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那天在书店看到杉浦康平的《多主语的亚洲》，立刻喜欢上这个书名。关于什么是“多主语的亚洲”，是在全书第一个主题“对亚洲设计的思考”的最后一个部分“遍布森罗万象的亚洲多主语事物……”集中讨论的。按照杉浦康平所说：“在亚洲的神话空间，多个或数不尽的‘小主语’，甚或不称其为主语的‘幽微的存在’，布满宇宙的森罗万象。”杉浦康平的“多主语”针对的是西方眼光“主语始终是设计师”的一主语主义。他认为好的设计可以是客户、设计师和使用者都满意的“数主语”。我这里挪用“多主语”，把想象的同时代文学景观描述为“多主语的重叠”——强调一个时代的文学是由无数不同的主语共同书写，参差重叠或众声喧哗。“重叠”在现代汉语可以解释为“叠加，使一物与另一物占有相同位置并与之共存”。

以“多个或数不尽的‘小主语’”不断替换“谁在写”的“谁”。这些“小主语”不是僵化文学教条形成的共同体之“我们”分蘖出面目近似的“我”，而是包含“我”之外的无数不同的他者。一个时代健康的文学生态是应该宽容“多个或数不尽的‘小主语’，甚或不称其为主语的‘幽微的存在’”。换句话说，一个有机的、朝气的文学时代应该是多主语重叠缠绕的文学时代。不可否认，在未有网络的时代，写作也可能是“多主语”的，但及至公开发表和传播往往是“一主语”的。最好的情况也许只能是“少主语”或“有限主语”的。我们只要复盘网络写作成为可能之前的中国当代文学，就得承认这个基本的事实。以公开出版的文学报刊和图书为中心的文学生产能够有效地保证“少主语”或“有限主语”的文学形势。而网络发展到今天的微博和微信时代，已经为“多主语”的文学表达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支持。当然文学表达肯定不只是技术支持问题，但无疑绕开公开出版的文学报刊，在网络上直接写作直接呈现从学徒期开始的完整的个人写作史是沈书枝、大头马和李若共同的经历和经验。

比如沈书枝：

我真正开始在自己的豆瓣主页写日记（它发表文章的方式叫“写日记”）是在2010年，受那时几个互相关注的友邻的影响，看他们写关于乡下的风物和人事，觉得自己的神经才舒醒。尤其是风行水上老师，他写皖南乡下的事情，写得非常好，我读了非常触动，这样的经验我也都有！就也开始写起来。那时候因为刚刚开始写，可以写的东西非常多，在学校读书，时间也多，常常废寝忘食，写了一篇，就立刻发出来，竟也就蒙得一些鼓励，或是推荐，或是留言，心里觉得不寂寞，受了这样的鼓舞，就接着写下去了。

比如大头马：

我在豆瓣上生活。我是高中的时候注册的豆瓣，那时人还很少。在那之前我主要泡天涯论坛，后来天涯的一些朋友跑到豆瓣来了，我就跟着过去了。我大概是十二岁开始泡天涯，主要在上面写文章，跟帖，交朋友，做版主。后来也把豆瓣当同样的地方在使用。

比如李若：

2015年下半年，网易“人间”栏目的编辑来约稿，我的文章发表了。从前总觉得拿稿费是离我很遥远的事，写得高大上的才能发表，我总认为我写得上不了台面，没想到我写的东西也可以发表！我从此爱上写字，我写的都是打工的和农村的故事。

所以，正是网络空间助长了“多主语的重叠”文学时代的来临，并使之成为现实。如果不是网络，我不知道除了《天涯·民间语文》和《花城·花城关注》这样偶然存在的文学飞地，有多少文学期刊可以接纳李若的文字。不是出于慈善主义的文学平权，也不是作为社会学的田野调查样本，而是作为同样得到尊重的文学。不要说李若“所见所闻”的记叙文，甚至大头马这样专业的“旅行写作”，只是因为不同于我们习见的游记，发表可能都有困难。也不是说完全不能在报刊公开发表，但我们只要看看和李若差不多经历的范雨素，她的《我是范雨素》也只是发布在微信公众号“正午”。保守地估计，在现有的文学报刊——现有的文学报刊客观地存在着一个鄙视链或者压抑的等级秩序——李若的文字最有可能发表的地方是市县的报纸副刊，而大头马的“旅行写作”最应该出现的也可能是那些和文学无关和旅行有关的时尚刊物。所以，文学期刊包容“多主语的重叠”的写作和竞争仍然有很长的路要走。

或者“多主语的重叠”只能在网络空间才可能兑现。在网络，网易的李若和豆瓣的沈书枝、李若，以及同一个豆瓣的沈书枝和大头马是可以共生的。我们不清楚沈书枝和李若这两个安徽籍的写作者在豆瓣上是否有交集，其实无需交集，本来她们在网络就是各自独立的存在——独自地写，独自地聚集各自的读者，如同她们可以有交集也可以无交集，她们的读者也相仿佛。不唯如此，网络还是新文体的温床，比如像大头马的小说和旅行写作。

“多主语的重叠”还不只是单纯的一个“谁在写”的问题。虽然“作者之死”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被提出来，但对沈书枝、大头马和李若的这些“记录”或者“非虚构”写作，要充分地理解其意义，能不能就粗暴地预先宣判“作者之死”，值得我们思考。我认为和虚构写作不同，“作者”天生就是“记录”或者“非虚构”文本的一部分。这些“记录”或者“非虚构”怎么可能不和写作它们的“主语”相关联？以沈书枝、大头马和李若为例，这些“谁在写”的“主语们”在新世纪先后来到北京，做着不同的工作，有着不同的生活理想和生活方式，出入不同的城市空间，自然也对世界有着不同的观感。事实上，生活在同一个城市，这些写作的“主语们”有着各自的“身份”。“身份”成为她们各自的起点和来路，成为她们抵达她们生活城市细节的限度，也成为她们的想象和书写的限度。这些不同“主语们”的“写”彼此重叠、交通或者竞争，她们是对话，还是对抗；是冒犯、侵犯，还是吸收、汇流，抑或是如她们现在在网络的存在彼此无相往来？我们先不去规定和编组她们的等级秩序，不去制造文学的鄙视链，而是先让她们自在地开口说话，让所有的“幽微的存在”被照亮。

2018年5月9日随园西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