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风云变幻，40年砥砺奋进，国家和社会发展发生了历史性巨变，中国的文学理论研究也实现了进步性变迁。中国文学和文学理论的40年，与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联系在一起，可分别概括为“新时期”“新世纪”和“新时代”三个阶段，有着各自的特点。

40年文论是从“新时期”文论开始的

我们隆重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并将发生在1978年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为重要的时间节点。然而，如果给这40年文论确立一个起点，应该从更早的一个事件开始。1977年12月3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主席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这封谈诗的信，原本确定刊登在《诗刊》1978年第1期上，《人民日报》提前发表，以示重视。在这封写于1965年的信中，毛主席提到“诗要用形象思维”。

此前，在20世纪的50年代到60年代，理论界围绕艺术创作是否要用“形象思维”，曾展开热烈的讨论。这一讨论终止于1966年。这一年的5月，一位名叫郑季翘的文化工作干部在《红旗》杂志上发表了批判“形象思维”的文章。据说，该文在1966年的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受到毛主席的表扬。此后，整整11年的时间，“形象思维”的观点就无人提起。在这个时候，重提“形象思维”，并发表毛主席肯定“形象思维”的信，具有特殊意义。在一个“两个凡是”与“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两种观点激烈交锋的关键时刻，毛主席书信手迹的发表，摘去了套在人们头上的紧箍咒。

在那个特定的背景下，关于“形象思维”的讨论成了“新时期”文艺的进军号角。在同一期的《诗刊》上，刊登了一个座谈会记要，题目是《毛主席仍在指挥我们战斗》，取这样一个标题，就将“形象思维”的讨论纳入到当时正在开展揭批“四人帮”的战略部署之中。

这封信的发表，在文学艺术界引起了热烈的讨论。在同一期的《诗刊》上，发表署名文章的有林默涵、臧克家、李瑛这些著名的理论家和诗人。此后，文艺界、美学界和其他人文社科界的许多人士都加入进来。在这场讨论中，中国社会科学院起了重要的作用。文学研究所的蔡仪、哲学研究所的李泽厚都连续写了多篇文章。由钱钟书、杨绛、柳鸣九、刘若端、叶水夫、杨汉池、吴元迈等许多重要学者倾全力参与编译的《外国理论家、作家论形象思维》一书，共50万字，并于1979年1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正式推出。

“形象思维”的讨论，启动了上世纪80年代初年的“美学热”，也推动了以“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以及种种创作方法和手法的新探索，造就了新时期中国文学的繁荣。文艺是时代的报春花，文艺上的新观念、新运动、新思潮，为波澜壮阔的思想解放运动起到了引领潮流和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20世纪80年代初，文学理论界出现了一系列的讨论，如：马克思《19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讨论、“人性与人道主义”的讨论、“新方法论”的讨论。此后，结构主义、新批评、读者反应批评，以及哲学上的一些新的流派，陆续被引入并运用到文艺理论与批评实践中。在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国外人文社会科学，其中包括国外美学著作和文论著作的翻译大潮，有不少译丛问世，许多国外的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著作被译成了中文，对中国文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引进的意义，当然是积极的。众多的翻译著作，给国内的文论界带来了新的知识和视野，使国内的学人大开眼界。这些理论热潮，与当时蓬勃发展、硕果累累的新时期文学相互呼应，推动着时代的发展与进步。今天重新思考这一段历史时，我们常常会这样形容：这是一个充满着青春朝气的时代，有着青春期所特有的求知欲和探索精神，有着对新的学术观念和方法的渴求，也有着那个时代所特有的青涩、躁动和粗放。在新的热潮不断出现的同时，一个又一个曾经风行一时的流派、观点和人物也在被不断宣布过时。

新理论像走马灯一样的转换。这种状况的积极意义是，中国文论界开了眼界，思维活跃，突破了过去僵化的体系；而不足的一面是，新理论、新名词层出不穷，不断地追新，让人无所适从。更严重的是，这种只引进，不消化，不断追逐时尚学术思潮与生涩的新名词术语的做法，促成了理论与文学实践加速脱离的倾向。

当然，任何脱离文学活动实际的理论，都不可能产生实在的效果。如果要问这一段时间的学术引进，所形成的最深远的影响是什么，那么仍然是集中在语言学之上。语言学方法的使用、文本中心主义，成为那个时代的主导理论。由此形成声势浩大的“向内转”潮流：过去的文学研究偏重于时代、政治、意识形态，而此时一种回到文学本身的趋势，通过各种方式体现出来。

中国文论上的下一阶段，是从90年代起延续到新世纪最初十年

我们可以将之统称为“新世纪”阶段。这一时期的文论研究，是从古代文论研究的复兴开始的。本来，在毛主席给陈毅谈诗的信中，提到了“比兴”的手法，这成为80年代一些学者研究古代文论的缘起。蔡仪先生就连续写过三篇文章，分别讨论“形象思维”与“赋”“比”“兴”的关系，并以此为出发点，将古代文论引入到文学理论的讨论之中。此后，中国美学的研究为越来越多的人所关注。李泽厚和刘纲纪立志要写规模巨大的《中国美学史》，此计划虽最终未能完成，却引导更多的人去完成它。叶朗的《中国美学史大纲》以大纲的形式概述美学通史，虽简略却吸引众多人去丰富它。从形象思维到意象、意境、神韵等概念的研究，中国古代文论概念和范畴的研究，由此生长起来。在这一时期，无论是将古代文论作为从属于过去时代的专门学问来研究，还是从中汲取营养，服务于当下的文学理论的建设，依然成了一个引起热烈讨论的话题。

在这一时代，“全球化”、市场经济大潮、新电子技术，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而同时出现的对中国社会的冲击。在这一时期，除了早已交织着的古与今、中与外的矛盾之外，也出现了艺术性与技术性之争、市场与审美之争。这些争论通过各种方式，以各种新的名义，带着新的冲击力，被人们热烈地讨论着。

然而，更加引人注目的并成为论争焦点的，是文化研究的引入。在经历了“向内转”之后，出现了新一轮的“向外转”。一些从事文学研究的人提出了“跨界”与“扩容”的口号，并由此成为一个不可阻挡的趋势。旧的文学理论模式过时了，以“新批评”为代表的理论模式，并不能满足研究的需要。然而，扩容之后，是用心理学、语言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各种学科的知识和方法来研究文学现象，还是放弃文学研究，转向到对各门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去？是在研究中受到各门科学的启发，深化文学的研究，还是从文学找例证，来证明这些科学的道理？这成为争论的焦点。当我们说“文学是人学”时，是继续坚持对文学的感性的、审美的接受，并将理论分析建立在感性经验的基础之上，还是将人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等全部抽掉，研究作为生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人类学的人？这里有着容易被混淆的重大而根本的区别。

作为这种错误倾向的极端表现，理论界出现了一种观点，说文学研究者是在研究“没有文学的文学理论”，其依据是：“文学”这个东西，像洋葱头一样，剥了一层又一层，最终却什么也没有。文学是无法定义的，因此，文学理论不能以文学为研究对象。这种流行在文学理论界的否定并从而脱离文学的观点，其实并不能成立。世界上任何事物，都不是由于其能够被定义而存在，而是由于其存在的先在性才促使人们去寻求其定义。一些从事文学理论研究的人游走在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中，满足于对这些学科的一知半解，在不同学科之间打游击。在一个理论的动荡年代，这样一种做学问的方式也许能吸引人们关注，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则必然被学界抛弃而成为历史的陈迹。

在这一时期，中外文论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过去是从西方找真理，不断追逐最时尚的文论流派，惟恐落后，不断宣布某一流派过时，要引入更流行的思潮和流派的做法，到开始与国外学者直接交流，在对话中相互借鉴。这一姿态上的变化，是在从20世纪90年代到新世纪的最初10年中逐渐形成的。这一时期仍在继续着前一阶段对国外思想的引入，但已经从隔代的翻译转向同代的翻译，从纯然学习式的引进发展为对话式的借鉴和吸收。在此情况下，中西对话的局面正在形成。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钱中文先生在一次谈话中曾提出，学术要前沿，不要时尚。他的这句话，代表着这一时期文论研究的自我意识。前一阶段的文论研究，留下了追求时尚的风气，这一阶段，已经逐渐形成新的共识，避免空谈，回到实实在在的问题研究上来。

新时代的文学理论走着一条从理论引进到理论创新的转化之路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理论的发展，走的是从“拿来主义”到“实践检验”，再到“自主创新”之路。有一些研究者只在“拿来”这一步停住了，这远远不够。只“拿来”而不知为何要拿，没有选择。只听说某种理论国外时尚，就要跟上潮流，这是一种做法。一些专门从事外国文论研究介绍的人，固然可以这么做，但仅满足于这一层次的介绍，还是不够的。研究的下一步是要用实践去检验，用“拿来”的理论与文学研究的实践相结合，在实践中有所取舍。再下一步是自主创新，要在实践的基础上创造出适合中国文学研究的理论来。

最近一些年，中国文论在此基础上有了新的发展。世纪之交的文论上的种种变化，为新的文论建设准备了条件。在这一时期，中国文论话语体系的建设工作得到了高度重视。这种话语体系的建设，要吸取古代文论的资源，借鉴西方文论资源，致力于创新。前面所说，从“拿来主义”经“实践检验”，到“自主创新”的三大步，也可以倒过来理解：从“自主创新”起，经“实践检验”，发现不足再去“拿来”。“创新”是前提。新的时代，面对种种新情况，新问题，要通过创新的理论来应对。这种创新，当然不是凭空奇想，而是要过实践这一关。理论不是空谈，而是通过付诸实践来检验。下一步，仍是要“拿来”。外国理论，是我们的工具箱，我们要从中找合用的工具，找用得上的方法。

这里最重要的一条，还是克服前一阶段的理论脱离实际之风，倡导理论与批评的结合。针对在文学实践中出现的文艺与人民的关系、文艺与市场、文艺与科技以及在文艺批评中出现的问题，作出理论的探索，在新的时代推动文学理论的建设和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我们还要重视美学研究与文论研究的结合，彰显信仰之美、崇高之美，传承与弘扬中华美学精神，让文艺展现自然的美、生活的美、心灵的美，用历史的、人民的、艺术的、美学的观点评判作品。通过这种结合，才能有效形成和不断推进文论研究的深度发展，推动文艺创作中有高原、缺高峰的局面彻底改观。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特聘教授、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