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文学的传承与创新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历史问题。在古典时期，中国文学注重传承，但传承中也有创新，从《诗经》中的四言诗到汉朝最初出现的五言诗，再到唐朝成熟的七言诗，后到宋词元曲，中国诗歌的体式一直在变化，在创新。中国诗歌创新的原因，一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人们的生活与情感变得越来越丰富，旧有的文学形式无法表达日趋复杂微妙的感受，出于表达的需要才在体式上进行变化；二是人们对艺术越来越自觉，对汉语语言的特点与规律认识得越来越深入，比如正是由于佛教的传入，中国学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发现了汉语的双声、叠韵等特点，才促成了五绝、五律、七绝、七律等最具汉语特色的诗歌形式的出现。但就总体而言，古典时期的中国文学创新较为缓慢，更多的是传承，一种文学新形式从出现到成熟，大约需要数百年。之所以如此，一是由于古典时期生产力发展缓慢，人们的生活与情感变化也较为缓慢，二是中国文化的超稳定结构决定了当时的人们不以创新为时尚，而更注重传承，很多创新也都是在“复古”的旗号下进行的。那时的创新也并非完全颠覆以前的传统，而是在传统的基础上发展变化。《诗经》作为“四书五经”之一，在古典时期的中国一直受到超越于文学之上的尊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这样的诗句，也深深镌刻在中国人的心中，千载而下，仍能打动中国人的心。

进入近代以来，中国文学的发展进入另一个轨道。由于受到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攻击，传统中国摇摇欲坠，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内部也在不断变革，中国文学适应这一形势，不再讲求传承，而更多地谋求创新，这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达到了一个高潮。五四新文学以与传统文学彻底断裂的姿态，重构了中国文学的新秩序，开启了中国文学的新航程。新文学摒弃了文言文这一传统文学使用了数千年的文字载体，而开始使用白话文，同时也接受了西方文学将文学划分为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的观念，在文学思想上也受到了西方、俄罗斯和日本等国文学的极大影响。但是另一方面，中国的新文学也在深度介入中国社会、思想、审美等问题的过程中，与中国人的生活与情感建立了血肉相连的关系，新文学对传统文学的精神既反叛又继承，重铸了现代中国人的灵魂。一个最著名的例子是，五四时期反传统最为激烈的鲁迅先生，在逝世后被尊称为“民族魂”，这个悖论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新文学的双重使命：既要继承中国传统文学的文脉，又要创造表达现代中国人经验与情感的新形式。可以说，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就是沿着这两个相互矛盾的要求而发展的，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比如《红楼梦》是中国古典时期最著名的小说，而现代中国作家最有影响的作品，无论是茅盾、巴金、老舍，还是张恨水、张爱玲、林语堂，都受到了《红楼梦》某一方面的影响，但他们同时将这种影响现代化，转化成了新的形式。

五四以来，中国文学强调创新，文学的发展以不断“断裂”的形式展开，五四文学、左翼文学、解放区文学、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新时期文学、90年代文学、新世纪文学，几乎每过一二十年，中国文学的整体格局和面貌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之所以发生如此剧烈的变化，首先与现代中国的巨大变化密切相关，中国由20世纪初风雨飘摇、列强环伺的旧中国，经过几代中国人艰苦卓绝的革命、建设、改革，如今已成为一个屹立于世界东方对全球有重要影响的新中国，其间剧烈的变化可谓是天翻地覆，置身于其中的中国人的经验与情感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文学始终与中国人的生活与内心紧密相连，也在这一过程中发生了不断的“断裂”与创新。其次，中国文学的创新也与国外文艺思潮的巨大影响密切相关，在上世纪50年代，俄苏文学大量译介进入中国，对当代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在上世纪80年代，西方现代派文艺思潮在中国风起云涌，对现代主义与形式探索的热情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先锋文学、寻根文学等文艺思潮的崛起，创新尤其是形式上的创新成为了很多作家的自觉追求。但是对形式创新的热衷，也带来了另一个问题，那就是过于重视形式、技巧与叙述方式，而相对忽略了内容，忽略了文学与中国现实、中国人生活的内在联系，同时对西方文学的简单膜拜与尊崇，也让中国文学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主体性。

新世纪以来，伴随着我们倡导讲“中国故事”，很多中国作家开始将目光转向传统中国，注重从古代中国经典中汲取思想与文学资源，这极大地扭转了模仿西方文学的倾向，有利于中国作家打通古今隔阂，传承中国文脉。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借鉴西方经典与借鉴中国经典一样，都只能是借鉴，而不能代替创造。“生活是创作的惟一源泉”，只有从丰富复杂的中国现实中汲取营养，只有从鲜活真切的生命体验出发，我们才有可能创造出新的经典。或者说我们需要的不是当代版的《红楼梦》，也不是中国版的《百年孤独》，而是像《红楼梦》和《百年孤独》的作者那样创造，才能创造出凝聚当代中国人生活、情感与精神的经典之作。

在文学的传承与创新问题上，毛泽东同志主张“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在此基础上创造民族的、大众的、科学的中国文艺，他强调“用”，强调中国文学的主体性与创造性，即在创造中借鉴、融汇国外经典与古代经典，将之转化为中国的、今天的资源，而不是简单的模仿或呆板的照搬，以致沦为国外经典或古代经典的附庸。习近平同志则进一步提出“创造性继承与创新性发展”的原则，如果说毛泽东同志只是指出了要“用”，但没有具体指出“怎么用”，习近平同志则在这里回答了“怎么用”的问题，即不是为了继承而继承，也不是为了创新而创新，而是要有“创造性”，要为了“发展”。在这里，习近平同志同样强调中国文学的主体性与创造性，但侧重点转向了当代的“创造性”与“发展”，这为当代作家辩证理解传承与创新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路径。

在新时代，当代中国文学处于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上，我们既要继承古典中国文学的文脉和20世纪中国新文学的传统，又要汲取世界各国的文化不断进行创新，才能从“高原”走向“高峰”，才能“重铸现代中国人的灵魂”，才能将丰富复杂的中国经验熔铸为具有世界意义的经典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