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疼痛，是文学创作的重要母题，也是戏剧创作者们热衷于表现的人类感知范畴。法国现实主义戏剧《西贡》亦是一部聚焦人类疼痛之作，编剧兼导演卡洛琳·古伊拉·阮将跨越两地、跨度40年的故事浓缩于超时空的“玛丽餐厅”之中，以其跨文化的独特视角、高度生活化的叙事笔触，为观众“再现式”地描绘了一群作为“异乡人”漂泊在法国的越侨的情感体验和生命历程。剧中传递的“疼痛”，并不等同于纯粹肉体意义上的痛感，而更多地指向某种“精神性”的创伤，它既来自创作者自我身份认同的撕裂，也来自其观照历史时深沉而悲悯的目光，它们成为一种“幕后推手”或者“隐藏的力量”，嵌入个体生命、历史真实与现实情感的框架之中，成为构筑《西贡》现实主义风格的一道厚重底色。

在《西贡》中，如果仅仅沉溺于殖民文化下越侨的疼痛，恐怕难以达到编导所追求的移情与共鸣。真正赋予《西贡》以鲜活生命力、让其走进不同国别观众内心深处的，是它所致力展现的宏大时代背景下个体关乎爱与生存的抉择与命运。对于卡洛琳这样一个有着社会学背景的越裔法国女作者，我们在剧作中真切地感受到了她对于自我文化身份的困惑及探寻，她将思路从已有的对于战争和殖民的控诉上延伸开去，以温暖善良的意愿接近普通人的内心，抛出了“我将归向何处”这一关乎人类共同精神困顿的命题，将剧中人关于故乡和爱的故事向观众娓娓道来。

卡洛琳在书写不可逆转的历史疼痛的同时，试图建构迎接苦难的多重可能性，那种面对命运法轮无情辗轧时的决绝与笃定，尤其体现在剧中几位女性人物身上，她们脆弱外表之下的隐忍、乐观、痴情与坚强，犹如照进全剧“疼痛”底色之上的一束温暖明亮的光芒，让剧目在人物塑造和情感表达上变得更加生动和立体。那个被称为“玛丽”的越南厨娘，似乎永远忙碌于她的厨房，她矮小而智慧、平凡却温暖，当哥提耶夫人带来她失联多年的儿子死于战争的消息时，这个起初似乎只是“串场人物”的女性流露出了巨大的悲伤，即使早已从对方的神色中读懂答案，但她依然打断了噩耗的传达，为的只是保留心中的那份牵挂和念想，甚至往后的每年，她都会穿上自己最美的衣裳宴请友人为儿子庆生，宴会的欢歌中，“痛埋在她心里，无声无息”的旁白响起，玛丽的生活依然要继续，她以善良和坚韧点燃生的希望，终与命运握手言和。少女灵为追寻所爱，背井离乡来到法国，当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在爱德华的一系列谎言中幻灭，她在一地鸡毛中重新拾起生活的信心，以宽恕和勇敢接受来自命运的考验，爱的光芒始终没有因为生活的欺骗而熄灭，散发出朴实却直指人心的力量。少女梅在恋人豪为活命不得不离开西贡去往法国后，对爱情进行了不渝的守望，但由于种种原因，两颗相爱的心失去了音讯，饱受相思之苦的梅没有向现实妥协，而是选择独自默默地离开，以自己的方式对残酷的宿命进行抗争。剧中三位女性共同向我们展现了人类在应对苦难时的多重可能性，她们代表着柔韧，代表着温暖，代表着善良，但这一切并不妨碍她们成为敢于直面伤口的勇者，疼痛磨砺了她们也成就了她们，在她们的生命底色上抹上了厚重有力的一笔。

“玛丽餐厅”在剧中是个多功能的超时空存在，所有的故事都从这里开始，所有的喜怒哀乐都在这里被书写和讲述，1956年的西贡和1996年的巴黎在这里严丝合缝，如电影蒙太奇般交织出历史的残酷与真实。从某种意义上看，卡洛琳对于“玛丽餐厅”的处理手法是超现实的，40年容颜未改的厨娘以及散发着浓郁越南风情的装潢，它既作为真实的故事发生地而立于舞台，又作为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符号而贯穿始终，承载了漂泊于法的越侨挥之不去的“西贡”情结，寄托了他们关于回不去的原乡的美好想象。对于这样一部以现实主义为圭臬的戏剧作品，超现实的戏剧形式与现实主义的写作并不相悖，现实主义本身就指向现实主义的手法和精神两个重要方面。因而，并非以现实生活为创作题材就是现实主义的，同样地，也并非借助了超现实的创作手法就是非现实主义的。在创作观念日渐多元化的当下，如果创作者遵循常识、常情、常理的叙述原则，现实主义在表现手法上亦可延伸出无限的可能性。若以此为着眼点，《西贡》无疑为当下现实主义戏剧创作的发展积累了成功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