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我们会遗憾地发现文坛上出现“过于正确与急切的叙事”，缺乏耐心的解构，甚或为现实所俘虏的书写。说到底，好的作家作品务必拒绝成为“现实的赝品”，他们要创造新的时间和空间，新的现实和现实感。

有人说瞬间即永恒，有人换了个角度指出每一时刻、每一现实都汇聚着过去、现在与未来。当我进入文学性思考之际更想先强调的是，现实即正在消逝中的一切。

我们生活在现实之中，无时无刻不在遭遇现实，生产现实，成为现实，同时也隐入现实，错过或者说告别现实。某种意义上，我们生活在无限现实的有限残骸里、废墟里、遗迹里。

当我们强调“文学与现实”的时候，可能已经潜在地将文学与现实分隔开来，说到底，文学也是现实，是“现实一种”，而现实也可以说是一种文学，一种文本。也曾得见不止一位作家指出，现实本身是一个更超然的“作家”。这名“作家”不断地虚构着自己，阅读着自己，同时评论或删改着自己。现实可能也正是因此而变得越发混沌复杂的。现实的面目无论多么喧嚣或夺目，依然有赖于创作者的敏锐、召唤，以及潇洒的想象。这也就是所谓的发现，这种发现往往始于创作者对“明晰的自我”的发现。也就是说，要看到世界与文本的无限，也要看到自身的局限与可能。

有一次，王安忆感慨自己怎么看不到冉·阿让，《史记》里的那些英雄也看不到。她给出的理由是：古代的东西都是通过别人审美化了以后才传递给我们的。可能我们还是想象力不足，现实羁绊太多，审美化总是做不好，包括写革命。法国大革命写了这么多年，知识分子的思考一直没有停止，你看它还是在沿着那条线在思考，他们追求的东西比我们好像要高尚。他们要自由，我们只是要吃饭，然后就是权力。中国人写大事件写得好的很少，是时间不够，还是什么问题？

评论家张新颖听了，说：“是不是艺术家个人的力量太薄弱？就是一写大事件的时候，那个大事件本身就把你给左右了。”作家王安忆说：“还是太现实呀。”

两个人对话中的消息实在丰富，很多时候，纵然去除了意识形态的因素还是颇有值得省思之处。换句话说，陈胜吴广起义、易水悲歌、垓下之战、朝核问题、中美贸易战等自是不易把握，日常经验和生活细节亦未必好处理，这是胆识的问题，也是技艺与耐心的问题。

作家和评论家对话中所涉及的“审美化”，可以更宽泛地理解为对现实的触碰、命名和赋形，其囿在于现实，也在于“太现实”。作家无法自外于现实世界，面对这一超级巨大的磁场，可能被吸进去，独立性、想象力和创造力被淹没，徒然感叹现实比小说更神奇更魔幻更荒诞；换而言之，作家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可能带有幻觉的一面，并不那么真实，或者说是被遮蔽被折叠被篡改的真实，是局部，是局部的局部，碎片的碎片。

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不断有人抱怨当代作家不关心当代，不关心现实，在他们的作品中看不到最鲜活最真切的现实，很多人在写历史，写修辞性的远方。这种境况的改变或者说改观，我愿意以余华《兄弟》上下卷的相继面世为节点，此前莫言、苏童等作家均有自己的探索，不过《兄弟》尤其是下部，可以说更凸显地标识着新世纪以来作家们越来越有信心和路径对现实予以触碰、辩证和赋形。

“正面强攻”这个词也正是自那时起为更多的人所知。作者的初衷及其探索均引人注目。不过，更多地去检视多年来我们的文学创作，不难发现现实意义上的“正面”不止一个甚至可以说很多，而文学意义上的“强攻”却不多，甚至可以说很少。鉴于现实的未明和文学的未知等种种缘由，就事论事而言，大的题材大的问题固然重要，甚至非常重要，但是只有当创作者把它写得足够好，它才上升为或者说归位为大题材与真问题。在另一端，真真切切写得好，纵使是一件琐事、一个小问题也可能构成“正面强攻”，或者说正面攻坚。

卡洛斯·富恩特斯曾指出，“仅仅会积累写实资料的人，永远不会像塞万提斯或者卡夫卡那样把看不见的现实拿给我们看，而这种现实是像大树、机器或者身体一样地真实。”“看不见的现实”，这个说法很是动人，也许人们对此会有不同的解释，它可能极其庞然而严峻，也可能极其微小，这令我想到卡尔维诺在《新千年文学备忘录》中所言，“堂吉诃德以长矛刺穿风车的翼板并被吊到半空中的场面，在塞万提斯的小说中只占寥寥数行。我们甚至可以说，作者只把他的资源的一丁点儿放进这个段落。尽管如此，它依然是所有文学作品中最著名的段落之一。”——这可能就是一种“看不见的现实”，一种巧妙的以“轻”写“重”，一种非常形象又富于思想力的文本。而“在你和世界的搏斗中，请协助世界”这种卡夫卡特有的言说与作为，可能构成另一种“看不见的现实”，蕴含着洞穿绝境与顺境的智慧。

在恢复触碰现实能力的过程中，文学呈现多元多维并进的趋势。不少作家的活力得到焕发，仅以我感触最为切近的金宇澄和吴亮两位前辈而言，《繁花》和《朝霞》代表了60岁之后的重新启程，而且他们一出手便堪称卓越，内里的感召力与才情均甚是魅惑。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青年作家和时代紧密互动，及时反应。他们几乎是第一时间对自己所置身其中的现实发言，以短制或长篇见证——更多的是重塑着——自己所置身的这个世界，迎着更多的难度，向着更好的自我。

年轻一代作家中有不少人从事批评、翻译甚或导演、摄影（亦有酿酒等实业），他们的精神来源不同，文本样貌有别，行事风格各异，这种跨界在以前（如五四时期）很明显，在今天意味着对传统的小小的接续（也可能是对现实的不满和补益），我还倾向于视之为年轻作者对自我主体性的探索，自我心智的交锋，以及在差异中的升腾，他们和时代进一步的相遇可期可待。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通俗文学和类型文学的因素也在卷土重来，更可喜的是它们的理直气壮，它们的胆大妄为，以及别开生面的想象力。远方的目光也及时地印证了这些作家作品的殊异，典型如刘慈欣斩获雨果科幻文学奖，曹文轩获得安徒生文学奖。

现实具有巨大的势能以及动能。对于一个作家而言，现实有其过剩的一面，但过剩往往体现为一种匮乏，也就是说，并不是每个作家都能用文字抓住现实，就像塞尚等画家用颜料抓住事物和世界。

我们会遗憾地发现文坛上出现“过于正确与急切的叙事”，缺乏耐心的解构，甚或为现实所俘虏的书写。说到底，好的作家作品务必拒绝成为“现实的赝品”，他们要创造新的时间和空间，新的现实和现实感。

一个创作者要把自身的经验和更广阔的经验——包括死去的经验，错误的经验，异域的经验，陌生的经验，陈词滥调般的经验，甚至尚未发生尚未到来的经验——相互校订，相互辨认，也是相互辩证，书写自己的洞见与故事。就这一点而言，我也愿意相信，现实既是正在消逝的一切，也是那不断生成的一切，未来的一切。

最后，我想到一句话，“我们必须不断地从悬崖上跳下来，在下降中长出腾飞的翅膀”。这话不止一次在我面前升起，版本亦不尽相同，感触最深的，是一位久违的朋友在大家微醺之际以反问的语气所讲：“人为什么总是到了从悬崖上往下坠时才开始建造自己的翅膀呢？”可能，现实就是那个悬崖，同时现实也是主动或被动坠崖的过程，每个有志的创作者都不妨学着长出翅膀，在下降或貌似下降的过程中长出翅膀。

致命的、轻盈的翅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