了。此后不久，他就写出了处女作《穷人》。

《穷人》写成后，由他的同学、初露头角的作家德•格里戈罗维奇（当时与他居住在一起）把稿子送给出版家、诗人涅克拉索夫。后者十分赞赏，当天晚上他与格里戈罗维奇津津有味地轮流把这部长达七印张的小说稿一口气读完，拂晓时便一起去看望作者。随后涅克拉索夫又带稿子去见批评家别林斯基，并且说“又一个果戈理出现了！”别林斯基也是一口气读完，赞许这位年方二十五岁的作家为“天才”，当这位作家翌日去拜访他时，他又预言作者会成为“伟大作家”。别林斯基是当时俄国批评界的权威，受到他的激赏，陀思妥耶夫斯基确是受宠若惊。他晚年回忆说：“那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刻。”这颗新星就这样迅速而璀璨夺目地出现了。

当时俄国文坛，普希金与莱蒙托夫都已去世，而包括像屠格涅夫那样的后起之秀，也才闪现微弱的光芒。果戈理则是文苑中的宿将和盟主，成为“另一个果戈理”，真是超逸群伦，大大出乎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意料：“难道我真的如此伟大？”可是，面对一片赞扬声，他未免有点陶醉，未免自视过高，甚至说别林斯基等人发现“我远远超过果戈理”。据女作家阿•雅•巴纳耶娃说，他过分自负，以致别林斯基周围的文学家“在闲谈中用带刺的话”来刺激他，其中屠格涅夫还写了冷嘲热讽的打油诗《赠陀思妥耶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不能忍受他们前恭后倨的态度，时常与他们争论。加深这种裂痕的是他以创新自赏的小说《化身》（旧译《双重人格》或《同貌人》等），没有得到别林斯基的应有评价。这里的问题在于他们文艺观的不同，他们对文学使命看法的不同。别林斯基要求文学艺术反映社会生活，揭露社会矛盾，从而促进、推动社会的改革和发展，而当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则首先追求艺术上的创新——致力于人物内心的发掘。这种倾向在《穷人》中已是他的着重点，及至《化身》，尤其是后来的《涅托奇卡•涅兹万诺娃》则更为突出，因此别林斯基逐渐对他感到失望。往后的发展，更显出他和别林斯基在社会思想上的重大分歧：一个是基督教和空想社会主义的信徒，另一个是激进的、罗伯斯庇尔的崇拜者。因此，不久，他就和别林斯基周围的文学家以至批评家本人绝交了。

此后，他的命运发生了悲剧性的“突转”——由顺境转入了逆境。

…………

陀思妥耶夫斯基作为十九世纪现实主义殿军之一，并没有像列夫·托尔斯泰那样活到两个世纪之交，但却得风气之先，预示了二十世纪现代主义文学的到来。绝非偶然，他被许多现代主义作家们奉为“导师”，他的小说则引起他们的强烈共鸣。不过，具体说来，他们所共鸣、接受或吸收的东西各不同，见仁见智，因人而异。有的只是细枝末节，比如：普鲁斯特欣赏的似乎是构成他的创作魅力的“单调重复”的特色：如纳斯塔霞和格鲁申卡“表情神秘莫测”“可爱的面貌会风云突变”，虽“千变万化”仍然是“同一种女子”；还有《罪与罚》中的“凶杀之屋”与《白痴》中“阴森的凶杀之屋”，两者同样“妙不可言”。有些作家则触及思想内容。例如，纪德激赏的是善恶同一，对立情感的共处和“同步性”。卡夫卡深切同情的是其体现非正义的、与人敌对的社会中的个人的存在，以及孤独感和异化感；他的《变形记》受到《地下室手记》的启发。加缪共鸣的是其作品中提出“荒诞的问题”，而且如果说加缪青年时喜爱伊凡违抗上帝，那么他后期则是肯定这位“导师”拒不接受（为社会正义而斗争的）革命手段。萨罗特引为同调的是其写人物的“一种倾向”；把“有血有肉的人的‘类型’”转变为“简单的概念性等东西，带有某些尚未挖掘出内心状态的人”……凡此种种，可说是各取所需，出发点是各自的文艺观点或政治观点，有的是削足适履，为自己的创作流派张目。不过，依我看来，这位“导师”之所以得到他们公认，主要还在于与他创作中存在着他们思想上和美学上共同喜爱的东西。

“七月初，酷热蒸人，傍晚，有个青年走出自己的斗室——这是他向C 胡同的二房东转租的。他来到街上，然后慢腾腾地、仿佛犹豫不决地朝K 桥方向走去。”

首先，在思想方面，陀思妥耶夫斯基被人称为俄国“最突出的存在主义者”，被看作列·舍斯托夫和尼·亚·别尔嘉耶夫“精神上”的父亲。美国的考夫曼在其专著《存在主义》一书中把他列为存在主义先驱之一。这些看法显然言过其实，但陀思妥耶夫斯基与存在主义确有思想上的联系。最主要的是：他不仅像存在主义者那样提出人在世界上的命运、人的生存的意义、个人和社会的冲突等问题，他所认为的解决的方法也颇近似。如所周知，按照启蒙思想家与十九世纪主要思想家的人道主义观念，个人的命运是透过社会、国家、人类的利益的三棱镜来观察的，人的存在的意义、人生的意义是同社会福利和社会发展的目的相联系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则认为，在历史进程中如果不考虑个人的命运，那么历史也不可能有其意义和目的。他要求以单个人的命运来衡量社会进步是否合乎人道。他没有考虑到，社会进步固然不应忽视每一个人的命运，但问题是：当二者（如在社会革命中）发生矛盾时应该重视的当然首先是大多数人的命运。而陀思妥耶夫斯基却认为首先考虑的应是个人的命运（上文有关“叛逆”一章的关于建造一座造福人类的大厦的见解，就是一个例子）。这同存在主义者把个人和集体、社会完全对立固然有些距离，但相去是不远的。存在主义对现代主义作家有很大影响，而个人和社会的对立则几乎是现代主义作家的“共识”。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这种思想是让现代主义作家感到亲切的。

他的作品中最受现代主义作家推崇的应推《地下室手记》。这不仅因其中极端自我中心主义对他们说来颇有“先获我心”之感；还有“既非小人、又非君子”的“地下室人”符合他们的“人”的观念。这个“非主人公”（“集合了一些非主人公特点”）又为现代主义者破坏性格开辟了道路。而继这个展示心灵“地下室”的序曲之后的他的创作，主要是在其双重人格的人物身上，更进一步窥视内心世界的黑暗深渊，对此，现代主义者是如何叹为观止，维·吴尔夫说得十分生动而且具有代表性。她形象地而又不无夸大其词地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受折磨的”灵魂“谈论、揭露、忏悔，从肉体和神经的伤口中把我们心底的沙滩上蠕动着的难以辨认的罪恶抽曳出来”；又说，他的人物“同时是恶棍又是圣徒”，“行动既美好又卑鄙”，而且“我们惯常所说的那种善恶之间明确的界限是不存在的。”这一说法是完全夸大失实的。现代主义者笔下人格分裂的人物也是按这个模式写成并按这种观点来理解的。与此有关的是，批评家瓦·雅·基尔波金说：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人物“为了检验思想所从事的一次‘犯罪’、‘试验’，并不带有刑事的或慈善的性质”；从拉斯柯尼科夫起，他使人物们成为“不是在刑事的意义上而是在哲学的意义上”的“罪人”。这种解释不无依据，但不免夸大。虽然基尔波金这里不是指彼得·韦尔霍文斯基、斯麦尔佳科夫，也不一定是指斯维里加洛夫、斯塔夫罗金（杀死跛女人等），然而，就是拉斯柯尼科夫的杀高利贷者，从其第一动机（不是拿破仑思想）而言，应该说是刑事性的。伊凡·卡拉马佐夫的思想上的弑父，也带有刑事性质。但基尔波金那样理解的杀人动机，如拉斯柯尼科夫的拿破仑思想，斯塔夫罗金（在一定程度上）确是与现代主义者的杀人犯（如萨特笔下的艾罗斯特拉特、加缪笔下的莫尔索等）相符合，他们都是“哲学上的杀人犯”而不是刑事上的杀人犯。

其次，就美学观点而言，列·格罗斯曼在分析《少年》时谈到，陀思妥耶夫斯基由于孜孜不倦的创新，在晚期作品中出现“特殊而复杂的风格”，预示着“现代艺术流派”的出现。他说：“在最后一个时期，他特别喜欢作品结构的矛盾性乃至‘怪诞’”，不求“简明易懂”，要“让读者自己去动脑筋”，他“声称自己有权创造一种特殊的、艰涩的、复杂的、别出心裁的，甚至是超自然的风格”。这很接近现代主义诗学。格·米·弗里德连杰尔则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后期虽也肯定美与和谐，而在作品中则远离这些艺术理想。这是鉴于他当代的特点是“丑恶”“混乱”和大量恶和痛苦，为表现这些生活内容而探求不同于荷马、拉斐尔的一些新的审美规律、形式和方法。

对此作最充分论述的是另一位研究者А. В. 阿尔希波娃。她说：“……陀思妥耶夫斯基认为，艺术家-革新者的基本特点是：预见的才华，大胆地描写传统作家所不敢描写的那些生活方面。在一八七七年《作家日记》中他写道：‘……如果在早先已经、特别是现在所处的这种混乱状况的社会生活，很可能就是具有莎士比亚气魄的艺术家也还不能从其中找出正常的规律、主导的线索，那么至少也得有人即使不幻想找出主导线索，也应该哪怕阐明这团混乱的一个部分吧？主要的问题是，大家仿佛都还根本顾不上这一点，仿佛此事对最伟大的艺术家而言也为时尚早。’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这里显然是以自己的论据与冈察洛夫论争。他深信，带着新成就来到世界的真正的诗人，必须阐明‘这团混乱’。他似乎在此预言，描写不和谐与不谐调是可以见到的未来的艺术的命运，正是以此预感并预测到二十世纪的美学追求。与此联系的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个信念。描写丑，‘对生活的否定’（用别林斯基的话来说），作家坚决拒绝把它（指生活。——引用者）区分为‘崇高的’和‘低下的’，悲剧的与喜剧的。显然，这一点就是同时代批评家那么厌恶的他的美学上的革新。他们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津津乐道一切放荡行为的不道德的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严肃地描写卑鄙的生活风习以及按从前尺度来看的‘渺小的’人物。同时他不怕贬低传统上‘崇高的东西’。”这位研究者在这里充分论证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何以敢于真正描写生活中混乱、丑恶的现象的意义，并由此形成了丑的美学。可以说，在这一点上，陀思妥耶夫斯基首开现代主义美学的先河。

当然，我们决不能因此可以不分主次，把陀思妥耶夫斯基与现代派相等同。不！尽管有这些近似于现代主义的艺术上的创新，就总体而言，陀思妥耶夫斯基始终是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的许多伟大作品永远是十九世纪俄国以至全世界现实主义文学的典范。

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悲剧人物。他年轻时曾受到过别林斯基的熏陶，继之又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成为傅立叶的信徒——空想社会主义者，但他一生最热烈追求的就是创作事业。上文提到过，在一八四九年被逮捕之初给兄长的信中，他说到自己信念完全动摇，但同时却坚决地说：“只要手能执笔，宁愿监禁十五年。”在晚年（1877）一封信中，他说自己早在十六岁就深信自己“早晚会登上〔文学〕舞台”，说自己“心中仿佛有一团火”，并说自己“坚信未来会是我的，我是未来的唯一主宰”。可是，正如卢那察尔斯基说的，“专制政府给予他的打击使他陷于这样的境地，他不得不颇为真诚地进行一项复杂细致的工作，用迁就阴暗现实的办法，以挽救自己和自己的才能”。亦即使自己能够从事创作，但“他从来没有”把他身上存在的“各种倾向之间的矛盾调和好”，而且这也是不可能的，他幻想黄金时代，但又拒绝唯一能达到黄金时代的道路——社会主义革命。他的内心终生在斗争，因此，一方面他那些“最高贵的保护人”既利用他，又“不能完全信任他”。另一方面，“同时代人对他持双重态度”。我们认为，陀思妥耶夫斯基无疑是天才的作家，但他却是被扭曲了的天才。卢那察尔斯基十分严肃地说：“我们……应该竭力强调：如果说我们应该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汲取教益，那么，我们无论如何决不可以向陀思妥耶夫斯基学习。”我们也应该竭力强调，我们必须依据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继承原则，考虑陀思妥耶夫斯基在主观上和客观上存在的各种复杂原因和因素，认真区分其创作中的精华与糟粕，有分析地接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这份珍贵的文学遗产！

费·米·陀思妥耶夫斯基从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起，在世界文坛上就占有显著的地位，他不仅与莎士比亚、巴尔扎克等大作家并列，而且还特别受到读者、研究界的刮目相看。在我国，他自二十世纪初（在1918年左右）便已被介绍过来，迄今将近百年。

以前的各种译本一般没有各个作品的详细题解(介绍作者的写作动机、构思、写作和修改过程，以及国内外评论界的反响等)和详细的注释(固然，这两者几乎是国内所有外国文学作品中译本的共同缺陷)，不利于我国读者、研究工作者全面而深入地研讨、探索这位思想和创作极其复杂矛盾的大作家，诚为一大憾事。本次出版，填补了这一空白。

本书的译者也大都持严肃的态度。特别是负责翻译《作家日记》的张羽、张有福同志和《书信集》的朱逸森、郑文樾同志，由于这两书原著篇幅很大，而内容又多重复或无多意义之处，只能选译，他（她）们在翻译之前，先得研读全书，进行比较和筛选。而张羽同志还不厌其烦，在通读全集时对其中各篇文章逐一作了卡片（内容提要），然后通过对比，决定取舍。因此本全集中的《作家日记》和《书信集》虽系选本，基本上囊括全书的重要部分。

这套文集应该说是外国文学学科建设中的一项颇有意义的学术工程。但愿它的出版对我国方兴未艾的陀学能发挥其应有的重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