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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艺术,挽手前行 ——写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语言文学系成立之际

来源:中国文化报 | 祝东力  2018年07月13日09:38

今年5月31日,中国艺术研究院成立了中国语言文学系,这是一件大事。

文学传统在我们院,可以说渊源有自,尤其是以周汝昌、冯其庸、李希凡、陆梅林、程代熙等人为代表的中国古典小说史和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研究。但是,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就学科专业的覆盖面来讲,这毕竟是一个“小传统”。我想说的是另一个“大传统”。

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各艺术史论专业的诸位先贤,像张庚、王朝闻、黄翔鹏等,他们分别在中国戏曲史、中国美术史、中国音乐史诸领域卓有建树,是一代宗师和泰斗。但与此同时,他们的文学造诣之深湛,甚至称之为文豪级的人物,也不为过。张庚、王朝闻,学界都比较熟悉。黄翔鹏,是中国传统音乐史领域,特别是乐律学领域的大专家,另一方面,他仿屈原《天问》体所撰作的《乐问》,对传统音乐史的一系列阙疑环节给予叩问,义理、考据、辞章俱佳,其行文之古雅典丽,令后人叹服。诸位先贤,其文学上的造诣,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在各自艺术史领域的格局和成就。

那么,文学对于艺术而言,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当然可以泛泛地说,文学是艺术的某种基础,但这句话,到底该怎样理解?在我看来,文学的造诣,当然意味着读破万卷、下笔有神,广阔的生活画卷给人心以滋养,并转为刻画抒写的生花之笔。但文学的造诣还有更深一层意义。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对语言,包括文字的音、形、义及语法、句法进行推敲和研讨,是文学的应有之义。在这个意义上,在不同语境中,我会以“文学”代指中国语言文学专业。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过一句名言:“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就是说,没有语言的“思想”不具有现实性,不存在独立于语言的单纯的所谓“思想”——这个命题其实也是20世纪语言哲学的基本结论。语言对“思想”有整理、型塑和格式化的作用,推敲词句、遣词造句,这种对语言的锤炼和营造,本身就是对“思想”的构建、磨砺和审视过程。更进一步,文学对于艺术研究还有一种最深刻的关联,那就是:无论是艺术史论研究,还是艺术现状研究,作为其研究方法的基础部分,都包含有大量主观感性的审美体验,毫无疑问,没有文学这一“语言的艺术”,研究者就难以捕捉和摹写这种细腻微妙的内心体验,内心体验就无法清晰呈现。

在这个意义上,文学既无形又深嵌在中国艺术研究院各门类艺术的研究中。这是它隐含的文学传统,是大传统。另一方面,小传统以前述的中国古典小说史和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等专业为代表,是外显的文学传统。在我们院,文学与艺术一向就是这样经纬交织。现在,由这些传统,终于汇聚成一个专门机构,可谓事有必至,理有固然。

这个由我们院的大、小传统所促成的中国语言文学系,应该有其特点,不必混同于普通综合大学。在中国艺术研究院,有最完备的艺术门类的研究和教学体系,像戏曲、美术、音乐、舞蹈、话剧、电影、曲艺、摄影、设计、建筑等,各艺术门类的研究和教学早已形成了各自的品牌和传统。因此,中国艺术研究院的中文系,总的来说,会呈现某种与各门类艺术相融合的“跨学科”的特点。例如文艺学,是中国语言文学专业的二级学科,它在关注文学自身问题的同时,也会把“语言的艺术”同邻近的戏曲、美术、音乐、舞蹈、话剧、电影等艺术形式的特点,包括其优点和短板进行比较研究。还有,汉语言文字学,同文艺学一样也是二级学科,在这里,它将强调同书法艺术的内在关联,例如,汉语言文字学将把有关汉字源流的梳理同书体演变的考察结合起来。

中文系与已有的艺术研究传统交汇融合,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它还应有自身的拓展空间。文学,是对人心冷暖、人世沧桑的关切和感慨、洞察和书写。我们希望,通过文学,通过对广阔生活画卷的关注和探究,第一,向当代延伸,重视对文艺新经验、新问题的关注和评论,以校正某些艺术门类研究中过于偏重传统史论而忽略当下现实的“一头沉”现象。第二,向理论提升,打通与社会科学之间的阻隔,引入社会历史的主题,心存大目标,关注大问题,以弥补某些艺术门类研究中沉浸于细节而思想空洞的弊端。总之,中文系可以对我们院科研和教育发展的整体格局有所补益。

中国艺术研究院成立中文系,是老树发新枝,需要上下同心,在优秀生源加入之后,灌溉之、养育之,假以时间,必能办出特色、办成品牌,桃李芬芳之日,亦可以期许。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所所长、中国语言文学系首任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