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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茨杰拉德的最后时光

来源:90后文学创作与研究(微信公众号) | 宗城  2018年07月12日12:03

盖茨比倒下了。

在好莱坞落寞的黄昏,斯科特·菲茨杰拉德回想起小说中的场景。十五年前,一本《了不起的盖茨比》让他振奋而沮丧。振奋的是,他终于写出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小说。沮丧的是,没有多少人读这个彻头彻尾的悲剧。从此以后,菲茨杰拉德活在“光荣已逝”的嘘声中,整整十五年了,美国人几乎忘了还有这样一位作家,他们津津乐道的是海明威、福克纳、沃尔夫、帕索斯、德莱塞,至于菲茨杰拉德?这个人已经是历史了。

他几乎是一个文学生命宣告死亡的作家,不会再有多少人关心他,市场不需要他,文学界也反映索然,一个赚不了钱又出不了经典的作家,活该被遗忘到时代的垃圾桶。尽管他才只有四十四岁。

“斯科特再也写不出好小说。”

“他被自己的虚荣和放纵给毁了。”

“还有那个疯女人!”

众人口中的疯女人是泽尔达·赛尔——菲茨杰拉德的妻子。如今,她被关在精神病院。她的病情于1925年初露痕迹,此后愈发严重。1931年,泽尔达的父亲去世,第二年,她精神崩溃。这不是第一次,也绝非最后一次,1934年,自杀未遂的她再度崩溃,被送进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诊所。1935年5月,她搬到了一座名为谢泼德普拉特医院的阴森疗养院,“医生试图用胰岛素来削薄那些沥青,用电击疗法吓走它们,用引发脑惊厥的药物戊四氮将它从我脑袋里轰走。”

从此,她再也不被视作一个正常人。

相比之下,菲茨杰拉德还可以躺在温馨的公寓里,但情况也不容乐观。因为肺病和随之而来的高烧,他只能长期卧病在床,外面的天空是什么模样,他很久没感受过。

1940年,他染上严重的肺病,有一个多月体温高达华氏99.8度。

那一年的冬天,菲茨杰拉德与泽尔达已经分居而住,对于自己的妻子,他且爱且恨。

在一些朋友看来,泽尔达是一位歇斯底里的黏人小姐,菲茨杰拉德身上的累赘。但泽尔达不以为然,她觉得这群男人不过是自以为是的猩猩变体,通过嘲笑红颜祸水来取悦自己的性别优越感。

即便是对菲茨杰拉德本人,泽尔达也没少抱怨。她受不了人们张口闭口就是“菲茨杰拉德的夫人”,她更受不了丈夫对自己作品的“剽窃”。她不止一次强调——女人的创作总被自己的父亲和丈夫压制、阻挠,而“菲茨杰拉德先生——我相信他是这么拼写自己名字的—— 似乎相信抄袭剽窃要从家里做起。”

这不是空口无凭,菲茨杰拉德的确在《漂亮冤家》《夜色温柔》中一字不改地搬运了泽尔达的信却注上自己的大名。当泽尔达发表了自己人生中第一部长篇《给我留下华尔兹》,他除了祝贺,还有愤怒,因为小说题材和《夜色温柔》有些相似。

菲茨杰拉德对妻子也有一肚子气,这个女人太不把钱当回事,她的字典里没有节省二字,菲茨杰拉德曾直言不讳:“泽尔达完全没有金钱意识,虽然她不是特别任性。”不仅如此,泽尔达对其他男人的把玩也让他恼怒,尤其是1925年的那一次出轨,时值作家先生修改《了不起的盖茨比》,这次变故一度中止了他的修改计划。当然,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是——躁郁症后,他的妻子再不是1919年那位迷人的泽尔达小姐。男人们总是喜欢妙龄少女,却对臃肿唠叨的主妇兴趣索然,左不过是虚伪的道德关怀。

二十年间,他们没少争吵,声音几乎要把屋顶盖掀翻,但第二天他们又能重归于好,有时候,刺激是他们维持感情的烈性手段。比起争吵,他们更受不了温水煮青蛙式的体面生活。菲茨杰拉德夫妇不是一对体面的恋人,但却是爵士时代独一无二的注解。

那些美好的宴席,已经留在过去!

终其一生,菲茨杰拉德夫妇最美好的岁月就在“爵士时代”,在美国文学史上,“爵士时代”特指大萧条前的十年,“这是一个奇迹的时代,一个艺术的时代,一个嘲讽的时代,一个放纵的时代。”那是属于他们的黄金时代。在那个金钱与欲望堆砌的巨大舞台,时代的宠儿大胆而张狂,休说什么peace和respect,互相折磨才是他们的主旋律。

菲茨杰拉德解释过:“‘爵士’一词,最初意味着‘性’,然后是‘舞蹈’,再然后是‘音乐’。与之相关联的是一种紧张焦虑的刺激状态。”也是在那个时代,传统的清规戒律终被打破,新潮女性开始出现。青年男女在敞篷车上的亲热不再需要顾忌,整个民族开始追求性和酒精,他们爱读《燃烧的青春》,而政治成为搁置一旁的无聊之事。美利坚还沉浸于一战胜利的喜悦,他们预感新的秩序已经牢靠,第二次大战如天方夜谭。

他们那时候没有想太多,只顾着享受当下,把钞票洒向天空,用一瓶瓶香槟将自己灌醉。在那一代作家的笔下,爵士时代如梦似幻,犹如“人间天堂”,每一个喧嚣的夜晚,他们都体会着“接汉疑星落,依楼似月悬”,在巴黎和纽约的大道旁,望不尽的浮寄流寓,说不完的一晌贪欢。就如同《了不起的盖茨比》的描述,在蔚蓝的花园里,男男女女像飞蛾一般穿行于笑语、香摈和繁垦中,杜松子酒和烈性酒洒在金色女郎的头上,双簧管、长号、萨克斯管、大小提琴、短号、短笛、高低音铜鼓等在绅士耳边彻夜吹响,四处而来的宾客,不分白天与黑夜。

仿佛尘世的忧惧不再重要,这些幸运儿已活在极乐高峰。那时候,宾客们对菲茨杰拉德礼待有加,他们相信这位美国文学炙手可热的明星,将来有望成为钻石一般的人物。

但是,菲茨杰拉德仍保持着一位作家的直觉。他纵情于“爵士时代”的歌舞喧嚣,也在其中品味着繁华深处的落寞、无尽狂欢里的空虚。

1940年的黄昏,爵士时代的作家们走在日落大道,开始追忆一个符号。那个符号是否如同他们的文字般绚烂,这已不重要,那只是一轮想象的明月,供他们寄存思念。一年半后,好友埃德蒙-威尔逊在献给菲茨杰拉德的诗里说:

那是一场由梦编织成的戏:场景是——

巴黎一家灯红酒绿、肮脏不堪的酒馆;

忧伤的主人公是一个酷爱赞美却孑然一身的英雄;

数周来他嗜酒如命,废寝忘食地“疯狂工作”,

虽屡经挫败,却斗志昂扬,

将热情奔放的豪言传递给酒馆里

所有哑口无言的小混混、酒鬼和文盲。

一天深夜他被一个酒友刺杀——

被背叛,被自己身上见不得人的罪过背叛——

在小提琴声中淡出舞台。

......

菲茨杰拉德要写出一部还原“爵士时代”的小说,他希望原原本本地刻画出这个时代的风貌,这部小说正是《了不起的盖茨比》。

“每逢你想要批评任何人的时候,”他对我说,“你就记住,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

并不是个个都有过你拥有的那些优越条件。”这是小说的经典开头,伴随着尼克的迁徙,我们来到纸醉金迷的纽约长岛,在尼克的眼中,汤姆、黛西、乔丹,一个个人物登堂入室,但最耀眼的还是盖茨比。

在菲兹杰拉德的笔下,盖茨比身上承载着美国梦。他是个穷小子,无论是家境还是种族,这位原名詹姆斯·盖兹的西部青年都是那个时代的“下等人”,但他却想得到跻身东部上流阶层的黛西。于是他才铤而走险,一边改名换姓,扮演“WASP”(白种人、盎格鲁-萨克逊人、新教徒合一),一边贩卖私酒,赚取暴利。为了见到黛西,他在纽约长岛的西卵买下了一座豪华的别墅,每日歌舞喧嚣,自己却在黑暗中瞭望孤独的绿光。

横在盖茨比与理想之间的是阶层鸿沟。盖茨比富甲一方,但他永远不可能与黛西、汤姆平起平坐,也永远不会被接纳为上流分子。无论他拥有多少财富,他依然没有高贵的出身、匹配的人脉,在竞争对手面前,他像缺手缺腿的骑士。黛西曾一度被他感动,但她终归和汤姆是一类人,她的生活习性已让她无法容忍贫穷,她的道德品质在金钱的腐蚀下摇摇欲坠。可她却是一直闪烁在盖茨比心头的绿光。

盖茨比忠于他塑造出的理想形象。詹姆斯·盖兹塑造出盖茨比,并竭力扮演盖茨比,塑造出一位看上去不同凡响、为爱与理想献身,却永远活在孤独中的悲剧英雄,以至于到最后,我们不知道这个人的本我到底如何,我们只能看见一个如史诗英雄般的人物,他与整个东部社会如此格格不入,他的外表虚伪,可你能从他的身上感受到别人所不具备的真挚情感。

到故事尾声,尼克成为阶层的叛逃者。他内心对上流阶层失望透顶,他更感动于盖茨比“堂吉诃德”式的努力。在尼克看来,尽管盖茨比显得如此荒唐,但却有这个时代渐渐流逝的一种力量。

盖茨比为了一个不切实际且最终证明配不上努力的梦而奋力追寻,他固执得可笑,因执着而孤独。圆滑的人不理解他,精于“计算”的人鄙视他,其实,这些站在高处的人并没有坚信不移的价值观,尽管某些理念曾被他们轻言相信,可他们相信的东西却能被时间轻易瓦解,当行动受阻时,“消极能力”就会灌入他们耳中,一步步软化他们的意志。可真正勇敢的追寻者,有一种对目标惊人的向往与坚定。于是,曾经笑话追寻者的人回想起来,也将保持敬意,不为那个结果,为的是他们身上拥有的力量,那是前者不曾拥有的品质。而盖茨比,毫无疑问就是这样的人。

《了不起的盖茨比》是菲茨杰拉德创作生涯的转折点,这部作者最棒的小说遭到销售上的冷遇。早在1925年4月10日——出版当天,菲茨杰拉德就有不祥的预感10天后,珀金斯的电报印证了他的判断:“销售情况不太乐观,评论界评价很好。”事实上,对《了不起的盖茨比》的评论呈现了断裂的景观,吉尔伯特·塞尔德斯、海明威、艾略特等人献上祝贺,塞尔德斯大胆地说:“(菲茨杰拉德)将所有他同时代的人和大部分前辈都抛在了身后。”但《斯沃普的世界》却认为“菲茨杰拉德最新的作品是一堆垃圾”,而大评论家门肯认为这只是“一个被美化的奇闻轶事”。年底,菲茨杰拉德写信给珀金斯,他袒露一股邪恶的抑郁出现在自己的内心深处。他甚至一度想在30岁前死去。

出版《人间天堂》时,菲茨杰拉德被部分人认为是畅销书作家,这本处女作瑕疵明显,可它非常好卖,被美国的青年男女所喜爱。到了《漂亮冤家》,销量依然可观。可《了不起的盖茨比》——这部菲茨杰拉德倾注心力写的长篇,却只是一回销售惨剧。

这不是偶然,从此以后,无论菲茨杰拉德再怎么努力,他都没有重新收获《人间天堂》时期的销量成功。他以为读者只是没跟上自己的脚步,到下一部,他们会了解自己的,但事与愿违,多年后的《夜色温柔》重复了《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命运。对于一位小说家而言,七年是一个坎儿,七年都出不了卖座的小说,他的市场价值几乎宣告死亡。

菲茨杰拉德成了过气作家。从宠儿到弃儿,不到十年。

一切都过去了,爵士时代已成泡沫,飞女郎要落地。现在,泽尔达在精神病院中度日如年,珀金斯忙着修改沃尔夫未发表的遗稿,菲茨杰拉德和希拉生活在一起。他们结识于1937年,地点好莱坞。

和菲茨杰拉德乃至泽尔达相比,希拉·格雷厄姆是一个并不出众的名字,中文互联网甚至没有关于她的专属词条,当人们津津乐道于爵士时代的漂亮冤家的故事,希拉——这位陪伴菲茨杰拉德最后时光的女性被习惯性淡忘。希拉是一位专栏作家、好莱坞编剧,是她陪伴菲茨杰拉德走过了人生中最后的时光。她眼睛闪烁,如同过去的泽尔达般熠熠生光。

泽尔达、希拉,还有更早的杰内瓦,一连串的女性抚慰着作家的心灵,也给予了他源源不断的创作灵感。人们不知道黛西的原型到底是泽尔达、杰内瓦还是二人的混合体,但可以肯定,菲茨杰拉德笔下的女性总是有他心仪女性的影子。《了不起的盖茨比》里的黛西,“她抑扬顿挫的声音中永不衰竭的魅力,金钱丁当的声音,铜钹撞击的声音……在一座白色的宫殿里高高在上,国王的女儿,披金戴银的女郎……”;《冬天的梦》里的朱迪·琼斯,她“灵巧多姿的嘴,总是给人以一种变化不定的感觉”而“眼神流露出了荣华生活中的一点哀愁,把这种感觉冲淡了几分”。还有《人间天堂》里的罗莎琳、《夜色温柔》里的尼科尔、《巴塞尔和克娄巴特拉》里的明妮等,她们裙摆上的光泽何其相似。

也是凑巧,这些女性身边都有一位痴心的穷小子。黛西让盖茨比铤而走险,最后命丧东部;朱迪·琼斯玩弄德科斯特的感情,让德科斯特求而不得;艾莫里沉酒于恋爱的玫瑰梦,最终“从追求享乐发展到虚无主义和颓废主义”;迪克·戴弗迎娶了生病的尼科尔,自己的事业却一蹶不振。菲茨杰拉德通过纷纷繁繁的人物谱写了狂热恋曲中的断弦之音,在他的笔下总有一个无望的宿命——玫瑰梦终将黯淡、穷小子走向崩溃。

多少个镶嵌着钻石的故事,喧嚣的派对里总有一个落寞青年,将闪烁的姑娘当做心中的“绿灯”,但这些姑娘却往往因金钱而遭受腐蚀,不复昔日的美好。菲茨杰拉德对金钱爱之恨之,他体验过富有,也经历过贫穷,他乐于描写上流的生活和闯入上流阶层的“乡巴佬”。1938年,在致友人奥伯的信中,他说:我总是这样,富裕城镇里的贫穷男孩,富家子弟学校里的贫穷男孩,普林斯顿大学富人俱乐部里的贫穷男孩……然而,我永远无法原谅富人的富裕,这影响了我的整个生活和全部作品。”一生因金钱而沮丧,体会着追逐金钱又被金钱所累,这让他对金钱乃至经商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厌恶。

或许正是因为对金钱的警惕,让菲茨杰拉德预言了大萧条的降临。在《了不起的盖茨比》出版两年后,也就是1927年,菲茨杰拉德感慨:“人们都认为我们是这个世界最了不起的人,因为我们最富有,这样的想法太可笑了。等一等这波繁荣高潮的结束!”

1929年,全美震动。三十年代初,大萧条蔓延。失业者排成一列列长队,连华尔街的精英们也坐立不安。大萧条后,菲茨杰拉德一度沉沦。高负荷的工作和持续的饮酒令他经历了一次肺结核爆发,然后便是精神崩溃,“非常严重,甚至有一段时间面临双臂瘫痪的威胁”。

1937年后,情况有所好转,但眼前的矛盾是——他可以靠给好莱坞写剧本养活自己,可他心心念念的是卖不出去的小说。坦白讲,他恨死好莱坞了,他是一流作家,但只是二流编剧,可就是他瞧不起的“二流货色”能周旋资金。他内心的骄傲让他为自己感到羞愤,但生活压力使其不得不低头。

“斯科特完了。”文学界偶有关于菲茨杰拉德的消息,不过是对落寞者的嘲讽,只有珀金斯、毕肖普、威尔逊等少数挚友还在鼓励他。面对陌生人的奚落,菲茨杰拉德心力交瘁,肺病不允许他做太多抗议。当然,很多话他已经交代过了,就在那本名叫《崩溃》的小集子里。在这部集子里,他坦诚地说出自己的狼狈。他在思考、在恐惧,他想要反思,为何自己会越来越悲伤,越来越忧郁,“为何我会变成我所恐惧及我所同情的那些人。”就像他笔下那些奋力拼搏的穷小子,他总是“在徒劳无功的感觉与必须斗争的感觉间;在注定失败的判决与依然渴望成功的决心间”寻找一个平衡。

所有生命都是一个崩溃的过程,而菲茨杰拉德正在演绎自己的崩溃。

海明威对《崩溃》的出版一脸不屑,他认为:这不是男人做的事情,菲茨杰拉德是个懦夫,通过公开自己的困境来博取同情。《崩溃》以后,二人关系出现裂痕。

即便来到1940年,编辑珀金斯极力斡旋,菲茨杰拉德依然无法与海明威和好如初,所谓的“菲兹”与“海姆”,已经随“流动的盛宴”一同成为历史,往昔的龃龉化为生命的疤痕,不变的是对彼此的欣赏。海明威相信,菲茨杰拉德可以写出“比《了不起的盖茨比》更好的小说”,菲茨杰拉德也愿意为昔日好友的小说送上衷心的祝福。

知遇之恩,十年不忘。海明威记得,当他还只是《多伦多星报》的小小记者,菲茨杰拉德就满怀热情地向斯克里布纳出版社的编辑推荐他,1924年,他寄给珀金斯一封信:

“我写这封信是为了给你介绍一位名叫欧内斯特·海明威的年轻人,他住在巴黎(美国人),为《跨大西洋评论》工作,有着光辉灿烂的未来……”

菲茨杰拉德一语中的,海明威的生命因这封信而发生巨变。如我们所知,一颗耀眼的文学新星冉冉升起,成名作家的推荐让他如龙乘云、虎得风,从此一发不可收。

他们最亲密的日子在巴黎。那时候,菲茨杰拉德一度怀疑自己尺寸有问题,不能让泽尔达感觉快乐,海明威把他领到厕所,拉开自己的裤子,安慰菲茨杰拉德“仅仅是角度问题,你从上面往下看自己,就显得缩短了。”泽尔达嫉妒丈夫与海明威的关系,海明威也不饶人,他与泽尔达互相挤兑。泽尔达讥讽海明威是文弱丈夫的小蜜,因为他俩肉麻地互称“菲兹”与“海姆”,在她看来,海明威和许多白人一样,“如橡皮支票一样的虚伪”。而海明威则规劝好友远离泽尔达,甚至用“兀鹰不准分食”来暗喻泽尔达对丈夫疯狂的控制欲。

好景不长,海明威的张狂激怒了菲茨杰拉德。《崩溃》出版后,他写了《乞力马扎罗的雪》等小说,他以菲茨杰拉德为原型写了几个人物,借以讽刺菲茨杰拉德的失败,讽刺这位老伙计“对于财富的浪漫的敬畏”,二人关系迅速恶化,他们的共同编辑珀金斯不得不作为中间调停人,多年以后,在帕金斯和其他朋友的反复劝解下,他们才重新保持体面的往来。

1940年的11月8号,又一个暗淡的日子,距离《了不起的盖茨比》出版已经过了十五年,而菲茨杰拉德的肺病已愈发严重。这一天,他写下了一封信,信中道:“亲爱的欧内斯特:小说很好,比其他任何人写得都要好。谢谢你想到我,也谢谢你的致辞......”许多年里,无论关系如何,他都很在乎海明威的看法,在《最后的大亨》:的写作札记中,他说:“我想写几个恐怖而难以模仿的场景,我不想写得让我的同代人感觉肤浅,像欧内斯特(海明威)那样......”

他没想到这是给海明威的最后一封信,一个多月后,一场漫长的告别等待二人。

但那是后来的事了,至少在11月,情况很糟,可曙光就在眼前。菲茨杰拉德在痛苦中找到希望,希拉的出现是一个,财务危机的缓解是另一个。三年前,米高梅公司的一纸合约让他还清了大部分债务(十八个月的合约期,头六个月周薪1000美金,后12个月周薪1250美金)。

而且,他心中有一个伟大的小说计划,他一定要写出这本小说。去他妈的历史!菲茨杰拉德不相信宿命,他相信自己的生命还远远未到终点,他还可以写出比《了不起的盖茨比》更棒的作品。

小说名为《最后的大亨》,作家试图以此“逃向一个奢华浪漫,一去不复返的过去”。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菲茨杰拉德曾为它写了一个详细的创作提纲,海明威说这个创作提纲“异常宏大,既使假以天年也无法完成”。这是一个关于好莱坞的故事,但它所承载的意义远超一般的好莱坞小说。它借用经典的戏剧架构书写了一个幻灭的故事,主人公斯塔尔是一个偶像式的人物,他少年老成,患有先天性心脏病。是菲茨杰拉德的“超我形象”,是他心中“最有诗意的悲剧英雄”。但命运最爱玩弄英雄,斯塔尔比盖茨比更为耀眼,无论在阶层和种族上也更“登堂入室”,可他仍摆脱不了爱与痛的折磨。

对于斯塔尔的原型,坊间说法不一,有人说这是又一个菲茨杰拉德变体,有人说是影射好莱坞大佬欧文•撒尔伯格。那是位二十出头就呼风唤雨的人物,年纪轻轻就掌管了巨大的电影产业,是他完善了制片人和明星制度,并像“赶骡队”一样雇佣编剧,菲茨杰拉德曾是其中一员。在为撒尔伯格工作期间,他切身感受了这位贵公子和整个好莱坞的品味。

《最后的大亨》借鉴了撒尔伯格的部分经历,但菲茨杰拉德改写了男主角的婚姻,他将斯塔尔塑造为一位丧偶者。他的妻子塔莉亚患有精神疾病,在失去妻子的岁月里,斯塔尔迷恋上一位新女性凯瑟琳,可后者最终离开了他。

希拉比其他人更早拜读了《最后的大亨》的前十七小节,她认为凯瑟琳的原型是自己。她也读到泽尔达的影子,那是斯塔尔的“前妻”,斯塔尔仍眷恋着她,可二人已天人两隔,但斯塔尔从凯瑟琳身上找到昔日的感觉。

在菲茨杰拉德的计划中,小说开始于斯塔尔丧偶,结束于是施塔尔的葬礼,那场葬礼将让忠实读者联想起《了不起的盖茨比》的最后一章,在密密的小雨中,那块挡雨的帆布从盖茨比的坟上卷起来,这时有人会回忆一下盖茨比,但他“已经离得太远了”,在那场孤独的葬礼上,尼克隐约听到有人说:“上帝保佑雨中的死者。”

这句祈祷语的英文原文是“Blessed are the dead that the rain falls on”,它自17世纪流传下来。F.格罗斯编纂的《外省词汇》曾释义这句谚语:“如果遗体下葬时下雨,被认为是个好兆头。”1849年,一首题为《雨中下葬的人,你们有福了》的谣曲这样唱道:

这悲伤、纤细、轻柔的雨,

上苍的无声的痛苦的眼泪

轻轻落下,直到死者的身体重生:

是的,“雨中下葬的人,你们有福了!”

......

这雨,洗涤一切污垢的雨,

伴着“永恒之露水”,

使我们脆弱的肉身重生,

使我们的墓穴变成第二个子宫。

......

这些死者,在人间已死,

死后却获得了生命,

他们现在全在上帝那里,

耶稣是他们的首领。

让葬礼的音乐休止吧,冬天过后,还有崭新的春天!即便卧病在床,菲茨杰拉德依然保持着一种兴奋劲,不管怎么说,他又活过来了,他尝试喝酒,一点点恢复对写作的热情。菲茨杰拉德还记得他对格特鲁德•斯泰因信誓旦旦说的话:“我们尽可能写出最好的作品,一直写到死才罢休。”是这个理由支撑着他。

现在,1940年的冬天,他在希拉的家里重复快乐与忧伤。他一度垂头丧气,把写好的句子全部删去,也一度燃起希望,每当攻克一个写作的难关。他的眼前是半杯酒水,但很多时候,他收回要伸出去的手。

小说受阻的日子里,他靠听音乐和写信排遣寂寞。他爱听爵士乐,小提琴也不赖,他曾在多部小说中写过音乐,这都来源于他的现实乐趣。在希拉的家里,菲茨杰拉德仍然爱听轻柔的小提琴声,乐声沉醉,似从远方而来,不疾不徐地穿过寒冷夜色,落在失意人的耳畔。

就在乐声中,他提笔写下给女儿弗朗西斯的信。他透露自己准备去看牙医和经纪人,去经纪人那儿是为了商讨业务,他还没决定是否要在二月重返电影界。但至少,他表现出蓬勃的创作热情和进取的人生观,即便处于挣扎,他也能“从挣扎中得到的更深层的满足。”

在病床上,菲茨杰拉德誓死要写完《最后的大亨》。他相信成作的艺术价值会超过《了不起的盖茨比》,希拉对此充满信心,尽管她仍对一事耿耿于怀,但菲茨杰拉德身体抱恙,好不容易有点盼头,希拉不愿令他焦躁。再等等,她盼望等个合适的时机再过问。

窗外,好莱坞的高楼大厦拥挤一旁,仿佛一批又一批焦急等待面试结果的年轻人。高楼之上的天空,一道残阳落人间,夜色遮掩红色的疤痕。有人念起哈代的诗:

我爬上山顶,

回望西天的光景,

太阳在云彩里,

宛似一个血殷的伤痕。

宛似我自身的伤痕,

知道的没有一个人。

因为我不曾袒露隐秘,

谁知这伤痕穿透我的心!

斜阳落下,希拉在窗前停留,她那时还不知道,有些事情无法等待,就像盖茨比永远等不到黛西的电话。如今,在1940年秋末这个平淡的日子,她必须珍惜和菲茨杰拉德在一起的每一分每一秒,品尝一点一点流逝的喜悦。如果还有时间,她不妨再一次阅读《了不起的盖茨比》,直到小说中葬礼到来的那一天,漫漫长夜唯有一人出席。

到冬天,一场真正的葬礼将进入她的生活,她会发现——盖茨比所经历的一切都是真的,被预言的结局就在眼前。说什么美梦,落尽了灰烬,大亨的葬礼不过如此。在那凛冬纷飞的大雪中,在那块黯淡的墓碑前,她终于读到了小说的最后一章,读到尼克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于是我们继续奋力向前,小舟逆流而上,直至回到往昔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