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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文学》2018年第8期|蒋韵:青梅

来源:《北京文学》2018年第8期 | 蒋韵  2018年07月25日08:21

作者简介

蒋韵,女,1954年3月生于太原,籍贯河南开封。1981年毕业于太原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1979年开始发表文学作品,迄今已出版、发表小说、散文随笔等近300万字。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隐秘盛开》《栎树的囚徒》《红殇》《闪烁在你的枝头》《我的内陆》,以及小说集《心爱的树》《失传的游戏》《完美的旅行》和散文随笔集《春天看罗丹》《悠长的邂逅》等。近年曾获“第二届郁达夫小说奖”中篇大奖、赵树理文学奖、《小说月报》百花奖、老舍文学奖等,中篇小说《心爱的树》获得第四届鲁迅文学奖。亦有作品被翻译为英、法、韩、日等文字在海外发表、出版。现为中国作协会员、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一级作家。

一篇写家庭史的长篇散文。姥爷、姥姥、爷爷、奶奶、父亲和母亲的生命历程,在作家蒋韵的笔下,既艰辛悲壮,又温馨动人。作家用真挚深沉的情感、凄美忧伤的文笔,为自己的长辈和家族立传,不仅仅是家庭史,还是作家的心灵史。她说:“此文,写给我亲爱的外孙女如意。等她长大了,我一定不在了。或许她还没长大,我的记忆已经如同我母亲一样死亡了。我想让她知道一点从前的事情,让她知道一点我们这个小小家族的过往,让她知道,她来自何方。仅此而已。”然而作者笔触所及,果真是“仅此而已”吗?读者诸君不妨品鉴。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北方黄土高原上这座古城,卖一种露酒——青梅酒。粗陋的玻璃瓶,潦草的商标,里面的液体却是碧绿的,很清澈和清浅的那种绿,有淡淡的果香。

记忆中,绿色的酒,在早年间,我只见过两种,一种青梅酒,还有一种就是竹叶青。而薄荷酒之类的洋酒,则是很晚以后才遇到的了。

竹叶青,在我尚还年幼和年轻的时候,可谓大名鼎鼎。它产自著名的杏花村,在20世纪初叶,荣获过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我和它相识时,它也是玻璃瓶包装,貌不惊人,可它的绿,令人惊艳。它绿得既纯粹又微妙,就像它醇厚绵长的味道,有秋水的壮阔和凄清,也有秋阳的温暖和仁厚。所以,它有时似乎又呈现出明亮的金黄的色泽。那时,我其实并不识酒,关于它的滋味,是在后来的岁月中满满品出来的。那时,爱它的,是我的母亲,竹叶青是我母亲最爱喝的一种酒。而她之所以爱它,用今天时尚的话讲,是因为,我姥姥就是竹叶青的骨灰级粉丝,我姥姥爱竹叶青,爱了一辈子。这爱,影响了我妈。

一、晚来天欲雪

姥姥比姥爷要大几岁。

几岁?

不知道。以前想不起来问。而现在,想问,却不知道该去问谁了。

姥姥嫁给姥爷时,有二十好几了。在他们那个时代,这绝对算是晚婚、剩女。所以,姥姥所嫁的男人,不是初婚,是续弦,在从前,这叫作填房。姥爷曾经有过一个发妻,这发妻没给他留下一男半女,而且,关于她的死,有很多的传闻。最戏剧性也是最接近传说性质的,是说,她是让她男人,也就是我姥爷一枪打死的。当然,那是另一个故事了,此处不表。

姥姥却是很能生养,她大产小产,共诞育过十个孩子,我最小的、从未谋面的小姨,小名叫个“双五”,即是证明。但十个孩子,活下来的只有四个,且都是女孩儿,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于是,顺理成章,我姥爷后来又讨了姨太太。

姥姥识文断字,知书达理,上过“女子简师”,就是简易师范的意思。这在辛亥之后的民国初年,算是女子中的“精英”了。姥姥的父亲,是个开明士绅,他读孔孟,通岐黄,却把自己的儿子们,都送进了新式学堂。不仅如此,他还反对女子缠足,我姥姥的脚,就是明证。姥姥的娘,别的事上,儿子们的事上,都听丈夫的,唯独这缠脚,她不依男人。她对我姥姥说,“妮儿啊,你没听人家怎么笑话尺板脚吗?‘三寸金莲横里算,脚长一尺多难看。莫说公子相不中,牛郎见了回头转。’不缠脚,你日后可怎么嫁人?”于是,不由分说,就把五六岁的我姥姥一双花蕾般的小脚,活活地裹成了肉粽。我姥姥就爬,三进深的宅院,从后院,一直爬,爬到头进院里,爬到她父亲窗下,手掌膝盖,还有胳膊肘,全磨破了,她仰起脸哭喊着叫爹爹,她爹闻声出来,抱起她,把她抱回后院,当着她娘的面,抄起剪子,把裹脚条上密实的针线挑开,一口气抖散了,扔到她娘面前,说道,

“世道变了呀!你让莲一双小脚,将来怎么活人?你这是害小妮儿啊——”

她娘气得发抖,说,“你才是害小妮儿!小妮儿不比她哥哥们,上新学堂,远走高飞,小妮儿是要在这本乡本土活人的,小妮儿有小妮儿的命,她争不过命去!”

这一场仗,两人各不相让,一个千方百计裹,一个坚忍不拔地放。几年下来,其结果就是,我姥姥的脚,既没有如她娘所愿,成为三寸金莲,却也终究失去了天足的模样。我姥姥就是迈着这样一双畸形的解放脚,走进了城中的“简易女师”,走进了更远的天津城,走进了她的婚姻和人生。

这简易女师,地处何处,是黄河边上的孟津城还是更远的古都洛阳?我至今不知道,只知道,辛亥前后,中原河南各地出现了不少的女子学堂,有官立的,比如:官立女子小学堂、官立女子简易师范等等;也有私立的,比如:淑善女子学堂之类。但,不管是官立私立,这些学堂,都在城中,也就是说,姥姥在十三四岁,在豆蔻年华,也许更小,就离开了她幽深的乡村闺阁,离开了她熟稔的“本乡本土”。作这样的决定,对于她的父亲,一个古老中国的乡绅而言,一定,是困难的,甚至,是撕裂的疼痛。这不仅仅是我的猜测,记得我妈对我说过,当年,她姥爷把她娘叫到身边,问她愿意不愿意去学校念书,我姥姥自然说愿意,她父亲语重心长地说了一番话:

“妮儿,你兴许还不知道,念书识字,是这世上最好的事情,也是一件最坏的事情,你要想好,你真敢去学堂念书?”

莲,也就是我姥姥,眼都不眨一下地回答说,“敢。爹,我敢。”

“你听明白爹的话了?”

“听明白了。”

她爹,我的太姥爷,望着他无畏的女儿,久久无语。他知道她不会明白他说的是什么,尽管她冰雪聪明。其实,这个旧时代的老人,他自己也不能确定这决定究竟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人生忧患识字始:那是一条不归路,那路,通向万古的忧伤。促使他作这决定的,是他妻子的那句话:“小妮儿是要在这本乡本土活人的,她争不过命去!”是,一辈子,做个混沌而快活的人,那不是莲的宿命和人生。

但我姥姥并没有在学堂念到毕业。她病了。

她患上了头疼症,很严重。不能看书、写字,看书久了,不光头疼欲裂,还恶心、呕吐,天旋地转。

姥姥生来瘦弱,皮肤苍白得几近透明,这一病,更是瘦成了一个纸人儿。她咬牙忍着,撑着、坚持着,终有一天,撑不住了,她因为怕课堂上恶心呕吐,不敢吃饭,结果,虚脱了,晕倒在了地上。

学校让家人把她接回到了乡下,她父亲给她用药百般调养,但,终不见起色。这病很怪,平时还好,就是不能看书,不能写字。可一个学生怎么能不看书写字啊?于是,姥姥只好休学了。

很多年后,她的女儿,我母亲,一个眼科医生,对我说,其实,姥姥的头疼,很简单,是因为,我姥姥是先天的远视眼,且有严重的散光。“那时候,只需要一副眼镜,你姥姥,这辈子,可能就完全是另外一种人生。”我妈不止一次地、惋惜地这么对我说。后来,在天津,姥姥才三十大几就去配了“老花镜”,果然,这“老花镜”一戴,头不疼了,天不旋了,也不恶心了,能看书也能写字了,可是,一切,也都晚了。

我丈夫从小眼睛很好,自诩是2.0的视力,曾经被推荐参加过飞行员体检。他是在30多岁的时候患上头疼症的,有一段时期,天天头疼难抑。幸运的是,他有个身为眼科主任医师的岳母大人,第一时间,我妈就判断出他的头疼是因为眼睛所致,一查,果然,他也是先天性远视散光,和我姥姥一样。至于为什么他到三十大几这症状才显现,我妈用医学的术语解释了一番,我没记住那原因。我记住的是,朋友们的惊诧,“哎呀李锐你才多大就戴老花镜了?”(虽然,远视眼和老花眼完全不同,但,它们需要佩戴的眼镜则都是相同的凸透镜)还有就是,我母亲触景生情的感慨,“唉,你姥姥啊,一副眼镜,就改变了一个人的命运啊!”

不难看出,我妈,是一个科学技术至上主义者。

尽管,我姥姥没有那一纸毕业证书,但,毋庸置疑,“简师”的经历,新学堂的经历,如同春雨一般,润物无声地,渗入了她的生命和血液中,使一些新鲜的种子,在她拥有一双畸形双足的身体里,破土而出,发芽、抽条、长叶,却永没有开花结果。

一直不知道,为什么,姥姥要到那么晚才出嫁。

也不记得问过母亲没有。

隐隐约约似乎听见过,说是因为体弱的缘故。也或许就是这根深蒂固的头痛,导致姥姥的父亲,怜惜小女儿,怕她这多病的身子嫁出去吃苦受罪?但,也或许是,来提亲的人家,是姥姥所不中意的,也是她父亲不中意的。我心里,更认同的,其实是这一条,这,就是“简师”对一个青春少女的启蒙和催生:它催生了一个少女的不甘心和对未来的一点憧憬。

于是,就蹉跎了下去,耽搁了。

我姥爷家来提亲的时候,我姥姥的父亲已是久病缠身,他唯一的牵挂、唯一的不放心、唯一的不甘和不舍,就是这没有出阁的女儿,他的妮儿。那时,我未来的姥爷已经在北京读完了大学,那大学的名字叫“中国大学”,此时,据说正在黄侃先生的门下研读音韵学。而我姥姥未来的婆家,也不在中原,是在渤海之滨的天津城。虽说,不是做原配是续弦,虽说,从此山高水远再不得相见,我姥姥的父亲,却还是认了这门亲事。出阁前夜,他在病榻上握着女儿的手,依依不舍,老泪纵横地说道:

“莲,去吧,谁说妮儿就不能离开咱这本乡本土活人?爹知道你的心高、心大,去吧,好好活——”他嘴里说着“去吧”,可他的手,却死死攥着女儿的手,不忍放开。他知道,这一放,就是永诀。

果然。

等我姥姥再回家乡再回娘家的时候,她父亲的坟上,早已是野草萋萋……

至于姥姥,最初对这门亲事,我想,应该还是满意的。姥姥在离开家乡离开父亲的时候,一定,对她以身相许的未来,对她以身相许的夫君,有一些温存和天真的想象,所以,她才有勇气,只身一人,去闯荡一个大世界。她心大。

在我写这篇东西之前,我一直不知道,“中国大学”是个什么大学。很多年前,我问我妈,说,姥爷当年在北京,念的是什么学校?记得我妈说出“中国大学”这几个字的时候,她脸上的表情,也是茫然的。记忆中,更早更早以前,小时候,读红色小说《青春之歌》,在某一个章节,写北京学生“一二·九”大游行的队伍中,爱国学生们打出的队标里,有“朝阳大学”和“中国大学”的旗帜。之所以记住了它们,是因为,它们很陌生,此前,几乎从没有听说过它们。后来,我认识了一个朋友,偶然聊天,她说她父亲毕业于北京的“朝阳大学”。记得当时,我竟很有些兴奋,好像一个虚幻的东西突然变成了一个真实的事物,像一个奇遇。而“中国大学”,至今,我认识的人中,好像还没有谁,和它有过任何的交集。

于是,打开了百度,一查,吓一跳,被自己的孤陋寡闻,也被自己所接受的历史教育的狭窄。

原来,这“中国大学”,是孙中山先生仿照日本早稻田大学,于1912年在北京所创办。它正式开学的日子,是1913年4月13日。它的第一任校长,是宋教仁。只是,宋教仁还没等到学校正式开学,就于同年3月在上海遇刺,于是,第二任校长黄兴走马接任。它于1949年停办,历时36年。36年间,在此任教的学者、教授,可谓人才济济。先有李大钊、李达、曹靖华等,后来,陆陆续续,计有:燕京大学的张东荪、齐思和、严孟群、胡鲁声,协和医学院的裴文中、冯兰州、谢少文,北大的俞平伯、蔡镏生,北师大的陆宗达,南开的温公颐、翁独健等等。而从中国大学毕业的学生,也不容小觑啊,像张友渔、任仲夷、齐燕铭、浦洁修……原来,他们都是我姥爷的校友。

而姥爷,我几乎是陌生的。

这一生,和姥爷见面的次数,超不过三四次。

还是读小学的时候,有一天,傍晚时分,家里来人了。那时的姥爷,应该还在生命的壮年,不到六十岁,正随着某个勘探队,在北中国在黄河流域一带野外作业。是什么性质的勘探队呢,至今,我也没弄明白。可能是工作结束后,他请假来省城探望我们的吧?记得那晚的餐桌,临时,我奶奶手忙脚乱添了两个菜,不记得是否有酒。平日里,晚餐时间,是家里最热闹的时间,可那晚的餐桌,有些拘谨和沉默。常年野外生存和劳作,姥爷看上去很壮实,一张黑红的脸膛,挂着谦和的笑容,人却沉默寡言。这,几乎就是我对我姥爷的全部记忆。我甚至回忆不起来他说过的任何一句话,他当然是说过话的,可我竟然回忆不起他的声音。一个没有声音的亲人……第二天一早,他就背着行囊走了。那行囊里,有一个标志性的东西,是我长大后才知道的,那东西的名字叫“洛阳铲”,考古勘探、也是世世代代盗墓者手里必不可少的工具。这鼎鼎大名的物件,在他后半生的时光里,几乎和他须臾不离。也由此,可推断一下,他从事的工作似乎和考古有关。

我妈给我讲过一件事,她说,当她得知她父亲要给她们娶“庶母”的时候,曾对她父亲哭诉。那年她十三四岁,读中学,接受的自然是五四以来反封建的教育。她说她这个女儿,长女,一定不会比任何一个儿子差,她会承担起一个儿子应该为家庭承担的一切,她会努力、上进、有所作为、光耀门楣。她还说父亲这样做对她母亲是残忍的。但,她赤诚的剖白,毫无意义。她那颗鲜嫩、热切、天真的心,被她父亲,狠狠地,踩踏了。于是,她和她的妹妹们,有了一个“庶母”,这庶母,年轻、漂亮、健康,拥有一双美好的天足。这一切,都是她母亲,我姥姥,所从来没有过的。

所以,我后来想,儿子,也许仅仅只是一个最冠冕堂皇的借口。

……试读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