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作者的族裔、性别，只是给作品带来多样性，而非评价的标准本身。推崇年轻作者，不如给新作者机会，而非让年龄成为门槛。

一

2011年的4月我还在美国读书，花了几个月排演音乐剧。那时我们演的剧是《屋顶上的小提琴手》，一个沙皇时代下犹太家族的故事。最后一次演出结束后，观众散去，剧院变空，我们都舍不得走。演员穿着戏服，布景师一身黑衣，大卫之星依然在舞台上闪耀。没有人能接受突然的散场，好像所有人都还沉浸在这个有关传统、迁移和爱的故事中，难以就此将之丢下，回归自己本来的身份。

4月份，美国还在下雪。我们没有离开，在舞台上坐成一个圈聊天。起先大家讲述不舍，后来就把话题转移到了自己的生活轨迹之上。有的人终于要离开这个小城，前往纽约，有的人选择留下。总之，一个人在讲，其他人就在听，偶尔有人回应。

那晚结束时已经是凌晨五点。我们终于散场，各自踏着积雪回家。接下来的一个月里，考试，毕业，怀揣着彼此的故事告别。

多年以后，在阅读时，在写作时，这个在雪夜聊天的场景还是会不断浮现。

“我去年拿到了创意写作的硕士学位，现在写超短篇小说。”一次写作练习开始前，一个女人说。她五十多岁，喜欢莉迪亚·戴维斯。

另外一个男人七十多了，还没等到出版的机会：“我还在写。刚去了一个书展，可以花五百美元见一眼编辑。我去见了，大概有一刻钟的沟通时间。他们应该记不住我……他们看重网上的知名度，我没有。”

短暂的交谈之后，我们开始新的练习。

无论是坐在一起慢慢地说话，还是聚在同一个屋子里练习写作，想要聆听和被聆听的诉求都从未改变。每一天，这个城市都有数十个写作和阅读的活动在等待人们加入。不断有新的工作坊、新的课程、新的协会，即使是不知名的写作者也不会过于孤独。有人以笔名写畅销的爱情小说，再用真名出版卖不动的严肃文学；有人靠每天在社交媒体上发一张写着几行诗的图片获得关注；有人自己印刷，或者仅仅做成电子书，零成本地放在亚马逊上售卖；也有人一生都没有正式发表的机会。

二

如果只是想要被听见，或是去听不同的声音，现在已经比过去要容易许多。1983年，《格兰塔》第一次公布20位英国最佳青年小说家名单，编辑比尔·布福德在采访中说：“相信我，它能证明自己。我知道我在说什么。这些年轻作家是文学的未来。历史将证明我的话。”他没有说错，伊恩·麦克尤恩、石黑一雄、朱利安·巴恩斯都在这个名单之上，而后每隔十年，都会有这样一批年轻的、不同族裔的声音出现。2017年的美国最佳青年小说家名单中，不少是少数族裔，女性作家的数量也多于男性。多样性，这个《格兰塔》用以打破既定标准的武器，已经成为了标准之一。

这样的名单越来越多，年龄、阶级、性别、族裔所带来的阻碍，似乎正在消融。平时去看国外文学界的发展，写书评，做诺奖、龚古尔文学奖、T.S.艾略特奖的报道，又去翻海外文学期刊，看看新书的评论。在铺天盖地的讯息中，总能感受到，多样性的确是海外评奖和评论的出发点之一——多样的主题、多样的架构、多样的作者。

如今作为译者，对于海外小说的接触又多了一点。在翻译《纽约客》《巴黎评论》等杂志的短篇小说时，我感受到的是另一种写作方式。这些小说大都是实验性的、超现实主义的。作品中的叙事声音、时间和空间、现实和虚幻，都处于转换之中，而在陌生的结构之下，又是陌生的内容——来自内布拉斯加乡下的男孩，反复陷入自我身份认同的危机；从战场上休假归来的士兵，被创伤彻底摧毁。还有沉溺于游戏与幻想中的少年、自卑又自矜的年轻棒球手、得了脸盲症的男孩——小说来自完全不同的文化环境，对于译者和读者来说都是挑战，翻译的过程，也成为了一种文本细读。

作为小说作者，我时常会因为翻译时遇到的差异而自我质疑：相比之下，自己的作品是不是缺少结构和内容上的突破？小说作者是否有责任更新读者的阅读体验？想到去年参加某个小说奖的颁奖典礼，看了其他获奖作者的作品，让我感到有趣的恰恰是这种反差：获奖的作者年纪不算大，但基本都选择了传统的叙事方式，以情节来支撑起整部作品；翻译的作家已经步入中年，在海外有所成就，却还在挑战实验性的写作。

我时常会想，不同的叙事手法，不同的小说结构之间，是否有高低之分？而评论者，又是否应该以此评判作品的好坏？

在这之外，还有其他困惑。4月中旬，我去听了巴基斯坦裔作家莫欣·哈米德的讲座。第一次看他的作品是在《格兰塔》上，那一期的主题是旅途。他写道：“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都是移民，正是迁移的经历连接起所有人类。每时每刻，人类的经历都在不断变幻，我们的一生就在不同的时空中度过。”

另一个让人迷惑之处在于，莫欣·哈米德没有入选2013年的英国最佳青年小说家名单，他那年已经41岁，超出了40岁的年龄限制。时任《格兰塔》主编专门提到他，表达了遗憾。仅仅差一岁，就被“青年”的门槛所挡住了吗？到底是鼓励新的声音，还是只鼓励年轻的声音？年轻的新人得到了赞颂，但那些年长的声音呢，他们还值得被关注吗？那些五十岁才开始上创意写作课程的人、退休后开始参加写作小组的人、几乎被社交媒体时代丢下的人。

更多的问题也开始出现：年轻的作者就写得更好吗？其他种族、文化的声音更值得去倾听吗？

这些问题不断出现。几年来我给不同的媒体写评论，写略萨和刘易斯·卡罗尔，写石黑一雄和希拉里·曼特尔，但还是没有找到一个回答。只是有时，在写作之前，依然能想起第一次文本细读的经历：我们在美国的课上，学着分析马克·吐温如何在文本中运用口语和幽默，如何将南方的语言、黑人的语言等七种方言糅合在一起，再加上仅属于男孩子的口语，呈现出一种混乱的生机。我们讨论为什么海明威那么推崇马克·吐温的语言，为什么说美国现代文学来自《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还有马克·吐温对现实主义所产生的影响，书里的种种主题。这些讨论最终变成一篇篇论文，几次迁移之后，它们终归还是丢失了。而如今，提到 《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时，已经很难记得大段的分析，只能看见这样的画面：大河在树丛间奔腾，哈克贝利顺河而下，自由、孤独，又常常因为想到死亡而感到悲凉。

三

雷蒙德·卡佛在 《关于写作》中写道：“在写诗或者短篇小说中，有可能使用平常然而准确的语言来描写平常的事物，赋予那些事物，一张椅子，一面窗帘，一把叉子，一块石头，一个女人的耳环，以很强甚至惊人的感染力。也有可能用一段似乎平淡无奇的对话，却让读者读得脊背发凉，这是艺术享受之源，就像纳博科夫能够做到的。我最感兴趣的，就是那种写作。我最讨厌拖泥带水或者随随便便的那种，无论它是打着实验的旗号，或者只是手法笨拙的现实主义。”因此也总是尽量提醒自己：评论让人脊背发凉的作品，分析它们为什么能打动人。

前几年在爱丁堡国际艺术节开幕式上，看见丁尼生的诗出现在死火山花岗岩和爱丁堡城堡之上，也让人脊背发凉。评判诗歌的标准一并消失，只剩下震慑和感动。

像埃兹拉·庞德说的那样，不折不扣地准确陈述，是对写作唯一的道德要求。这不仅适用于创作，对于评论者来说，准确陈述自己阅读时的感受，比运用哪一套理论都更为重要。不是因为可以展现自己所知，不是因为作者跟自己在同一阵营，不是因为某种文化，某种概念。它打动你，激怒你，这就足够了，赞美或是批判，都是因为在阅读时真实地产生了感受，不是其他。

作者的族裔、性别，只是给作品带来多样性，而非评价的标准本身。推崇年轻作者，不如给新作者机会，而非让年龄成为门槛。至于传统或者实验，我相信《印刻文学生活志》里的这样一段话：“书写小说，字里行间的技巧经营，包括形式、人物、语言、情节、故事的塑造，皆属表象的、逻辑的，展现‘非日常生活的心’。作者希望我们读取的‘内容’，必定是小说角色的日常生活里头，被隐蔽被压抑的‘心意’，另外一个与作者截然不同的‘自我’。大可以认定，挖掘出来，重见天日的‘心意’越丰富，无疑代表着小说越成功。”

而回到写作，它本来就是一种聆听和被聆听的过程，一种疗愈的过程。我更愿意将之理解为以前一起聊天的雪夜，每个人说着各自的故事、想法和感受，聆听者不会去拿一套标准来衡量这些话语，只是在彼此的故事中看到另一种人生，然后去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