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文运同国运相牵 文脉同国脉相连。”这不仅是一个被事实所确证的真理，更是一条被历史所验证的法则。习近平总书记以此诠释和表述文化—文艺的基本功能与主体特征及其所秉有的时代价值和社会意义，乃是既切中旨要，又触及底蕴的。

一

文艺所抟铸的历史见证不仅是具象的、美奂的、质实的，而且更与时俱进，永远年轻，并以其不复消泯的历史品格和美学韵律而为后来的人们和未来的世界源源不断地提供着生动的时代样貌与永恒的创造活力。通过这些作品，不仅让人们永远地看到了那一个又一个特定时代的社会风貌和精神风韵，而且更能通过特定的历史缘分而极为形象化和艺术化地结识那个时代的人们，体验那个时代的生活，感受那个时代的社会脉动和历史韵律。正是由于时空的流变特质和转瞬即逝的须臾性，所以，便常常会使文艺作品对时代风貌和社会景观的描述与刻画在给人以审美愉悦和感性认知的同时，也更赋予了历史的状貌与品性。故尔，被文艺的审美价值所封存着的，便必定会是时代的风貌、社会的律动与凝固状的精神之“芯”和思想之“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完全有理由认定：尽管审美作用和认识作用对于任何成功的文艺创作来说都是必不可少的，但前者只是形表与路径，后者才是真谛和本质。否则，文艺就会只是逗乐的行当与把玩的工具了。然而，真正的文艺创作和优秀的文艺作品从来就不是这样，也绝不会是这样。莎士比亚的戏剧以多种语言和形式演遍了全世界，并必将属于所有的世纪与所有的人，其原因绝非仅仅是为了娱乐和止于娱乐，最本质的价值和最重要的作用更在于这些戏剧能让人明真理、辨是非、懿美善、懂道理，使社会更文明、生活更有序、人性更纯正、世道更公允。而这，才是其华袞美学外衣所包裹着的思想之“铀”与精神之“爝”。否则，作为英国首相的丘吉尔就绝不会说出“我们宁可失去印度，但也绝不能没有莎士比亚”的话。印度曾作为英国的最大属地，那可是滚滚流淌的财富之源啊！又何以会不抵一个莎士比亚呢？原因就出自：在精神与物质的天平上，在文明与财赀的抗衡里，在智慧与窳陋的比拼中，前者总是占取先机和处于优势的。而这才是人作为文明“动物”的永恒追求与必然选择。

习近平总书记说：“古今中外，文艺无不遵循这样一条规律：因时而兴，乘势而变，随时代而行，与时代同频共振。”这也便决定了“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任何一个时代的经典文艺作品，都是那个时代社会生活和精神的写照，都具有那个时代的烙印和特征。任何一个时代的文艺，只有同国家和民族紧紧维系，休戚与共，才能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习近平总书记在生活和工作实践中，就常常会被这种来自经典文艺作品中的振聋发聩之声所激励、所振奋。他说，正是普希金的《叶甫盖尼·奥涅金》，使他对敖德萨这个城市深怀情愫，而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则使他自幼便形成了深深的英雄情结。在对陀思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和肖洛霍夫作品的对比性阅读中，使他对《战争与和平》和《静静的顿河》深得感悟、情有独钟。尽管《浮士德》曾使他爱不释手，但毕竟还是《红与黑》《悲惨世界》和《约翰·克里斯朵夫》对他心灵的震撼更大、更深邃。惠特曼的《草叶集》是世界自由体诗的发韧之作，而它也同样启迪和开拓了少年时代习近平的心胸与视野，使他的思想得以早早就在生活的旷野和理想的天昊中翾飞与遨游。自然，杰克·伦敦的《热爱生命》和海明威的《老人与海》所给予他的，则更是对生活的无限热爱和对理想的执著追求。

真正优秀的文艺作品，从来就是这样。它不但会彪炳时代精神、解析生活真谛、切中社会脉动、解答人生课题，而且更能于不意之间给人以开导、启迪、激励和鼓舞。正因为如此，作为共产主义理论缔造者的马克思，虽然其一生的思想焦点和学术中心并非文艺，但却又终生都与文艺结深缘，都以文艺为挚友。他阅读过的文艺著作盈千，他引用过的文艺例证逾万。在无比博大深宏的理论创造中，马克思几乎无时不以文艺作品中的“人”和“事”作为理论建构的思维方略与确证对象。由此而使我们常常能够在马克思的理论著作中看到巴尔扎克、托尔斯泰、莎士比亚、塞万提斯、歌德、海涅、但丁、雪莱、弥尔顿等文艺家及其作品的频频出现。仅以《资本论》为例，就诚如这本书的翻译者大卫·费恩巴赫所说：“《资本论》对公众而言是晓畅易懂的，既是一本科学的著作，又是一本世界文学名著。”其中，仅引述希腊、罗马神话中的人物和荷马史诗中的典故，用以对理论命题进行阐释与资证的例子，就已多到了无法一一枚举。马克思以文艺内容作为理论佐证，不仅准确、深刻，而且简约、生动，令人在会心一笑中尤为准确而深刻地理解和把握了他所要阐发的重大理论内容。列宁曾说，马克思“把伟大的认识工具给了人类”，而此中尤其不乏文艺的浸润与介入。

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在这个过程中，文艺便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正所谓“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

实际上，中国的5000年文明，从历史的角度看，不正是以文化作为砥石和支柱、基因和灵魂的吗？随着历史的衍进和岁月的流逝，曾经的辉煌战果、精致建筑、绚丽装饰和丰稔收成都已逐渐消亡、不复存在，而唯有文化成为中华民族的精神符号和华夏大地的文明标识。我们有5000年文明，可是它在哪里呢？就在由《诗经》《离骚》《史记》《洛神赋图》《女史箴图》《霓裳羽衣》曲舞、龙门石窟、云冈石窟、“三吏”“三别”、《梦溪笔谈》《西厢记》《赵氏孤儿》《三国演义》《红楼梦》《阿Q正传》《子夜》《家》《雷雨》等文化硕果和文艺佳构所连缀和支撑起来的文化长廊与文艺广庑之中。中国历史上的文明与强大，物质文化消弭,只有文化和文艺形式所留存下来的文化遗产了。从《诗经》《论语》和系列“子学”著作中，凿凿有据地见证了中国领先于世界的早期文明与发达；从“诗”的繁盛丰赡、气象万千中，人们仿佛亲历了大唐盛世的恢弘、雍雅与繁华；从“词”的壮怀激烈、慷慨悲歌和长吟细诉、婉约多姿中，人们所感知和体悟到的，则是强烈的爱国情怀、坚贞的战斗意志与深埋于内心的国破家亡之感伤和哀怨的杂糅；从元曲中，人们所观察到的不仅是大漠雄风与九州市廛，更有款款爱情的缠绵与袅袅乡音的缭绕。进入明清之后，《金瓶梅》《三国演义》《西游记》《红楼梦》乃至《儒林外传》《聊斋志异》《官场现形记》所展现给世人的，则是一幅接一幅的社会转型与世道变迁的历史长卷和一曲连一曲的世情流徙与人心离乱的悠婉长歌。

没有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国5000年文明的滥觞；没有诗，就没有唐；没有词，就没有宋；没有石刻艺术就没有北魏；没有戏曲，就没有元朝；没有长篇小说的接踵而至，就没有明清中兴时代的世道变迁。当然了，我们也可以倒转因果关系，逆向诘问答疑：正由于先秦诸子的杰出文化创造，才促成了中国早期文明的熠然于世；正因为唐的气象非凡和宋的锐意创新，才为诗词创作的空前繁荣提供了良好的生活土壤与优越的社会条件；正基于北魏的民族融合和锐志改革、元代的文化交流和外向思维，才使石雕艺术和戏曲创作异军突起，臻于至盛。明清时期虽然社会经常发生异常突变，并为近代中华屈辱埋下了伏笔，但这两个朝代也确曾出现过异常的辉煌时刻，并产生了郑和七下西洋这样的历史壮举。当时，不仅中国的海军力量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而且通过丝绸之路贸易而赚得了巨大的贸易顺差，使全世界的白银竟有三分之二都集中到了明朝政权的手中。而在清朝，从康熙到乾隆，是中国版图最大的时期之一，不仅形成了空前的民族和解与和睦，而且基本上奠定了现今的中国疆界。当时的中国经济也是世界上最发达的。明朝中期是中国资本主义的萌动期，并由此而孕育和产生了中国十大商帮，其中尤以晋商与徽商最为显赫和卓著，他们在明清两代活跃了644年，所控财富一度富可敌国，并创设和初试了现代银行与现代企业制度。总之，明清时期是一个社会转型与变革的时期，也是封建体制开始动摇、瓦解，新的社会形态开始孕育和躁动的非常时期。与此相对应的，便是长篇小说创作的空前繁荣与发展。《金瓶梅》所反映的，正是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社会形态。《三国演义》虽然在当时也隶属历史小说，不过其所表达的则是商品社会中惯于“斗智”“争利”的主题。《西游记》是对探求和开拓精神的艺术化，《红楼梦》则是一曲荡气回肠的封建社会的挽歌和对原初道义与淳真人性的追索和呼唤，《聊斋志异》是借取鬼狐神怪之力而表达对人性之“真、善、美”的曲意寻求。而《官场现形记》则为人们提供了一幅多色调的社会画卷和社会转型时期腐败官场的奴才相与“百丑图”。如若以其与同时代的《儒林外史》相比，这部小说所展现的社会面和家国情显然要更广阔、更鲜明、更辛辣、更深刻，全书虽然没有一个整体故事和统一结构，但一个个小故事串连起来却也生动逼真地道出了当时的社会众生相与人性隐秘处。若以之与《儒林外史》相比，则显然更具有穿透力和针贬性。所以鲁迅说：“相比这两部小说，尽管各有所长，多有风骨，但从广度和深度看来，还是李伯元冠其首。因为他本身的经历决定了他充塞爱国情的反骨。”特别是像小说所塑造的华中堂和黑大奴的形象，就显然是以混迹于清末官场的荣禄和李莲英为原型的，而其他诸如钱典史、黄二麻子、鲁总爷之类人物，也都是具有一定社会依据和相应的生活原型的。正因为真实，所以才有力量。故尔，小说刚一在当时的《世界繁华报》上开始连载，便立即引起强烈社会反响，并招致衙门和朝廷派员查办，摄政王载沣就直接下令两广总督端方通缉作者，取缔报社，终止连载。李伯元本人也不断收到恐吓信，甚至竟有人给他寄来子弹和砒霜，以示警告。然而，社会大众却是欢迎这部小说的。章太炎称赞作者李伯元是“固执大义、以文救国”之人；柳亚子则评价李伯元是“强项不低首，力作扫妖氛”。而李大钊则连同他的另一部谴责小说《庚子国变弹词》一并评论，认为这是一部信史，更是中国人民的受难史和帝国主义的侵略史。基于此，当1906年李伯元正逢盛年而猝然病逝之后，章太炎特秉笔直书，赞曰道：“一代爱国才子，千秋流芳人间”。

我们面对相牵于国运和相连于国脉的无比宏伟壮观的中华文化，不正与汉武帝面对巍巍泰山时有一样的感受吗？还是习近平总书记说得好：“站在96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13亿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们走自己的路，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具有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具有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中国人民应该有这个信心，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有这个信心。”

文心可雕龙，匠意能绣虎。我们正是要以中华民族和改革时代所特秉的文心匠意而铸冶文艺佳构、砺炼文化精品，并以之而为自改革大潮之中奋发腾飞的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歌与吟、鼓与呼！新近熠然问世的文艺佳作《建国大业》《战狼2》《血战湘江》《海棠依旧》《人民的名义》等，就是这方面的翘楚与典范。

改革发展、开拓创新、拼搏进取、兴国裕民。这是一个最需要新作品、大作品、好作品的时代，这尤其是一个能够孕育和产生新作品、大作品、好作品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