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在谷歌的人工智能AlphaGo完胜人类顶级围棋高手之后，人们才意识到自己已然进入人工智能时代。媒体上对于人工智能时代到来的讨论，既兴奋期待又透露着担忧。如果我们回望二十一世纪走过的这十多年，也可以清晰地看到科技发展对于每个人生活的改变。在文学生产的领域，这种改变几乎是伴随着计算机的普及而同步产生的。

2004年，著名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在《西方正典》的中文版序言中十分深沉地说：“正是对这些名篇佳作的极端喜好才激起我对如今屏幕上的东西即电子书籍之类不屑一顾。我喜欢那些向往已久的书籍的纸张、外观、重量、手感、印刷，甚至是书页空白。”他在这篇序言中记述了一次研讨会，他对一群出版社编辑和记者说：“当我们从卷轴书进步到手抄本,再到印刷装订书籍时,那是一个巨大的文化发展过程。在我演讲并预言大量投资电子书籍的出版商会遇到经济灾难时，我的头脑里充满了那些诗卷的可爱形象，那些诗卷伴我度过了童年，成了我幼时周遭乏味环境中的光辉偶像。”但他最后还是不无感伤地说：“诚实迫使我们承认，我们正在经历一个文字文化的显著衰退期。我觉得这种发展难以逆转。”在哈罗德·布鲁姆那里，文学的正典是一条庄严而笔直的大道，他不会对那些“掉了腿”的书籍妥协，在他的体系中在经典的正道和驳杂的旁门左道之间泾渭分明。在2004年的哈罗德·布鲁姆已经预告到一个对文字文化有摧毁性的时代的来临，是的，十多年来，科技改变了许多人的生活，万物互联，一个虚拟的网络将所有人连接起来。我们的生活更为便捷，欲望可以随时满足，人类社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加速。我相信一个生活在上个世纪的人是无法想象当下这个时代的；以此类推，社会的加速发展让我们对未来的预测和评估更为困难。没有什么是永恒的，没有什么价值体系是不可摧毁的。包括文学。狄兰·托马斯有诗句这么写道：“通过绿色导火索催开花朵的力量/催开我绿色年华。”世界发展的力量，就如催开花朵的力量一样不可阻挡，而文学所扮演的角色太不重要的。所以世界是在发展自己的时候顺便改变了文学的生态，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翻天覆地，只是一个顺便的动作。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在文学的内部也随之发生诸多的变化，而这其中，一个有趣的问题是文学内部的边界划分，会存在迁移和争议，变得含混不清。

雅俗之分：因出版媒介的变迁而从二分到多元

世界加速的结果是我们的有效记忆也被缩短。我们会很快忘记1998年的新概念作文大赛和它带来的青春文学是如何借助畸形教育的破绽而制造了出版的奇迹；我们也会很快忘记在工厂打工的青年男女会阅读《佛山文艺》等打工文学刊物，忘记一个盗版书摊随处可见的时代；甚至会很快忘记当年文学网络化的初始阶段榕树下、红袖添香等网站还有着精英写作的小众和高傲，没有完全被商业化、个性化的写作还能被重视，思想性还可以被强调。现在，取而代之的，我们只能记住匆匆的学生党和上班族在地铁上拿着手机快速刷微博、微信和网络小说的情景，其背后是以纸媒为经典体系的崩溃。在一次回顾“榕树下”网站二十周年的活动中，曾参与“榕树下”运营的作家陈村也坦言：“网络文学最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网络文学的初心，是不功利的，是老子所说的那种赤子之心、婴儿的状态。但从今天来看，网络文学把文学做‘瘦’了。文学本来海纳百川，有文学批评、散文、诗歌、杂文、小说，但网络文学出于经营的原因，需要把文章写长。这导致类型文学一枝独秀。”因为盈利模式的驱动，网络文学基本上将精致而强调思想性的严肃文学排除在外，现在谈起网络文学，一般就专门泛指在网络上连载更新的长篇类型小说。我们的有效记忆太短，早就忘记有那么一个时期，是有一个雅俗并存的状态的。

网络文学很快就因为资本的介入而发展出成熟的盈利模式，一部网络小说的长度都要几百万字以上，免费章节也不断被推后，现在没有三五十万字的免费章节都无法吸引读者，而这个篇幅在严肃文学那里基本就是鸿篇巨著了。字数成为雅俗之间最有辨析度的鸿沟，也让这两类作家的写作方式截然不同。是不是严肃文学作家干活没劲，打字太慢了？显然也不是。莫言在一次发言中就说：“我一天可以写一万四千字甚至一万七千字。有人说，你一天一万七千字，怎么可能写得好？写得好不好跟写的速度没关系，就算一天写一百七十字，第二天看上去可能只是垃圾，但每天能写出一万七千字的时候，可能是字字珠玑。灵感来了，笔可能赶不上思维。”许多严肃文学作家其实也能保持每天劳模一样的写作，但也必须承认长期高速的写作对写作本身并不是最好的。相对而言，网络文学作品更需要快速讲述一个有长度的故事，相对于故事要素和故事技巧，表达的语言之美和故事背后的思想深度一般会被置后或者忽略；而严肃文学并非不在乎故事，而是不专注服务于阅读快感，它更要求作家遵从自己的内心，用语言的优雅去挖掘人性与存在的深度。有人笑称，不同的追求眼下已经让它们成为完全不同的两个行当。

当然，我们似乎应该看到这雅俗之间是存在模糊边界的，而这条分界线有可能发展成模糊区域，而这一部分，可能更代表这文学的未来。以《霍比特人》《指环王》的作者托尔金为例，那可能预示着中国文学的某种未来状态，毕竟我们的新文学才走过一百年。阅读托尔金，你会震惊于他的专业和细腻。我们都知道他为了让精灵们能好好聊天居然创作了精灵语，但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孙悟空和他的徒子徒孙聊天用的是哪一种言语，是用古汉语还是用猴语，抑或用天庭通用语。过去我们很容易就区分鲁迅和金庸的不同，将之分为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但托尔金的专业精神让我们很难将之在严肃文学和通俗文学之间进行归类，就如《红楼梦》在若干年前也是作为通俗小说被阅读的，但因为它的百科全书式的专业展现和经得住考验的艺术水准而逐步成为经典。相同的例子还有每年诺贝尔文学奖陪跑的村上春树，很多人断言他不可能获得诺奖，但不得不承认他的作品已经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通俗小说，而具有了可供探讨的价值维度。再比如乔治·R·R·马丁的《冰与火之歌》，这样浩瀚的写作，诡异的想象，跌宕起伏的家族史，放在经典写作的范畴，也足以让很多标榜着严肃文学的作品显得黯淡无光。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在网络文学、严肃文学、类型文学等分类之外，现在还存在在非虚构写作、自媒体写作、日抛型睡前小故事、小众同人文等等更为细分的领域，它们共同形成了这个多元的文学世界。

城乡二元：彼此交融，含混莫辨

正如张柠教授在《土地的黄昏》中所说的那样：“在一个被城市经验和城市价值支配的世界和时代，真正的‘黄昏经验’，或者说与之相关的土地经验、乡村经验、农民经验正在迅速消失。”过去十多年间，农村的城镇化伴随着强烈的阵痛，原有的价值体系和审美方式几乎被完全瓦解，商业关系取代了宗族伦理，对于很多人来说，原有的亲情关系不在了。那么，原来的农村哪里去了？是凭空消失了吗？不是的，城市在吞噬农村的同时，农村何尝不是在同化城市？大城市有城中村，小城市有很多被定义为城区的部分，其实十年前就是农村。所以中国大部分城市，其实都带着农村的气息，带着农村人的生活习性，有些因为各种原因必须来到城市的农村人（比如帮忙带孙子的农村老人）还习惯在高楼的阳台养只鸡生蛋，因为更加环保。

我们更应该看到，作家面对的乡土和城市，其实都是流动的情态，而不再像上个世纪，农村是几十年如一日没有丝毫变化。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后，就曾对媒体将他当成乡土文学作家有点不服气：“其实我写的是一个在乡土基础上成长出来的城市，也就是说我的乡土文学已经跟三十年代的乡土文学有了很大的变化，它已经是变化的乡土，已经是城乡化、城镇化的乡土。这样的成长化乡土和大城市的生活当然有区别，但是已经区别不大了。所以如果你一直当我是一个乡土作家，那么严格地说，我是不太服气的。”显然，莫言笔下的乡土，跟鲁迅笔下的乡土、沈从文笔下的乡土，已经是完全不同的世界了。如果一个作家描写农村，就非得贴上乡土文学的标签，那么是有失公允的。甚至可以说，要注视当下的中国，要读懂这个民族的精神内质，如果一个作家不懂农村，那是很难写好的。所以莫言在最近一次发言中说：“这些年农村的变化很大。除了物质变化，最重要的还是精神变化，赶毛驴的农民和开拖拉机的农民精神境界肯定是不一样的。大家不要一提到乡土，就想到刁民泼妇、穷山恶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乡土，你的童年就是你的乡土。无论世界怎样变化，乡土文学永远都不会凋敝。”

但从出版角度来看，很多编辑会告诫作家说，如果只会写乡土，而不会写城市，读者会不买账。现在年轻人的口味，都喜欢新潮不喜欢老土，喜欢酒吧不喜欢村舍，喜欢摇滚不喜欢农村的游神赛会。这样的观点推动了很多青春文学选题的诞生，他们似乎忘记《平凡的世界》在图书馆的借阅榜上长期居于高位。也就是说，一味去推测读者的口味必然会催生许多非常愚蠢的出版方向。文学生产，无论是创作还是出版，当然要知道市场的方向，但更要明白市场永远呼喊好作品。好作品有一个非常复杂的生产机制，并非由简单的“要城市不要农村”这样的定律就可以做好的。甚至更进一步说，许多城市问题的根源就是农村，许多农村问题的解法就是城市；城乡之间不是一种对立的关系，而是有更为千丝万缕的联系。文学的焦点，应该关注人的生存，无论写的是城市人还是农村人。

代际作家：文学分类的权宜之计

好像只有严肃文学会区分谁是70后作家，谁是80后作家，在网络文学那边并没有这样的区分。可能是因为严肃文学无论作家群体还是读者群体，比之类型文学，还有非常闹腾的各种圈，世界范围内的严肃文学都进入了一个非常萧条而小众的常态。我想起布罗茨基对于小众的一个比喻：“你只能放大邮票，却难以将它缩小。这就是说，你可以缩小它，可这样做却无意义。这便是小东西的自我防卫，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把这一点称为他们的存在意义。”确实，一种小东西如果小到一定程度，也就没有必要更小了，要么干脆就是消亡，要么就维持现在的小。但再小的东西也得有它的纹理，就如再小的邮票也得看清里头的图案线条，所以文学才召唤各种各样的标签和切分。从某种意义上说，所有的标签和边界划分，其实都是一种梳理和归纳，都是为了更好地为当下这个时代的文学生产进行命名。为一个时代的文学命名，是需要非常深邃的眼光和高超的概括技巧的。在上个世纪，评论家会给文学贴上各种标签：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先锋文学和寻根文学……但到了二十一世纪，这种类似的命名方式似乎非常乏力，比如打工文学、底层文学，这样类似的提法都会招致质疑。比如打工文学，广义的打工应该是指每个人，因为在一个分工明确的社会每个人不是在为其他人工作的吗？如果仅仅指工厂流水线的文学，那么又过于无聊，工厂之外难道就没有文学？所以这样的标签概括力并不强。

也因为这样，将文学按照作家出生的年代划分为60后作家、70后作家、80后作家、90后作家……这样的划分方式，虽然也招致各种诟病，但在一个高度信息化的社会，面对转瞬即逝的各种观念和新词，只有出生年月日大概算是一个比较稳定的性质，它符合当下的网络时代信息化逻辑：注册各种东西都要身份证，而身份证里头很重要的信息就是出生年月日。同时，这样简单粗暴的划分方式，确实也是网络思维的产物：不需要再进一步进行解释，不需要附上注释，自然而然就把你归类了。

所以，无论你对代际作家的划分觉得有多么不合理，但情况就这样发生了。当然，你可以举例说一个1979年12月出生的作家跟一个1980年1月出生的作家，本质并没有太大的不同。在一个讲求大数据的时代，只要归类的人足够多，数据足够庞大，总是能够发现代际之间有诸多各自的特点。比如，敏锐的评论家已经指出，80后和90后作家在面对历史的时候，要比之前的作家更为无力，甚至是去历史化，这与这一点年轻人的成长环境过于太平有关，所以他们会更关注富于想象力的灵动风格，而受不了沉重而严肃的说教。

但显然，代际的有效言说期只能是一百年。比如作为80后的鲁迅和作为90后的胡适就无法纳入当下的讨论。同理，一百年后的作家，也无法与当下的作家一起讨论，假如一百年后还有文学的话。

未来文学：专业化写作的最大公约数

对于小说家而言，我们常常庆幸小说比诗歌等其他文体拥有更为统一的标准。小说家相对独立，不像诗人拥有各种流派、山头和圈子。写小说的可以十分调侃地对诗人说：贵圈很乱。但对于小说的文学标准，其实谁也说不清楚。或者说小说的标准是流动的，它正慢慢形成“经典”和“泛经典”的小说标准，彼此谁也不服谁。

每一个文体在成熟中总在不断地确立边界，同时又不断抹去边界。“经典”和“泛经典”，或者说“严肃文学”和“泛严肃文学”，会长期并存于这个乱糟糟的世界里。换言之，假如文学可分雅俗，那么新的文学期待应该诞生于经典标准的边缘地带，那里杂草丛生，生机勃勃，埋伏了戏谑反讽这个时代的所有动力。

以色列作家尤瓦尔·赫拉利在他那本著名的畅销书《未来简史》中引述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的一项实验：让志愿者在“时间短、水很冷”与“时间长、水先冷后升温”中间选择，很多人选择了后者，而很明显，后者其实是包含了前者，痛苦的体验也比前者更不划算，但人们更容易接受一件坏事后面能有一些补偿。所以尤瓦尔赫拉利在书中归纳这个实验的结论：“人体内至少有两种自我：体验自我及叙事自我。体验自我是我们每时每刻的意识……”但体验自我只是体验，不拿主意，能做重大决定的是叙事自我，而叙事自我评价“整个体验的价值，是通过把峰值与重点两者加以平均而确定的”，所以，“每次叙事自我要对我们的体验下判断时，并不会在意时间持续多长，只会采用‘峰终定律’，也就是指记得高峰和重点这两者，再平均作为整个体验的价值。”如果将“峰终定律”应用在文学生产上，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许多优秀的文学作品最终取得的效果，并不如一些普通的作品更有影响。最简单的例子是同一部作品，由不同的出版机构出版，经过不同的包装和打造，会产生完全不同的效果。比如同样是在国外引进某部小说的版权，不同的出版营销方式会引发不同的结果，即使读者需要为同样的产品支付更高的费用也在所不惜。这种情况随着科技因素的加入正在发生更多的变化，特别是在文学文本慢慢成为整个文学消费的基本环节的时候，很多读者的阅读其实并不止步于文本本身，文本所衍生的影视产品和文创周边，有时候会反过来给这个原创IP带来全新的评价。在一次文学讨论中我干了一件傻事。我坚持的观点是人工智能必将在文学创作领域干掉人类，只是个时间问题。结果招致了其他讨论者的一致反对。后来想想，我活该，因为若人工智能没成功消灭作家，我是傻瓜；成功了，我和其他这些作家同样也傻瓜。话说回来，我只是不喜欢这种沾沾自喜的论调，他们认为人工智能能干掉类型文学，但无法代替人类幽微细腻的文字形式，带着生命温度的文学表达。但问题是，人工智能干掉人类的文学生产的方式，可能不是代替你进行文学表达，而是直接绕过文字这个环节，直接呈现为影像和梦境。如果哪一天能花钱购买一个美梦，我相信大家都是乐意的。这才是作家们真正的远程焦虑。

所以说，我们可以由此做出一个草率但不无道理的推断，未来文学将走向专业和融合。当然，融合的文学在天空行走，而大地上的文学则呈现出细分。就如我们现在看到的，文学网站上成千上万人跟读的写作，跟文学期刊上曲高和寡的写作，俨然已经并行不悖。每年作家富豪榜，莫言、余华之类的严肃文学作家，版税远远不及儿童文学作家、网络文学作家、青春美女鲜肉派作家等人的收入，从文学的生产和消费方式上看，也已然是不同的文字行当。而在通俗文学内部，细分也在加剧。武侠、言情、科幻、奇幻之类的分类已经无法满足细分市场的需要，穿越、耽美、同文等的分类继续细化区分阅读群体。不同的趣味区分了不同的阅读社群，就如同住在不同的街道，不必要互相打招呼交流。

但融合依然是大势所趋。作家张楚就曾说过：“作为一个业余作家和资深美剧迷，我发现了个颇为值得玩味的现象：在诸多拥有高收视率的美剧中，主人公们都会不经意间滔滔不绝地谈到经典文学。《末日孤舰》里，科学家吃饭闲聊时的话题是马克·吐温；《绝命毒师》里老白在另外一个制毒师的推荐下在躺椅上读惠特曼的《草叶集》；《犯罪心理》中提到的哲学家、文学家有几百人，包括荷马、卡夫卡、荣格、鲍勃·迪伦、尼采、莎士比亚、田纳西·威廉姆斯、安德烈·莫洛亚……相反，我们在国产电视剧或商业电影里，则很少看到类似的生活场景。”我们生活在分化的时代，写作指向的已经不完全是题材，而应该是每一个细小的元素。我们的电影、电视、游戏都在产生日新月异的变化，写作这种相对古典的文学生产方式，也必然会产生相应的变化。文学在召唤集大成的作家，召唤能够通过更多元立体的方式来写出这个时代的作家。同时，更要看到，在融合的背景下，专业性的写作会被强调。占有独特题材的、具有专业知识背景和深厚历史底蕴的作品，总会比各种简单虚构、浮于表面的创作，具有更强的识别度。当然也不是越专业越好，文学创作毕竟不是学术研究，专业性应该与大众的兴奋点和接受度之间寻找到一个最大公约数。

文学生产的融合会产生新的出版机会，而这也反过来对出版和后续的IP运营提出了新的挑战，“峰终定律”会循环发生作用，优秀作品才能获得更好的边界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