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记得第一次遇见宋小词是在湖北青年作家的一个聚会上。她留着齐耳短发，衣着中性，又是说又是唱，噼里啪啦就像放鞭炮，在一帮或作深沉或作羞涩状的淑女中显得格外引人注目。当时就印象深刻了，果然是文如其人—这丫头有点儿野性！

湖北人的祖先楚人是不乏野性的，筚路蓝缕、标新立异、不拘礼法、一鸣惊人，在历史的漠漠旷野中创造了奇瑰浪漫、惊采绝艳的楚文化。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野性精神逐渐被主流文化和现代文明所消融。尤其是到了当下，由于自觉接受文学主流意识形态的规训，越来越多的青年作家表现得过分乖巧、温和、顺从甚至小心翼翼，以至于方向迷茫，锋芒丧失，个性不彰。而宋小词还没有完全冷掉那野性的热血，就像江汉平原上顽强拱出的植株，任性而野蛮地生长着，无拘无束，肆无忌惮，很快就以独特的面貌从同代人中脱颖而出。像她广受好评的《开屏》《锅底沟流血事件》《直立行走》等作品，无不裸裎着尖锐凶悍生猛放肆，给人刺痛，给人震撼，也给人温暖。她的新作《柑橘》，一如既往地表现出不合流俗的“野性”，让人读后久久难以释怀。

小说讲述的是一桩乡村奇人奇事。七十二岁的“五保户”苟大宝独居村中一隅，邋遢懒惰，孤苦伶仃，寂寞的时候只能自己同自己讲话。有一天，他在门外草窠里发现一个精神失常的哑女。派出所不愿理睬，他只好暂时收留哑女。年轻的时候，苟大宝有过一段悲惨的情感经历。他深爱的情人凤儿，被家人逼迫嫁给别人，怀着他们的孩子含恨自尽。冥冥之中，他觉得哑女是凤儿送来的孩子，决定留下她一起生活，还给她取名叫糖水。糖水的到来，让苟大宝感到生活有了盼头，但也使他遭到村人的误解和非议。坏人趁苟大宝不在家，多次强奸糖水，致使她怀了孕。村支书不愿增加村里的负担，强令将糖水送到卫生院流产。在最后关头，苟大宝动了恻隐之心，决定留下无辜的孩子。由于得罪了村支书，他遭到恶意报复，几乎走投无路……糖水难产，错过抢救时机不幸去世，孩子却幸存下来。身患绝症的苟大宝将孩子托付给雷屠户之后，抱着糖水的尸体走向拢在柑橘树下的柴火堆，点燃了打火机……

这部小说关注农村弱势群体—孤寡老人和精神病患者的社会救助问题，是一个写滥了的题材。宋小词的“野”就表现在构思不落窠臼，敢于常中求异、俗中出新，以两个身份特异的人物的凄惨命运来表现弱者对弱者的关怀，进而反思社会、拷问人性。

糖水精神失常、生活不能自理，苟大宝照顾她得不到任何回报，只会招致沉重的负担和无穷的打击，但他还是毅然收留她，坚持让她生下孩子，那么，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力量使得这个病入膏肓、行将就木的老人的态度如此决绝呢？首先当然是因为他本性善良，同情弱者，满怀慈悲与怜悯。其次，他也是以此来寄托对凤儿的怀念之情。他这辈子过得窝窝囊囊，与凤儿的爱情是他生命中仅有的最美好、最有价值的部分，照顾哑女并给她取名“糖水”，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继续这段生命之光。从伦理角度而言，同许多相似题材中的类似人物一样，关于苟大宝的塑形至此可以算完成了。但是富有野性、不循常理的宋小词没有止笔，决定从精神层面对人物的心理动力做更深入的探测：在照顾、保护哑女的过程中，这个形影相吊、邋遢潦倒、遭人蔑视的男人不仅享受了世俗意义上的天伦之乐，感受到亲情温暖，而且在精神上获得了极大满足。小说多次描写在院子里的独活的那棵橘树异香扑鼻、硕果累累，以及苟大宝在采摘时的喜悦（“这是他一年一次的喜事”），其实就是在暗示他渴望获得价值认同感，期望在这个经济社会中成为一个“完整的人”。 他本来活得如同行尸走肉，哑女的到来使他得以重新发现 “自我”，并隐约意识到能够完成“自我”。他在困厄中的忍耐与坚持，既是对生命的磨砺，也是对命运的反抗，最终实现了人生的升华与救赎……在这部小说里，宋小词超越了常见的伦理观照模式，从个体生命“自我实现”的角度深入开掘生活，将一个俗滥的题材打磨出了新的光亮。

苟大宝是这个时代“失败者”的典型，宋小词从他的身上窥破了时代的隐疾。她将笔触深入到历史的逻辑之中，力图揭示出这个形象生成的环境与过程，进而透视社会发展的秘密。在集体经济时代，堪称一个能人。集体经济解散时，因为村长和村人的强夺，他不仅失去承包橘园的机会，而且没有分到耕牛和好田。也就是说，在社会资源再分配的过程中，苟大宝失去了优质生产资料，因此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尽管他勤扒苦做，仍然难以发家致富。后来，他又遭遇情感挫折，干脆自我放弃，享受 “五保”待遇，逐渐被抛向社会边缘，在苟活中沦为时代的“弃儿”和 “失败者”。他的失败，从表面来看是懒散、不思进取造成的，从深层来看其实是社会分配不公所导致。在一个鼓吹自由竞争的时代，假如在起点上丧失了公平与公正，个体的价值并不是通过奋斗都能得以全面实现，更多的人反而会因此丧失自由选择的权利。以“进步”为目标的历史车轮滚滚向前，常常冷漠地碾压了那些沦落在社会最底层的弱者，而对这个群体的关爱和救助，其实考验着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通过对苟大宝性格生成历史的细致描绘，宋小词敏锐地穿透时代表象，表达了对于社会“进步”的敏锐反思以及对于个体“失败”的深切关怀。

从小说的结局来看，这是一个悲剧故事，导致悲剧发生的正是人性之恶—哑女被恶人强奸怀孕而难产身亡，苟大宝屡遭村支书报复，被逼得走投无路—呈现给读者的堪称一幅晦暗的人性图景。如果按照流行的黑暗写作逻辑，宋小词应该对社会之恶、人性之恶极尽渲染，制造耸人听闻的阅读效果。但是，她依然遵循内心的召唤，表现出不循套路的野性，对人性做出了更加多元的审视和更为丰盈的阐释。就像阿甘本所说的，她自觉地运用“同时代人”的目光，努力“在当下的黑暗中去感知这种力图抵达我们却又无法抵达的光”。因此，苟大宝在关键时刻遏制了对哑女的情欲冲动、放弃了对村支书的仇恨，还有雷屠户、曾医生、胖赤脚医生、妇女主任等，都在善恶交织的关口自然地流露出良善与慈悲。即便是小说结尾橘树下燃起的烈火，那也并不全是绝望的象征，对于油尽灯枯的苟大宝而言，浴火乃是重生……晦暗的生存和幽昧的人性，因宋小词勇敢的“凝视”而获得光的照耀。

宋小词的野性还表现在小说语言上。她的文字生猛鲜活，热烈粗犷，洋溢着原生态气息。她试图打通方言土语与书面语言、粗俗与文雅之间的界限，极力追求“陌生化”的审美效果。譬如，她这样描写苟大宝的生活状态，“在稻田里，苟大宝一年四季就像乌龟赶兔子，越赶越落后，他索性不赶了，什么早稻中稻晚稻杂交稻籼优鬼优，统统去他妈的蛋。他改种洋芋和红薯，植了块茎，就翘着二郎腿玩，到了收获时节就挖出一篮篮洋芋和红薯，晒干了埋在粗糠里，煮了吃，烤了吃，餐餐吃顿顿吃，吃得臭屁连天响，裤子都被打得炸了线缝。”这两个句子鲜明地体现了她的语言风格，长短句交错，粗鄙化的比喻和夸张连绵而至，汪洋恣肆，戏谑风趣，字里行间流露出一股淘气破坏的快意。就如巴赫金所言，她的语言“完全是欢快的，无所谓的，洒脱不羁和坦率直白的语言”，“自由地唱响在节日的广场上”。这种“狂欢式”的语言也增强了她的小说的可辨识度。

《柑橘》同宋小词的其他作品一样，都是充满野性的生命书写，不仅是对世俗化、功利化的日常生活和平淡琐碎、重复单调的审美生活的努力反抗，也是对刻板文学规则和僵化文学秩序的有力挑战。这个“野孩子”，正迸发出越来越强劲的活力。她一定能在广袤的文学原野上奔跑得更快更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