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近些年来，受西方“消费文化”影响，有人把美感与“快感”混同，以为它只是给人以耳目之娱而完全否定它的精神担当，这种观念需要深刻反思

由于人们有意无意把美等同于“优美”而忽视“崇高”，以致只看重“爱”的教育而忽视对“敬”的感情的培育。其实，从培养健全人格的角度来说，“爱”与“敬”缺一不可，凡是高尚的人格和伟大的功业，无不是在这两种情感共同驱使下建立的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把文艺称为“灵魂的事业”，后来人们又说文艺家是“灵魂的工程师”，这都是强调文艺在塑造人的灵魂上的重大作用。

这里所说“灵魂”实际是人的“心灵”，它是由理智、意志、情感三者构成的有机整体。要完善和提升人的心灵世界，不仅要有知识的教育、意志的教育，还需要有情感的教育。这是因为，理智与意志常常是分离的，—个人知道应该怎样并不等于他就能按照“应该怎样”去行事，只有经过亲身情感体验才能内化为自己的意愿，外显为自己的行为。这样，情感也就成为人们由认识过渡到行动的心理中介，它与认识、意志互相联系形成整体人格。而在情感教育方面，美与美的艺术又起着其他思想工作所不能替代的作用。

要说明这个问题，就得从什么是美（包括美的艺术）以及美何以会有这样的作用说起。在这个问题上，迄今还存在不少模糊认识，特别需要我们在理论上予以澄清。

审美不止于耳目之娱

美是人们感觉和体验的对象，我们认为某一事物是美的，一般是由于它的感性形式使人身心愉悦而不是因为它的实际有用性，所以康德认为审美所给予人的是一种“无利害的自由愉快”，他把这种感知方式称为“静观”。但自100年前王国维把康德美学引入我国以来，这一思想一直没有完全为人所理解，最初不少学者都受叔本华影响，视之为一种“纯粹的认识形式”，是“意志的清净剂”，它带给人的是“真正的清心寡欲”，“使人认识到这一切身外之物的空虚”，从而在消极意义上把审美看作不过是在人生苦难中暂求解脱的一种“养心术”。近些年来，受西方“消费文化”影响，人们更是常把美感与“快感”混同，以为它只是给人以耳目之娱而完全否定它的精神担当。

事实上康德之所以以“无利害的自由愉快”来规定美感的特性，是由于他深感近代西方社会在科技理性与商业文明统治下，人已经逐步沦为欲望的工具和奴隶而日趋物化和异化，忘却自身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他提倡通过对美的对象的感知和体验来培育人高尚的审美情操，就像庄子说的“原天地之美而达万物之理”，把个人情怀与宇宙精神统一起来，使人从物质束缚中摆脱出来而获得解放，超越功利目的而得以进入“物我同一”“万物一体”境界，同时又能培育人的自由意志，使人按照美的信念和法则去思想和行动，成为“有道德的”亦即他所说的“以自身为目的的人”。这也就是他所说的“没有目的的合目的性”，即在不受理智与意志强制之下，通过情感的陶冶来达到改造人性的目的，而并非像人们所误解的那样：审美只是给人以感官上的享受和满足。

这种自由愉快对于人的生存至关重要：虽然人作为一个“有生命的个人存在”离不开物质，但物质并不能满足人生存的全部需要，它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快乐和幸福的问题，甚至使人为满足欲望变得贪得无厌，因而永远处于被物支配的地位，导致人生痛苦。这就是今天虽然物质生活较以前丰富多了，有些人仍然不快乐幸福，反倒出现各种精神焦虑的原因所在，这也从反面印证精神生活对于人的重要性。而审美就是不予强制和灌输而令人精神愉悦、按照美的理想和信念来塑造人的心灵、使人从“感性的人”提升为“理性的人”的一种最为积极而有效的途径。因此说，审美既是一种“享乐的方式”，又是一种“修养”。

要优美更要崇高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我们通常所说的“美”往往是狭义的，即指“优美”，其实美的内涵还应包括“崇高”。“崇高”与“优美”不同，“优美”通常是以形式取胜，以其精巧、明丽、和谐形态顺应人的主观目的，直接给人以耳目之娱，让人产生类似“受到奉承而顺从”的爱悦感，并借此培育人们“爱”的情感；而“崇高”一般以巨大、粗犷、雄伟、深邃的形态显现，常见于崇山峻岭、星空大漠等事物之中，并可由此推及一切英雄壮举、伟人、伟业等。它给予人的主要是心灵的震撼而非感觉的快适，所以康德认为“美在形式”而“崇高则无形式”。

崇高感的产生总是经历这样一个心理过程：初始，对象的气势和精神的强大让人感到个人存在的渺小，给人以威胁、恐怖、挫折、生命力的阻滞之感，但却能历练人的心理承受能力，激发人的自我意识和生存自觉，继而在人的内心形成张力，促使人奋发图强，化恐惧感为敬畏感以及对之追慕、神往的心情，由于有其所“敬”而驱使人不断走向自我超越。就像杜甫在《望岳》中所写的，正是泰山那“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的巍峨磅礴的气势，激发起诗人“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强烈愿望。所以古罗马思想家如朗吉纳斯等特别强调“大自然把人带到宇宙这生命的大会场里，不是把人当作卑微的动物，而是在人类心灵里注入对于伟大的、比我们自己更神圣的东西的爱”，它对于人的意义就在于“当一个人如果四面八方把生命谛视一番，看出一切事物中凡是不平凡的、伟大的和优美的都巍然耸立着，他就会马上体会到我们是为什么生在这世间的”，“就会把绝对的伟大建立在自己的使命中”，让人们在感知这些惊心动魄的景象中消除自身“心理的脆弱性”，提高使命意识，通过拓展情怀、提升境界培育敢于正视困难和战胜困难的勇敢精神和人格力量。一旦人们的精神提高到这样的高度，一切“事业、行动、风度、学术的品德也必然都是美的”。

这种“敬”的情感培育在当今这个和平昌盛的时代显得尤为重要。辩证来看，矛盾的双方都处于互相依存、互相转化的状态，2000多年前《周易》就提出“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提醒人们即使身处安乐也必须居安思危，时刻不忘立国安邦方面所承担的使命。但富裕和安逸的生活会使人失去生存压力而沉溺于物质享受，只求自我满足而丧失对自身社会使命的敬畏感和责任感，这就更突显崇高在审美教育中的重要地位。以往，由于人们有意无意地把美等同于“优美”而忽视“崇高”，以致只看重“爱”的教育而忽视对“敬”的情感的培育。其实，从培养健全人格的角度来说，这两者互相补充、缺一不可，凡是高尚的人格和伟大的功业，无不是在这两种情感共同驱使下建立的。所以康德认为崇高与优美虽然形态不同，但却是互补的，“崇高使人感动，美则使人迷恋”，“崇高的性质激发人的尊敬，优美的性质则激发人们的爱慕”，它们共同构成一个健全人格不可缺少的心理特征。而针对当时由商业文明造成的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世风，他又特别强调“没有崇高，伟大的事业就不能完成”。

文学艺术不等于消费文化

在一个人成长过程中，审美情感的培育无疑起着重要作用。席勒认为要使“感性的人”（即自然的人）成为“理性的人”（即社会的、文化的、有意识和自我意识的人），“除首先使他成为审美的人，没有其他途径”。这看似把审美的重要性强调得有些过分，却不乏深刻道理。与以往人们只着眼于从理论上、从心理结构上说明人是什么不同，黑格尔认为“人的实际存在是他的行为”，“只有在行为中人才是现实的”，人的行为不可能仅凭理智的告诫，还需要情感的驱使才能产生，唯有美好的情感才会有高尚的行为。秉持这样的观点，就会克服美学研究脱离实际的倾向，把审美、艺术、人生三者统一起来，实现艺术对人生的介入。梁启超认为美对于人来说并不是什么“奢侈品”，而是像阳光雨露、布帛菽粟一样是“生活的必需品”。一个人在其成长道路上，要是缺乏美的熏陶，他的人格就不健全甚至可能是扭曲的。

在人格培养方面，文学艺术当尽一份责任。但这些年来，一些文艺作品并没有承担起以美的理想塑造人的灵魂的责任。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商品概念深入人心，有的人将文学艺术视同为物质产品，无视其审美特性和精神担当，将西方“消费文化”当作文艺发展方向，以“娱乐圈”取代“演艺界”，以票房价值、收视率、发行量作为衡量作品优劣的唯一标准。还有一些评论者，不仅把“崇高”摒弃在文艺之外，还宣称“消费时代美学的变化就在于‘距离感的消失’，因而公众不需要灵魂的震动和‘真理’，他自足于美的消费和放纵”，而且认为“当代艺术家的工作只有当它对世界的商品化有所促进，即在‘叫卖’和‘叫座’的时候，才实现为艺术”。受到这种观点支配，一些创作者以及相关的制作、传播主体在凭借低俗、庸俗、媚俗之作赚得盆满钵满的同时，把一部分读者、观众引向唯求感官陶醉、丧失自我意识及社会情怀的沉沦状态，这些现象亟待深刻反思。这也说明，正确认识美、坚守文艺的审美属性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