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主持人李壮语

本期的话题是“发达传媒时代的文学想象”。老实说，这不是什么新鲜的命题， 例如本雅明在近百年前就讨论过印刷传媒的兴起与“讲故事的艺术”的消亡间的关系（《讲故事的人》）。但今日的情形似乎又有不同：在这个疯狂的数字化信息时代，甚至连“信息”本身都在近乎失控的指数级增殖过程中，遭遇了内在力量（刺激性及新鲜感）迅速衰减的问题。在这样一个时代中，文学如何自处、如何书写现实生活的问题，似乎就变得更加复杂。

青年评论家行超选取了法国青年作家斯利马尼的创作作为例子。这无疑是恰当的，斯利马尼的作品常与媒体新闻密切相关，却又绝非所谓的“新闻写作”。90 后小说家郑在欢对此话题也很有发言权：郑在欢的小说，在“现实”与“魔幻”（或曰“荒诞”）两方面都极富质感；他的这篇文章谈论的是语言、故事、现实及其相互关系，既分析了写作的焦虑，也展示了文学的信心。青年评论家聂梦则认为，“掩藏在焦虑背后的，是实用主义的竞赛思维，是争夺领地、争夺话语权的权力角逐”；事实上，“文学的竞赛对象始终是自己，而非变动不居生活中的光怪陆离”，而且，“一些东西在改变，一些东西稳如磐石，正是那些恒定的质素，决定了文学为其本身”。

 

信息结束的时候，文学刚刚开始

从蕾拉• 斯利马尼的创作谈起

◎ 行 超

不少80后作家曾在不同场合坦言，自己的写作时常面临着经验匮乏的困扰，一方面是个体经历的简单、封闭，另一方面，是新媒体时代纷至沓来的信息洪流，令人无时无刻不被裹挟，奔向不可控的未知方向。看起来，这是一个个体的人掌握信息最多、最丰富的时代，然而我们所见的这些信息又是那么遥远、那么虚飘、那么面目可疑。如何恰当地分辨、拣选，进而利用这信息海洋中有效的碎片， 似乎成了当前写作中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

1980年出生的法国女作家蕾拉• 斯利马尼，不到40岁便获得了龚古尔文学奖。这个与我们共同经历着全球性的信息爆炸、阶层固化、经济衰退的年轻人，到目前只出版过两部长篇小说《食人魔花园》《温柔之歌》，两部作品的选材有极大的相似性，都是从一个真实的社会新闻生发开来：《温柔之歌》的故事来自于发生在美国的一起保姆杀婴事件，《食人魔花园》的灵感来源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号人物多米尼克•施特劳斯-卡恩（DSK）被指控性侵女服务员的新闻报道。

然而，斯利马尼的小说绝不是所谓的“新闻写作”，如果仅止于此，那么它就成了新闻事件的复制，其价值也将大打折扣。事实上，在瞬息万变的现实生活中，公众的注意力正在变得越来越涣散， 无论多么重大的、令人震惊的事件，也不过维持几天的热度，短暂的热情一旦消失，新闻变成旧闻， 其影响力和意义也就随之终结了。在上述两则新闻中，第一个故事的爆点是杀人，第二个故事的爆点是性侵，这两点，既是“眼球经济”的核心所在， 也基本是新闻叙事的结尾。新闻写作只需要将这两个核心要点适时托出，动作完成了、事件结束了，新闻便戛然而止。

然而新闻结束的时候，却往往是小说刚开始的地方。在斯利马尼的两个文本中，“死”与“性” 只是小说中的一个情节，甚至连核心情节都算不上。《温柔之歌》的一开篇就写道：“婴儿已经死了。只用了几秒钟的时间。”作者从这里开始回溯。与我们习见的虐婴事件的通常动机截然相反，在斯利马尼的故事中，保姆路易丝非常疼爱保罗夫妇的两个孩子，在对孩子的看护上尽心尽力；而保罗夫妇更是对路易丝感激备至，打心底将她当作自己的亲人， 是这个家庭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员。真正的转折恰恰发生在这段本不该如此“温柔”的关系之中：随着对雇主家庭的深入，路易丝的心态发生了微妙的改变，她开始培育不属于自己的欲望，开始奢望能够长久地身处与自己正在挣扎的现实迥然不同的另一种生活。与此同时，两个孩子逐渐长大，保罗夫妇对于路易丝的依赖度越来越低，当路易丝发现自己可能随时都面临着被解雇的风险时，悲剧发生了。在这个故事中，读者所看到的不仅是围绕杀人案而展开的一个新闻故事，在这之上更重要的是，现代女性/ 母亲的社会处境、资本主义制度下劳资关系的处理、雇主夫妻之间的关系与问题等等，这一系列内容的探讨，看似由一则简短的新闻报道所引发， 然而，即便没有路易丝、没有杀婴事件，上述问题在现实生活中依然普遍存在，依然困扰着无数与他们处境相似的个体和家庭。极端事件的出现，不过是把这一系列的现实矛盾推向了极致，而文学讲述所呈现的，是远远比新闻故事更纠结、更复杂、更深刻也更普遍的另一种事实。

在《食人魔花园》中，斯利马尼规避了DSK 事件的政治经济等宏大的现实因素，而是选择绕到这个事件的背后，探索人性深处的幽暗角落。这个角落或许属于新闻主角DSK，或许属于小说主人公阿黛尔，或者属于更多看起来并无特殊却始终备受困扰的人们。又或者——谁的心里没有秘密呢？小说讲的是性瘾患者阿黛尔，这个受过高等教育、有着看似幸福的婚姻、殷实的家境的现代女性，在不为人知的日日夜夜中不断地与自己身体深处的欲望相对抗、纠缠以及妥协。阿黛尔的丈夫理查在发现了自己妻子的秘密之后，用强制的、戒毒所一样的手段对她进行了“管理”，连他自己也很难说清这种管理是源于爱还是恨，但是，当某日阿黛尔突然消失之后，理查似乎恍然发觉，自己“想要她，每时每刻”。阿黛尔顺从理查，是因为对他心存愧疚或者还有夫妻之情，然而最终，这种深切的感情还是被最原始的欲望打败了。当阿黛尔的顺从被突破之后，事情最终的真相才被揭露了出来：始终以文明、理智自视的理查最终也输给了自己的欲望，当他一无所有时，才真正得以正视自己内心的爱欲。小说讲的是欲望、是秘密，更是人对于“瘾”的控制力。在这个故事中，与其说斯利马尼想要书写的是一个在性方面有极端体验和需求的人物，不如说，她想要讨论的是在更普遍的意义上，人的理智与欲望的冲突，是每一个人对自己身体的难以自持。

如果路易丝与保罗夫妇之间能维持纯粹的雇佣关系，那么，杀婴的悲剧大抵不会发生；如果阿黛尔能恪守理查的管理，或者如果理查能够给她一个更科学的医治方案，他们夫妻也许还能找回那种看起来真实的“幸福”——然而，这是生活的逻辑、现实的逻辑，却不是情感的逻辑、文学的逻辑。生活中没有如果，生活的所有魅力都来自于它是不可控的、一次性消耗的，新闻报道致力于呈现的是生活抑或是现实的唯一“真实”，然而文学，它想要书写和努力发现的，恰恰是被眼前的现实所遮蔽的更难以言尽的细枝末节，是那些在生活中永远不会发生的“如果”——从这个意义上说，生活似乎真的是可以“想象”的。

在斯利马尼的写作中，对于外界信息的接收和选取固然重要，但是，“想象”生活与“想象”人心的愿望和能力最终成为她小说创作的基本动力， 也成就了这两部作品的艺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米兰• 昆德拉说：“小说的精神是复杂的精神。每一部小说都对它的读者说：‘事情并不像你想的那样简单。’这是小说的永恒真谛，不过越来越听不到了……”斯利马尼用她的两部作品揭示了单一“现实”背后的复杂“精神”，她所着笔之处，是新闻报道无意驻足的地方，这些或许无关新闻事件最终走向的柔软的缝隙，恰恰是文学所关心的——人心不可测，人性不可测，所以才有了人间悲喜、五味杂陈。在看似万事万物都可以量化、都不难掌控的信息社会中，也许只有通过文学，只有通过对那些“不确定”的书写，我们才会真正感知人的渺小， 真正意识到这世界的复杂和难以把握。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斯利马尼的写作在某种程度上接近了米兰• 昆德拉所说的“小说的永恒真谛”。

所以，不管是艺术来源于生活还是高于生活， 它所呈现的不应该是生活的某个或某些显见的面向，而应该指向人们通常漠视和遗忘的角落。在现代信息社会，新闻报道的目的是提供一种客观中立的现实，甚至是斩钉截铁的判断，新闻写作的本质是句号、是休止符；而文学恰恰相反，它漫无目的、步履犹疑、旁逸斜出，它更像是逗号或者意义复杂的省略号。好的新闻报道，让读者迅速、准确地接近事件的真相，而文学创作的目的恰好相反，它所反对的恰恰是理直气壮、深信不疑和坚不可摧，它想要寻找的是矛盾、纠结和无数说不清的罗生门。如果说文学可以抵达什么，那么我想，它所抵达的应该是另一个新的起点。

在今天过剩的信息面前，“ 虚构拼不过现实”“生活跑到了小说前面”是很多写作者都在面临的困扰，有的作家为此感到忧虑，也有的作家因为眼花缭乱的新闻信息而乱了方寸，“拼贴现实”“新闻串烧”式的小说屡见不鲜。在这个问题上， 年轻的斯利马尼和她的两部作品似乎可以给我们带来某种提醒和借鉴，新闻素材并非不可以纳入文学叙述，二手经验对于作家来说也绝不是洪水猛兽，重要的是，文学写作究竟是为了什么？小说与新闻的界限在哪里？文学最终要带给读者的是什么？在这些问题面前，创作者应该始终保持清醒。只要我们回到文学的本初，就会发现，新闻报道与小说创作本来就是不同的两条路径、两种目的，新闻的“真实”不同于文学的“真实”，而小说的“虚构”却往往比生活的“现实”更令人信服。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时刻需要文学，就像我们不曾放弃对真相的渴望、对未来的憧憬。

 

当所有人都在讲故事

◎ 郑在欢

毫无疑问，语言是现代文明的主要工具，故事则是语言的演武场。讲故事从来都不是作家的专利， 作家也不是单纯地为了讲故事而写作，只是作家恰巧选择了故事这个比较好的容器而已，于是文学最为广泛接受的一类变成了小说，故事性越强小说也就越受欢迎。再之后，因为科技的加入，小说催生了电影。

所谓故事，无论是小说还是电影，故事的基本原理都几乎有了定论，在中国，我们叫起承转合， 在好莱坞，严格地分为三幕。故事的原理几乎每个人都有所涉猎，不只是小说作者和电影作者在锤炼这门手艺，现实中每一个人都在干着这件事。前面开宗明义地说过，语言是现代文明的主要工具，因为文明，我们现在不打架了，但攻击性还在，攻击性还在被需要，所以也可以这么说，语言是现代文明的武器。说话和吃饭一样，是每天都要做的事情， 也是必须要做的事情。工作中说话，是为了达成某种合作；交游时说话，是为了换来某种认同；闲暇时说话，是想要得到某种快乐……语言承载着人的几乎所有需求，大多数需求也唯有语言才可以实现，不管将语言视为工具还是武器，如何让你的语言容易被人接受，最好的方法恐怕就是讲一个故事。

可以这么说，故事是一个人的软实力。在社交网络出现之前，听到故事的方式大致是两种渠道： 看小说、电影、新闻等各种成熟媒介，看专业人士讲的故事；和朋友聊天，听生活中故事或者二次转述的故事。现在有了第三种，也是不太成熟的一种， 我暂且称之为“网友的故事”。

社交网络的兴起，对传统文学造成了不小的冲击，当然传统文学已经被电影冲击过一次了，这里先不讨论电影是不是文学的一种，只是放在故事市场上说，两者是有同质化竞争的。电影让人们获取故事的方式更加容易，把故事讲得也更有侵略性， 更能牵着人的鼻子走，于是电影变成了现在最时髦的故事形式，形成了庞大的产业，耗费着人类大量的资源和热情，即便如此，电影仍然脱胎于小说， 和小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而网友的故事呢，跟传统意义上的小说没有任何关系，只要一个人拥有一根网线，他就可以通过网络分享自己的故事，这样的故事没有固定形式，也许只是一两句话，也许是一两张图片，或者一段音频。这样碎片化的故事， 比小说和电影都更加容易获取，于是我们看到了现在的局面，所有人都在通过网络讲故事，所有人也都在通过网络获取故事，不管我们有意无意，都在消费、生产着“网友的故事”。

那么问题来了，和面对电影这个新兴事物的同质化竞争一样，面对网友的故事，文学这门古老的艺术该怎么办才好？是纳入其中收归门下，还是撇清界线奋力抗争，或者干脆丢盔弃甲低头认输？

很明显，文学是不会输的，文学也没有什么敌人，文学只会推陈出新。当一个时代的文学没落， 我们只会习惯性地觉得是那个时代的问题，跟文学没有关系。语言永远被需要，而文学作为呈现语言的主要形式，只会随着语言的迭代而变化，不会消失。

那有朝一日，文学是不是会变成网友的故事这个形式，我不敢说。现在文学面临的问题是语言迭代太快，人们永远喜欢新鲜的、有创造力的语言。只是时代变了，文学不再是唯一能够传播这种语言的形式。网络媒介如同宇宙爆炸一样，每时每刻都在制造大量信息，制造者分散各地又高度集中，一个又一个网络热词被制造出来，每一个词语背后， 都是一个故事。面对这些故事，文学显得仓促又茫然，不知该作何评判。当然，对文学最大的评判者永远是时间，只要给出足够的时间，我们就能甄别什么是好故事，什么是哗众取宠昙花一现的坏故事。

可问题又来了，有些人等不了，比如我，一个靠写作为生的人，我必须要现在就试着弄清楚，什么才是好的故事，什么才是好的语言。这恐怕也是此刻正在写作的人都面临着的一个问题，当面临网络冲击，当人们获取故事的方式不止一种，我们如何把读者的目光吸引过来，我们又如何评判自己的写作是不是在往好的方向、往新的方向发展。

首先我要申明的是，照本宣科，拾人牙慧，都不是好的文学。不管是跟着经典亦步亦趋，还是追随潮流一时一变，都是文学的大忌，而这些也几乎是人最容易犯的毛病。就像现在人的两种极端，守旧派无法接受时代的变化，新人类嘴里说着每天都在过时的流行语。任何一个想要锤炼自己语言有文学自觉的人，都不会这么做。是的，文学自觉不光是作家，是任何一个人都应该具备的品质。只要还想说话，只要还愿意讲故事，都应该有自己心目中的文学品质。于我而言，文学是人和时间结合的产物，是一个人被时间洗礼之后，用来承上启下反省自身的，再往大了说，就是寻求真理。

那文学应该具备什么素质？也许会首先想到真实性。看完一本书，或者听完朋友的讲述，如果足够被吸引，我们会忍不住问，是不是真的？哪怕故事中有我们未曾见过的异象。只要讲述者手段足够高明，我们就会忍不住想知道，是不是真的？这就是人的本质，我们多么渴望知道事情的真相。这就引出文学的另一个关键词：现实。

网友的故事这么受欢迎，不是没有道理的，只是因为那让人们感觉更加真实。人们永远想要获取更多的真实，同时又要求戏剧性，新闻真实，但太过古板，小说电影有戏剧性，可其作者都是专业干这行的，永远有无法摆脱的编造嫌疑。似乎只有网友的故事，能两者兼得。于是我们可以看到，有不少作家潜伏伪装，混在网上兜售着“网友的故事”，不得不说，干得漂亮！

遗憾的是，障眼法无法使用两次，当读者知道你不是个简单网友而是一个立志以文学创作为业的人时，作家还是要面临一个问题，那就是如何以作家的身份，用文学的手段，处理现实。

现实中我们经常听到这句话：你能不能现实点？这里“现实”成了一个形容词，且具有了程度上的不同，你可以现实一点，也可以现实多一点或者再多一点。不管现实多少点，都会有那么一点不现实的地方，这一点，就是文学可以操作的地方，我称之为浪漫。

我们为什么不能现实一点呢，或者更加干脆， 做到完全现实？首先我们先掰扯一下这句话的意思，这句话里的“现实”二字，其实是“限制”， 是环境对人的制约。所谓“现实一点”，就是要服从环境对人的制约。它透露出来的意思是，不要好高骛远，不要不切实际，不要拒不认输，不要自命不凡——不要不要不要，总归是不要，是否定。我们为什么要否定自己？为什么不能争取，不能梦想？也许有人真的不可以，但是文学可以。

文学就是可以让现实不那么现实一点，用这一点来抓住读者，从而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现实。文学所展示的现实，是一种经过高度提纯的现实，是广义上存在过而不一定真实发生的现实。这样的现实才会有更加持久的生命力和表现力，更容易让人认同。说到这里我想基本能回答上述所有问题了，网友的故事固然真实，但如果没有用文学的手段提纯处理，就会丧失文学的生命力，因为过于真实而受到时代的局限。而文学的真实，是具备超越时间的通感的，不管是甲骨文还是文言文，只要是文学的，必然是世界的。所以广大作家同行们完全没有必要担心，只要你敢于面对现实，善于捕捉现实， 勇于呈现现实，你的作品不会没有生命，不会没有懂得欣赏它的人。至于要呈现什么样的现实，呈现多少现实，我说不出来，身为同行我只能说：能不能现实点？如果不能直面历史，又怎么面对现实呢，朋友？

 

关于文学的实用主义问答

◎ 聂 梦

不得不先破题。所谓破题，不过是左蹦右跳，东奔西突，把一个看似遥远、高悬的东西拽到跟前，好让自己有话可说。硬要破题，实在因为面对这样的“作业”，深感应答的艰难。“信息贬值与文学写作对现实经验的处理”，这类表述一出口，实际上就已经包含了某种预设，它潜在地向我们描述着对文学表达在发达传媒时代的被动位置的讨论尚未开始，文学就已经被赋予了于瞬息万变的信息流里手足无措的张皇形象。但在我看来，这样的设定却未必牢靠。甚至从某种程度上说，它是一个真话题，却也有可能成为伪命题。

不妨从头开始发问。

文学写作需要信息吗？

答案毋庸置疑。好的作家，尤其是小说家，无一不是找新闻的好手。他们当中的有些人，甚至将翻检社会新闻、市井花边视为写作的必要流程甚至习惯。凌晨时分穿行在维多利亚时期的伦敦街道， 你极有可能与狄更斯擦肩而过，彼时，他正用散步驱散失眠和抑郁，依次经过剧院、大教堂、商店、酒馆，甚至精神病院和监狱，为他的写作和“政治运动新闻业”搜集素材；半个世纪前，倘若亚基马《每日共和报》没有刊登“海明威丛林归来；两架飞机相撞时受了轻伤：小说家结束环球之旅”之类的头条新闻，那位胖胖的、动不动就傻笑的烟民便不会收到“令人陶醉和刺激的兴奋剂”，我们今天也就失去了对雷蒙德• 卡福的大作品评头论足的机会；如果你恰好在某个机场，或者某个派对上遇见“写作机器”欧茨并闲聊起来，她十有八九会兴致勃勃地向你讲述，她是如何不到现场，仅通过一些报道就将小案件铺陈成那些数量惊人的长篇的。通常，作家们都很擅长从大量的千奇百怪的资讯中，提炼出他们想要的热点、情趣、社会构成乃至文明样态，以构成其写作经验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也是为什么高冷如张爱玲，竟也有耐心窝在公寓里，等待她的小报先被开电梯的人“循例过目”，直到十一二点钟才被送来轮到她看。

那么，信息爆棚乃至贬值的时代已经来临？

这问题放在今天，几乎已经不证自明了。朋友圈很忙，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一夜之间，被微信朋友圈圈起来的那个巨大的“共同体”，忽然投入到了异常忙碌的生产之中——是的，这个“共同体” 唯一的共性和缔结原则及关系，就是忙碌。身处于信息洪流中的每一个个体都很忙，大家忙着展示， 忙着互动，忙着搜索，忙着分析，忙着站队，忙着表态。时间也快得异于往常，从这一轮意料之外，到下一轮瞠目结舌，从这一番慷慨陈词，到下一番横眉冷对，中间往往只隔着几次深度睡眠。或许正是因为过于快速和忙碌，人们反而变得健忘起来， 他们时常忘记，眼下正在讨论的这件事，其实正是此前那件事的变体。于是事物之间的一些必要联系被割裂了，它们成为漂浮着的分散的板块，分别消耗着人们不同批次、相同性质的激情和热望。对于生产者和消费者来说，旧有的经验以及经验的累积不再至关重要，接下来的每一天都将是崭新的，是重新开始且转瞬即逝的，是可被覆盖、被格式化的。而与文学密切相关的那些人，那些文学的接受者和创造者，也有很大一部分正在这支大军中辛苦劳作着。

带着两个YES 进入正题。信息爆棚乃至贬值， 对于文学意味着什么？（其上级问题或是，发达传媒时代，文学如何自处？）

显在的经验判断是“被碾压”。在这一判断中， 文学带着边缘化的背景音乐，和生活站在了同一条起跑线上。于是，老话题重现，文学和生活，究竟哪一个跑在前头？这是一个有趣的现象，一旦将这样的经验判断对象化，其中的矛盾之处便显露出来：人们首先确证了文学的“弱势地位”，他们内心清楚，生活大于想象，实然大于应然，未知大于已知，古已有之，并非发达传媒时代的特殊产物（文章开头指出的伪命题的可能性便在于此）。没人愿意拍着脑门声称，那位开电梯的先生甘心承认，住在楼上的女作家在生活这一事体上比自己知道得更多。但人们仍在不断发问，为何一门以全部人类经验为基础，拥有无上想象空间，甚至能够描摹未来提供幻象的艺术，总是在一次次比照较量中，为生活所戏弄？这种经验判断上的前后矛盾，一方面影响了文学在生活面前充当完美受害者的可能，一方面也从某个侧面暴露出现时代文学的焦虑，一种附着于整个社会通行的中年危机之上的焦虑。必须全力追赶生活！为此，写作者通常给人以这样的印象， 一边目不暇接地保持愕然，一边奋力挖掘更加吸引眼球的东西，对着人群大喊，嘿！快看这里！这才是最新鲜的人类经验！这当然易于理解，主体关于掌控对象物及其周边的需求永远具备优先级，但有时也不免令人生疑，以非理性的方式去认知一个本身已经足够感性的事物，究竟是不是最明智的办法？我们日夜兼程、奋力追赶的，究竟是饱含了普遍经验和智慧的悬而未决的人类生活现场，还是个体生存境遇中类似噱头的讶异和偶然？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掩藏在焦虑背后的，是实用主义的竞赛思维，是争夺领地、争夺话语权的权力角逐。在全球化的今天，实用主义早已越过了皮尔士、詹姆士、杜威等人的羽翼，在更大范围内铺展开来。实用主义由最初某哲学俱乐部的教义，逐渐衍变为具有普泛意义的思维模式，在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法律、政治、经济、教育、社会、宗教乃至艺术研究领域，产生着至关重要的影响。有用即是真理。在这一思维指引下，能给出什么，能获得什么，通过各种渠道、各种方式，充当了我们今天行动的出发点和行为指南。这里，先不去讨论“有用”在文学艺术领域的合法性（否则只会迎来连篇累牍的不可证和不可解），而是顺着“有用”的可能性继续深入下去。我不是写作者，无法切身体会对象物可控、不可控时的喜悦或焦灼（不过窃以为， 在任何一个行当里，掌控与否所引发的焦虑迟早都是题中应有之义——现代社会中，人类与对象物之间的关系，终究指向的是人如何在劳作中通过各种形式占有对象物，获得社会美德，进而确证自身的价值），但作为忠实的文学阅读者，我或许可以沿用实用主义的思维，反思一下，在如此这般的生活中，我们从文学当中获取了什么。

《性盲症患者的爱情》是我要依托的例子。作者张天翼，发迹于豆瓣，以散文著称，曾用名纳兰妙殊。第一本小说集《黑糖匣》中，作者显示出对暗黑童话的浓厚兴趣，她试图借助童话的纯净，洞穿人们怪癖的想象与隐秘的欲望。从题目上看，《性盲症患者的爱情》仍然延续了这一路径。但我要谈的是这部小说集中的另外一篇作品，《花与镜》。

收获一，WHAT——情感震颤。

一座荒原，寄生在一个机械人的世界里。《花与镜》的外壳是一份录音供词，彼得在警员先生面前讲述过去的24小时他究竟对温蒂做了些什么——人们总是希望从这对父女身上实现“亨伯特和洛丽塔”式想象。小说的事实部分则是，被父亲精心呵护的温蒂，对于自己是机械人的事情一无所知，而彼得始终在她身上倾注着全世界最优秀父亲的一切美好品质。故事并没有简单地停留于此。王子与贫儿的设定，让温蒂与和自己有着相同相貌的黛朵过了一天互换角色的生活，黛朵被彼得误抱回家，温蒂则留在了“马蜂窝”的“教堂”里，为前来享乐的人类提供特殊服务。在我看来，彼得压抑着焦灼， 驱车前往马蜂窝换回女儿的段落，是整部小说用情最深的章节。自始至终只能依靠自我想象而存活的彼得，终于迎来了一个短暂但却完全自由的倾诉空间，尽管倾听者只是一个机械雏妓，而此时，阅读者在倾诉中也获悉了真相背后的真相——同为机械人的彼得，早在温蒂的上一段生命里就已经占据了无可取代的位置。世界以痛吻我，让我回报以歌。在彼得身上，作者写出了个体在地狱之中、于绝对孤独状态下的善良与自救。她让我看到，复杂境地中的绝对单纯，以及由此生发出的崇高的、带有悲剧色彩的人性的力量，看到一个已经毫无退路的人， 如何对信与真保持强大的信念，并高贵地活。

用托马斯• 福斯特的话来说，这是一名普通读者，对一部小说产生的情感或本能的反应。

收获二，HOW——在剖析中获取更深刻更广泛的乐趣。

我还有心思再多琢磨一下这篇小说。在下列便条中，我想探寻的是，作者究竟动用了哪些要素， 最终达到了效果。

类科幻外壳——这或多或少会对一些读者造成阅读阻碍，但确是现有条件下的最优选择。只有在一个并不十分遥远的虚拟时空里，才有机会创造接近真空的环境，以及一个没有有效交流对象的孤独的个体。

一次追寻——文中的交换情节，本质上是传统文学中追寻模式的变体。追寻者，彼得；目的地， 马蜂窝；声称的原因：送回黛朵，接温蒂回家；途中遇到的挑战和考验，密闭空间，此前几乎不曾有过的自述以及“娇美女人雏形”的诱惑；去目的地的真正原因，寻找他的所爱所信并自救。

原型——彼得同时拥有多副面孔，他既是慈父，又是盗取时间者，是推动巨石的西西弗斯（温蒂的芯片每隔一段时间需要更换、重启，此前的记忆也无法转存，这意味着，彼得的付出是一个不断重复、没有终结的漫长的消耗过程），同时又是与魔鬼做交易者（黛朵与温蒂完成交换的同时，彼得也在无形中同某种规则达成了契约，他此前对于黛朵的片刻迟疑、怜惜，构成了他以无意的行动促成交换的潜意识）。

悲剧感——彼得是典型的悲剧性人物，他的悲剧感集中体现在：他无比了解自己的处境，明确知道自己的来处和去处；不是在混乱中坚守，而是在秩序中坚守，承受极度清醒的痛苦；在井井有条的荒原中，他并不曾分裂出另一个自我以求依赖；他具备施放同情心的感性质素，同时又拥有足够的理智，将同情心控制在一个适当的范围内。

结局——跳出惯常思维，保持人物的善良，是作者的高明之处。

类似的便条还可以无限制地制作下去。之所以将它们罗列在这里，一方面是想展示文学消费过程中一个有待成熟的案例，另一方面是想说明，面对有吸引力的作品，每一次阅读，都可能是一场充满乐趣的奇幻漫游。

最后，带着极其有限的论证，回到论题，也回到那场竞赛。在我看来，信息爆棚乃至贬值，对于文学来说，并不必然造成事实层面的碾压。读者对于文学，也并不必然有着翻阅百科全书、奇闻逸事大全类的期待。文学的竞赛对象始终是自己，而非变动不居生活中的光怪陆离。发达传媒时代，在与现实的互动中，文学的样态的确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变，但如果就此将文学处理现实经验时的困难， 囿于传媒资讯的蓬勃发达之中，恐怕暴露的不仅仅是我们的短视，更是文学观念上的偏颇。小说中，当黛朵辩解，我和温蒂是一样的，随时可以变成一个刚刚出厂的机械儿童，像任何一个没有记忆的人类婴儿一样，我可以取代温蒂时，彼得的回答是：“这怎么会一样呢？不一样的。”文学也是如此。无须自我降格，不必担心被人群抛在身后，或是被时代的巨轮碾压。文学所能做的，是对自身的位置有所信，有所持，择我所需，取我所用。在现实面前， 文学非但可以自立，还可以成为能动力量。一些东西在改变，一些东西稳如磐石，正是那些恒定的质素，决定了文学为其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