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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申现实的“文学异彩”和“思想之光”

来源:文艺报 | 沈杏培  2018年07月23日06:44

这是一个具有“新现实”的时代,一个让作家惊呼“比《百年孤独》还要魔幻百倍的匪夷所思的现实”时代,对于作家和批评家来说,现实需要重新整饬,关于现实的诗学需要丰富,有关现实的创作和批评需要更新,只有当现实具有了文学的光泽,社会现实才会成为审美对象。另一方面,作家只有走出细节洪流、简单还原和逻辑缺失的现实书写,主动介入时代的总体现实,我们的现实主义文学才能真正走出“茶杯里的风暴”,从而成为深度现实主义或是达米安·格兰特所提倡的注重创造的“觉悟的现实主义”。

现实和现实主义是巨型话题,历史可以上溯到柏拉图的《理想国》,类型经达米安·格兰特在《现实主义》一书中粗粗列举便有26种之多。在20世纪的中国,现实与文学分分合合之后,终于在当下成为一种共鸣性的召唤力量,现实与现实话语无疑成为当下文学叙事最抢眼和最激情的内容,连一向光怪陆离、风格多样的网络文学,在近几年也开始告别“装神弄鬼”,迎来了书写现实题材的新时代。毋庸置疑,现实主义在当下小说领域愈发成为一种支配性的文学主潮和美学风尚。罗伯-格里耶曾将现实主义视为信奉者借以“对付邻人的潮流”和每个人都认为“只有自己才拥有的品质”,确实,面对这样一股汹涌的潮流和普遍性的文学品质,我们的文学批评似乎有些滞后而犹豫,现实如何进入文学,文学如何表述现实,“新现实”时代需要怎样的文学叙事,作家要不要以及如何触碰庞大现实,现实叙事该持守怎样的精神资源和思想之光,批评家和作家的两套现实观的关系问题,等等,都需要认真厘析和系统探究,只有这样,现实才能在当下绽放出异彩和新质。

“社会现实”如何成为“文学现实”:牛仔裤、收音机与魔法师

近20年来,中国作家关于现实的书写,几乎是全方位覆盖的,教育、官场、商界、生产、城市、农村的方方面面,几乎都能在小说和非虚构文学中找到对应的表达。问题是,这种社会现实在作家笔下,是否天然就能成为文学现实?社会现实、新闻现实与文学现实并非完全交集的概念。如果说新闻现实与社会现实之间分享了更多的真实、原生意义,那么,文学现实则需要保有艺术性、审美性,甚至思想性和穿透性。余华在《文学中的现实》中说,他在中国小报上读到两个真实事件,一个是两辆卡车在公路上迎面相撞,另一个是一个人从20多层的高楼上跳下来。但这两件事并没有构成文学事件,只有当他看到因为两辆卡车相撞时公路旁停息在树上的麻雀被纷纷震落在地,以及从高楼跳下自杀的人,由于剧烈的冲击使他的牛仔裤崩裂时,这两个社会事件才转变为了文学现实。在余华看来,满地的麻雀和崩裂的牛仔裤的描写,让文学从社会事件中脱颖而出。可以看出,文学中的现实具象、感性而生动。同样,苏童在一篇文章中分享了美国作家约翰·契弗的短篇小说《巨型收音机》,这是一篇关于窃听的小说,韦斯科特夫妇购买的新收音机突然失常,能听到邻居的隐私和对话,于是,所有的社会现实,经由这一个收音机的中转,在小说中得到呈现。苏童认为这台收音机是作家发现生活的一个方式。确实,这篇小说,因为有了这样一台收音机,偷窥和窃听具有了合法性,文学现实得以形成,如果没有这台收音机,这篇小说在内容上跟《上海屋檐下》的叙事格局并无区别。

实际上,这里所说的是作家如何将现实生活转化为艺术生活的内在机制与技法的问题。繁复的社会事件聚合在作家笔下,并不会天然具有文学性。纵观当下作家的写作,“普遍写实和仿真”是一个不争的现象。在《带灯》《极花》《篡改的命》等长篇小说中,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又一个社会事件和新闻话题的叠加,《涂自强的个人悲伤》也是一个社会悲剧新闻的简单还原书写。相反,在另一些作品中,能够强烈感受到现实的文学色彩。比如陈应松的《还魂记》中,当主人公燃灯在监狱的泥石流中死去,然后化为魂灵执意回乡,写至此处,我们已经看到一个精灵已被陈应松激活,湘楚大地的所有现实将在亦真亦幻的叙事中焕发出魔幻和想象的色彩。而黄孝阳的《众生》中的类似于《盗梦空间》中“三层空间”的确立,便意味着这里的现实一定是融现实与虚构、想象与写实于一体的文学现实,这是一个始于现实却又高于现实的异度空间。如何介入现实,如何强劲地拥抱庞大的现实,是作家写实时必须面对的课题,过于贴近而密集地原生态复呈现实,虽厚重但也会带来某种笨重和文学性的稀释。文学撬动现实需要支点,这种支点也是作家整饬现实的能力体现。纳博科夫认为大作家有“三相”,即魔法、故事和教育意义,在这其中,作家的“魔法师”的身份又是最重要的因素。所谓魔法师,也即作家整饬杂乱无章的现实的能力,经由魔法般的神妙魅力,现实世界开始“发光、熔化,又重新组合”。由于现实写作天然具有的粗粝和感性,因而作家在处理这类题材时,更需要一些“魔法”,现实才会更可爱而好看。

从“茶杯风暴”走向“深度现实”:现实的逻辑问题与思想气质

客观地说,中国当下的文学叙事,并不缺少故事和现实。相反,这似乎是一个现实素材和文学经验过剩的时代。面对繁复多棱的现实,作家如何写出时代的深邃和人心的宽广,如何让现实更加瓷实而有深度,如何让现实更具逻辑而非散漫地汇聚在作家笔下,是值得思考的命题。在我的阅读印象中,近20年来中国作家与现实进入了“蜜月期”,现实书写呈现出景观化、故事化、碎片化的特征,但现实的诗性和厚重感还不足,摆脱琐屑或“镜子式”的还原书写,由非逻辑走向逻辑,由零散的现实经验走向一种总体性的现实关怀,这条路当代作家尚未走完。

当下写作存在这样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第一,对现实的简单还原处理。现实主义在不同时代都需要创新,在一个时代流行的传统很可能会成为另一个时代的“旧制”。法国新小说的代表人物罗伯-格里耶曾旗帜鲜明地指出,要反映出今日的现实,19世纪的小说绝不再是一个“好工具”,他的理由在于,20世纪后半期的世界不再是100年前的老样子,人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和政治生活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另一方面,人们对于自己以及周围事物的认识也相应地经历了不同凡响的动荡。正因为如此,“逼真”和“符合典型人物”已经远远不能够作为衡量作品的标准了。也就是说,面对新的社会现实和新的认知方式,小说不应该停留在自然主义式的还原和“像编年史、证明和科学报道那样提供消息情况”,小说需要“构造现实”,甚至幻想、谎言、寓意成为更重要的现实主义的旨归。近几年,围绕《第七天》《极花》《我不是潘金莲》等小说的新闻化书写,批评界所引发的众多质疑之声,表达的恰恰是读者和专业批评家对作家书写现实上贴得太近、简单还原处理的极大不满。

第二,情感逻辑和艺术逻辑的缺失。逻辑问题是小说叙事的大问题,小说中的人物性格、行为动机、情节的起承转合都涉及到逻辑问题,好的小说一定有好的情感逻辑,哪怕是夸张变形叙事,由于其坚实的逻辑力量而使小说具有了艺术真实。王安忆曾说,经验性的材料之间,其实并不一定具备逻辑的联系。它们虽然有时候表面上显得息息相关,但本质上往往互不相干。确实如此,材料与材料之间、人物情感、以及行为表现,如果缺乏必然如此和必要的逻辑力量,会损伤文学的说服力。比如苏童的《黄雀记》对于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资本逻辑有着自觉的表现,但资本力量与权力意志交织出现在井亭医院上演的一出出闹剧显得夸张而臆想。一个老将军因不满医院条件,拔枪要跟人干架;一个有钱的大老板为了家人住上“特床”,声言要买下这个精神病医院;郑姐要院方在井亭医院搭建一座香火庙,给郑老板专用。《黄雀记》充斥了大量类似情节,这些荒诞不经的内容违背了生活逻辑,使人物显得滑稽病态。苏童意在写出资本和权力时代的社会怪相,但由于处理现实经验时缺少了对逻辑问题的尊重,使读者不断从这种假想的现实中抽身出来,进而生疑:这个小说里难道都是非理性的疯子吗?再如严歌苓的《护士万红》,万红几十年如一日厮守着一个植物人英雄,悉心照料,几乎寸步不忍离去,拒绝婚姻和世俗的幸福。我总在想,是什么力量支撑着她的这些行为。万红的“美德”和“善行”在小说中似乎是一股不言自明的力量,作家在建构万红形象、精神和行为时,缺少令人信服的叙事逻辑和艺术真实,人物的精神生成和主体行为缺少必然如此的内在逻辑。

第三,总体现实的缺失与思想的空疏。总体现实区别于碎片化、表面化的现实,而是指关乎这个时代的重大命题、典型症结和精神疑难的现实问题。当代小说在处理当代经验时,要能个性化地处理相对芜杂的现实,自觉聚焦和介入当下社会的“总体性的现实状况”。作家王威廉主张一种“深度现实主义”的写作,他说,“这就需要个人经验与时代经验彼此介入、血肉相搏的写作方式,思想诞生在这样的辩论当中,像是光束探进了黑暗,事物不仅获得了形状和颜色,世界也由此有了维度与景深。”当代小说不应该沉迷于细节的洪流里做道场,而应有关注总体现实和拥抱庞大、坚硬现实的勇气和策略,要有勘察现实症结、介入历史迷津、质询生活难题的渴望与努力,这种努力也即别林斯基所说的“向着而不是背着火跑”的精神姿态。取消写作立场、放逐思想的意义、留白对重大问题的回应、拒绝参与总体现实的思考,都是作品思想力度欠缺的表现。

总之,这是一个具有“新现实”的时代,一个让作家惊呼“比《百年孤独》还要魔幻百倍的匪夷所思的现实”时代,对于作家和批评家来说,现实需要重新整饬,关于现实的诗学需要丰富,有关现实的创作和批评需要更新,只有当现实具有了文学的光泽,社会现实才会成为审美对象。另一方面,作家只有走出细节洪流、简单还原和逻辑缺失的现实书写,主动介入时代的总体现实,我们的现实主义文学才能真正走出“茶杯里的风暴”,从而成为深度现实主义或是达米安·格兰特所提倡的注重创造的“觉悟的现实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