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向黎：南人上来歌一曲——关于写作的一些闲话
来源：文学报 | 潘向黎 2018年07月04日08:41
为什么还在写呢？因为终究还是盼望，和那些同时代的写作人，抛开皮囊和日常，在文字的世界、在灵魂的巅峰相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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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读完叶兆言的新书《无用的美好》。这本书的封面上写着：“我们常常对现实力不从心，幸而，还有这些无用的美好，宽慰每一个人。”
文学是无用的，这是叶兆言一直的看法，他说过：“对文学的用途，我一直是悲观主义者，但文学和爱情一样，无用，却是美好的。”
这里面有一个作家的清醒和坦诚，却也有一个作家的热情和自信——毕竟，他还是坚信文学和爱情一样，是让人生更有色彩和更有味道的事情。
2
在艺术创作上，新不一定是好的，旧的也不一定好。好的才是好的。
3
学问论深浅，情怀和趣味应该论浓淡。
唐人绝句情怀浓，所以饱满明快；汪曾祺小说趣味浓，所以隽永耐品；日本插花也浓，太浓了，往往只好归于“侘”与“寂”。
4
一直认为作家应该自然地写出作品，“仿佛树上长出叶子来一般”(济慈语)，不仅长出叶子，还长出枝杈，长出年轮。
但是长出来之后呢？恐怕很少有人能真正丝毫不关心作品的命运。
5
我们迄今为止知道的最纯粹的作家博尔赫斯，他对自己的第一本书的处理方式，也许可以称得上独一无二。
1923年，24岁的博尔赫斯出版了他的第一本书——诗集 《布宜诺斯艾利斯激情》，当时出版书是一件“冒险的事”，一共只印了三百本，而作者根本没有幻想过以它换取任何实际利益(金钱职位以及其他通常可能的希望)，他把它们静静地散发了出去。在他的自述《我的生活》中他这样回忆——
“我发现去《我们》(那个时代最古老、最有名的文学杂志之一)编辑部的许多人都把大衣挂在衣帽间里。于是我带着五十或一百本书去见阿尔弗雷多·比安奇。他是编辑部的一位编辑。比安奇开心地望了望我，说:‘你是想要我替你卖书吗?……’我回答说:‘不，我虽然写了这本书，但我不是精神失常的人。我想我可以求你把一些书悄悄塞进那些挂在那儿的大衣兜里。’他很宽厚地答应了。过了很久我再去那里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些大衣的主人已经读了我的诗，甚至有人还写了评论。”
托人把自己的书悄悄放进陌生人的大衣口袋。
当然，那些陌生人，高概率是专业的或者有眼光的读者。
现在的作家，到哪里寻找这样的陌生人的大衣口袋？甚至，这样的衣帽间？
6
刘禹锡的《竹枝词》，其中一首“白帝城头春草生，白盐山下蜀江清。南人上来歌一曲，北人莫上动乡情”。苏东坡特别赞赏，叹道：“此奔轶绝尘，不可追也。”
非常喜欢刘禹锡，但觉得苏东坡对这首的评价有点太高，不知道是否有点文人常见的夸张。
有一次在山坡上，站在树阴下，听见有人唱山歌，突然想起这首竹枝词，然后觉得确实好。明明是文人写的，可是完全是民歌的调子和气质，不要说什么典故，就是书斋的气息都一扫而净，不像是模仿，倒像是刘禹锡变成了白盐山下、蜀江边上的一个山民，随口唱出来的，风行水上，全无造作，一清见地，却又有宛转的风调。这个实在难得。
人赞王维诗“多少自在”。王维的山林是超脱空明的山林，而刘禹锡的山林原在世俗烟火境中，竟然如此自在，这个难得之至。难怪苏东坡要赞叹。
7
日本童话作家安房直子，是一位隐居山中、生性恬淡的女子，她有如山菊花一样活着，像刺绣一般完成她精致唯美的作品。那些精细的针脚，鲜活的颜色，灵动的画面，都是属于她一个人的。
她远离尘嚣，深居简出，甚至拒绝出门旅行。有人曾去过安房直子的山间小屋。她说，那是一个落叶松环抱的地方，一到早上，安房直子就会在院子里那张铺着白色桌布的桌子上写作……
孤独、死、温情、爱以及怀念，都是安房直子作品中最常见的主题。她总是把这种淡淡的哀伤融入到自己那梦幻般的文字当中，写出一个个单纯得近乎透明但却又让人感受生命的怆痛与诗意的故事。
安房直子曾经说过：
“ 在我的心中，有一片我想把它称之为“童话森林”的小小的地方，整天想着它都成了我的癖好。那片森林，一片漆黑，总是有风“呼呼”地吹过。不过，像月光似的，常常会有微弱的光照进来，能模模糊糊地看得见里头的东西。不知是什么原因，住在里头的，几乎都是孤独、纯洁、笨手笨脚而又不善于处世的东西。我经常会领一个出来，作为现在要写的作品的主人公。”
她一定非常喜欢山里的动物：黄鼠狼，狸子，野猪，山兔……还有远离尘世的植物：雪之下，水芹，鹿药，牛尾菜，青荚叶，艾蒿，硫磺花，蕨菜，紫萁，胡枝子花，八角金盘……
她是那样忠实于神秘世界的模糊与不确定，从来不按通行的思维或道德准则来限定人物或引导故事，所以那种神秘是广阔而鲜活的。她经常回避熟知的概念和字眼。她说“在……饭店里擀擀面条、煮煮杂烩什么的”，而不是“打杂”这样简单粗鲁的说法；她说“四周已经是黄昏的淡紫色了”，而不是“天黑了下来”这样平庸的句子或者“暮色四合”这样固定的表达；她只会说“做好的艾蒿丸子，要是蘸上甜豆沙吃，连身体里都会有春天来了的感觉”，绝不会说成“真是美味”。
这种宁静、细致和清气，大概都得益于她的深居山中吧。
8
山西的李国涛先生，是写作上的多面手，起初让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他的《汪曾祺小说文体描述》以及几篇写汪曾祺的随笔。汪曾祺的代表作，一般人都认为是《大淖记事》《受戒》或《故里三陈》，唯有李国涛，他选定汪曾祺的《职业》。高山流水获知音，汪曾祺非常高兴，出《矮纸集》时就点将要他写序。
此外，李国涛指出汪氏小说文体三个支点：“回忆、结构、语言”，非常准确明晰。他注意到汪曾祺对高邮风物的季节感，认为背后是一种文化意识，他对其中妙处体察得准，品味得深，表达得也灵动有味，这样的研究和文字，真对得起汪曾祺。
李国涛还用“夜半钟声到客船”来概括老年情怀，说那是一种“澄澈、冷静而且肃穆”之境，并联想到“杜甫晚年的诗里常写到舟船”“好像杜甫把舟船作为老年生活和生命里程的一个象征了”（《说老年情怀》）；比如，由金性尧选注 《宋诗三百首》前言中的一句“老归故纸，人间一乐”，他宕开一笔地联想到了：俞平伯、郭绍虞、朱自清、闻一多、台静农、沈从文、冯沅君，有那么多的“五四”以来的大家，在叱咤风云、领尽风骚之后，在新文学里作了或长或短的旅行之后，都“老归故纸”——皈依了传统文化（《说“老归故纸”》）；再比如，张爱玲《金锁记》的开头，著名的写月亮的那句——“像朵云轩信笺上落了一滴泪珠，陈旧而模糊。”从来不觉得有什么玄机，但李国涛偏偏问：“为什么是朵云轩？”当然，朵云轩在上海，当然，眼泪落在宣纸信笺上会有湿晕，但为什么不能是荣宝斋、清秘阁的信笺？张爱玲会不知道其他老铺子？或者，为什么不单说宣纸信笺而要点出“朵云轩”？李国涛揭秘了：“朵云，是托月的。”（《为什么是朵云轩？》）可不是吗？一语道破。
阅读也好，研究也罢，多这样的会心，自己就有乐趣，别人也容易有乐趣。
9
看一个中国传统色谱名称表。那些颜色，仅仅是写下来或者读上去，都是那么美妙那么大方那么生动那么含蓄那么优雅，那么让人心生喜悦。
月白，柳黄，象牙白，蟹壳青，品红，雪白，乌黑，漆黑，水绿，鸭卵青，鱼肚白，黧色，缁色，霜色，妃色，海棠红，蓝灰，牙色，驼色，黛蓝，黄栌，紫檀，鸦青，水红，素色，墨灰，苍色，黎色，绾色，玄青，黛绿，水色，墨色，酡颜，黝色，茶白，竹青，胭脂，黯色，缟色，藕色……
第一次知道“黎”是那样深而浑沌的颜色，简直就是淡一些的赭石偏茶色，或者很深的卡基色。难怪呢，黧黑也可以写作黎黑。一直将自己的名字和“黎明”联系，若说颜色，也只会想到天边的鱼肚白，从来也不喜欢这么深和不透明的颜色，哎呀，真是让人如何是好。
玄青，是意料中的颜色。和绀蓝很接近。他们是一路的。所以，我在小说《穿心莲》中，把女主人公叫作“深蓝”，那个男主人公呢，就叫 “漆玄青”。深蓝和漆玄青，颜色上是很相近的，人物呢，自然也是同类、是知音。
为什么姓漆呢？其实当初是想到“七弦琴”，用了接近的音。可是从来没有人发现，似乎没有人关心他们叫什么。
埋在小说中的“七弦琴”，无人知音。在这个深夜，终于还是我自己轻轻地一拂琴弦。
10
写作的状态，是从日常的脱离。日常生活很忙碌、周围环境很动荡的人要写作，就要靠一瞬间逃离的速度够快。不是肉身，而是你的胡思乱想的速度要快。
就像从一堆互相撕扯的人中挤出来，他们还想继续缠住你，你必须马上拔腿狂奔，转眼不见，进入一个非日常的世界。
11
小说里的人物，让人觉得世界上真有这个人，关心其命运，就已经是好了。
让人觉得：换作是我，在那种境地里，恐怕也会那么一步一步往人物走的那条路去，就好中之好。
读者与人物距离越大，而能让读者认为“我也会如此”，越成功。说明逻辑的枝干是对的，情感的血脉是畅的。
“若换作是我”，不是简单的设身处地——读者都没有这个善良的义务，而是被“驯化”的开始（“驯化”是《小王子》里的那个概念）。
从读者“换作是我”念起，小说家的魔力得以施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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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到好作品，心情真是悲欣交集。“欣”是陶醉是惊喜，“悲”是灰心是沮丧：人家写得这么好，我还有什么必要写？从此不写才对！
这种阅读感受，是最醇美的打击，最绝望的满足。
那么，为什么还在写呢？因为终究还是盼望，和那些同时代的写作人，抛开皮囊和日常，在文字的世界、在灵魂的巅峰相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