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16年春天，我进入出版社当图书编辑，和早前在报社、更早前在广告公司上班一样，我有时在工作时间写小说，但每天只写五百字左右，何况还有很多天是不写的，因此说起来，只有一点儿心虚，但愿老板们还认为我合格，不和我多计较。在出版社写作，心情毕竟不同以往，不由同时站在了出版人和作者两个角度考虑：小说家的利益是什么，出版社的利益是什么，如何守护双方重叠的利益，又如何对待仅仅被对方看重的部分？我既在这边，又在那边，我替两边都着想过了。到了冬天，写了《阁楼小说家》。

一个收了出版社预订金的小说家，他愿意交还预订金，换一间出版社所在的小建筑物里的阁楼住，他要不受打扰地创作新小说。社长欢迎他，在社长的观念中，出版社应和作家保持一种古典的关系，这种关系脱离了现代人立即就要见到好处的趣味，他相信，长时间而尽心地成全作家，可以铸成美谈，为出版社赚取名誉；他还期待小说家新作畅销，出版社又可以收获经济上的回报。可惜的是，小说家舍弃了生活，以命写作，一年又一年过去了，老社长卸任，激进的新社长登台，小说仍没写完。《阁楼小说家》便这样开始了。接下来，和以往一样，我叫故事里发生了在现实中可能性为零的事，一场层出不穷的谋杀，被榨取完价值的小说家“副本”纷纷成为尸体，并像复活节彩蛋一样藏在出版社各处，不时被编辑们发现一两具——因为不管故事怎样开始，我总是要写进超现实元素的，我只喜欢写超现实小说，过去写，决定未来也只写这种。

我把这篇放在我的短篇小说集《屡次想起的人》的第一篇，我不要求它反映，但它确实反映了我当下身心的处境，因而感到它很亲切：我也是一个在出版社写作的人；小说中描写的出版社的环境就是我工作的地方，房子里古典大方，房子外梧桐成行；另外在观念上，我既赞成小说家自戕式的写作，赞成老社长的高尚，实际上也赞成新社长的务实。世事无绝对，我希望大家按照各自的原则做事，心安理得，最后各得其所。

类似《阁楼小说家》这样的小说，写着写着，我明白了自己如何看待真实与虚假的关系，也明白了假到什么程度的故事是我所喜欢创造的。

我不喜欢漫无目的、没有章法的假，我喜欢写带来亲切感的虚假，喜欢写连接着真实的超现实，我尤其喜欢给假的世界设置一套规则，一条，两条，三条，尽我可能使假世界严谨地运行。明白这些，在可以大到无边无际的虚假想象中，就一点也不茫然了，总可以挑选出我想写的东西。我想，写这种假故事，对我来说反而是非常诚实的劳动。

有两种类型的人，是我偏爱写的。一种是怀揣秘密并坚忍生活的人，像是《口袋人》里的小孩，他的种族在胸口长着多余的皮肤，形成可以放东西的口袋，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贼，口袋用来藏匿赃物，人们不相信这个被好家庭收养的口袋人小孩会改过自新，怀疑他在社区里闯空门，他并不辩解。因为小事情或许能辩解，大事情却不能也不必，就像人们处理十块钱和一千万元，办法肯定不一样。又比如《理发师阿德》里的理发师，永远不会死的理发师在不同的大陆间迁徙，他开业，他吃顾客的头发，他只能和普通人建立短短一瞬的交情，有时回到了他曾工作过的小镇或城市，沧海桑田，当时认识的所有人都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唯有他回来了，为新一代人剪头发。我喜欢写这些人，他们看清楚了自身与主流社会不同的地方，承认不同，付出一定的代价、用自己的方式暗暗生存下去，虽然那叫他们有点儿难过。他们还知道别人的生活也不那么好过，谁活着都要克服困难。

我喜欢写的另一种人，是对于他人秘密知情的人。他们体察了第一种人的困难，偶尔惊疑不定，常常还是爱护他们、帮助他们。写第一种人，也许表达了我对个人应该如何自处的看法，我要求人们首先是有自知之明，其次是谨慎和无害。而写第二种人，也许反映了我对社会的期待，它应是宽仁的。假如两者都能成真，那么我就来到了理想中的超现实世界，那里奇怪而清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