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当作家使用屏幕和摄像头观察生活、理解现实的时候，不应该仅仅将其看成是纯粹的技术工具、接受信息的透明管道，而是要以反思的态度对待媒介本身，思考媒介自身的特质对信息的筛选、修正、过滤机制，对人类社会伦理关系的冲击与改写，对人类行为方式的控制与影响。

不管是支持还是反对，数字媒介都已经无可挽回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对现实的感知方式。以至于每当社会上有了突发性事件，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往往不是挺身而出、及时干预，而是拿起手机，拍照留念。伴随着生活的各个角落都充斥着无数的屏幕和摄像头，每个现代人都不可避免地处在看与被看的关系当中，一方面成为名副其实的“表演者”，另一方面又化身为无孔不入的“偷窥者”。于是我们看到，现代人无时无刻不试图用摄像头记录下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又努力经营着光鲜靓丽的外表以便接受别人窥探的目光。在这样一个时代，重要的已经不再是对美好生活的真切体验，而是对完美表象的不断消费；不再是对爱情与友谊的实际感受，而是对亲密表象的反复炫耀；不再是事件的真相究竟怎样，而是以什么样的形象呈现在世人面前。所谓“无图无真相”固然是网络上流传的戏谑之语，但它同时也最生动、最准确地概括了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

而当整个社会对现实生活的感受方式、观看角度都发生改变的时候，当图像与视觉在人们感知世界的过程中越来越发挥着主导性作用的时候，文学作品对现实的书写和呈现方式也必然受到深刻的冲击。特别是在当代中国有着悠久传统和深刻影响的现实主义文学，其体验生活、捕捉生活的细节、在典型环境下塑造典型人物、把握生活表象之下的历史潜流等创作方式，也会因为人们感知现实的方式的变化而发生相应的改变。曾几何时，现实主义文学的大师们并不仅仅依靠曲折的情节、生动的人物以及宏大的主题打动人心，其作品对伦理道德、人情冷暖的微妙体察，对日用杂物、鸟兽草木的细致描摹，对世事沧桑、悲欢离合的兴叹感慨，都无不令读者深受触动、获益良多。在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曹雪芹、鲁迅、柳青、周立波等作家的作品面前，读者能够明显感到自己对社会、人生、历史、道德等方面的认识与这些现实主义大师相去甚远，并总能够从他们的作品中学到很多东西。例如，在阅读《红楼梦》时，我们根本无需通读全书才能领略其艺术魅力，只要随便翻开读上数页，就能感受到作者对人物口语的熟稔、对生活细节的通达，以及对世事、人情的洞明，所谓现实主义文学的魅力正蕴藏在其中，这也使得那些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品都堪称自己所处时代的百科全书。

然而，在这个数字媒介的时代，当越来越多的现代人开始自觉或不自觉地放弃了对日常生活的直接观察，选择以屏幕和摄像头作为理解、观察现实生活的手段时，我们的作家其实并不能独善其身，而是越来越深地卷入到时代的潮流之中。在今天，我们很难想象还有作家能够像当年的柳青那样，为从事创作十余年如一日地扎根乡村体验生活，很多作家理解生活、观察社会的方式其实和大多数人一样，同样要借助于各式各样的屏幕和摄像头。应该承认，伴随着数字媒介的普遍应用，现代人获取资讯的途径越来越多，接受信息的方式也越来越便捷，顺手打开搜索引擎或微信朋友圈，无穷无尽的信息就会奔涌而来，让人目不暇接，这毋庸置疑是时代的进步。

当作家也像社会上的大多数人一样仅仅通过屏幕和摄像头观察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们对现实生活的感知其实是被媒介所限制的，并不能获得超越普通人的视野和境界。一个具有症候性的现象，是近年来一些非常优秀的作家的作品开始表现出某种新闻化的倾向。例如，余华2013年出版的小说《第七天》以一个死者的灵魂游走勾连起诸多的热点新闻事件。在文学史上，从新闻中获得灵感并非不能产生伟大的文学作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最初就来自于作家在报纸上看到的一则刑事犯罪报道。但由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将重点放在对人的心灵世界的开掘之上，使得其作品的思想含量和刻画人物的力度远远超越了单纯的新闻报道。然而在《第七天》这样的小说中，人物不过是充当了行走的“眼睛”，用以带领读者观看一个个具有轰动效应的新闻事件，并“借机”引出作者的诸多评论。不过遗憾的是，由于作家并没有深入发掘新闻背后的故事，没有超越那些新闻报道，使得读者在阅读小说之后，会感到作家的描写和网友们的评论并没有什么不同，简直还远不如网上的“酷评”生动传神。更为让人哭笑不得的，则是由于依靠新闻报道寻找写作素材的现象极为普遍，甚至出现两位知名作家因为都看了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的一期节目，分别根据这一素材写了两篇小说，造成题材“撞车”的尴尬。

毋庸置疑，在数字媒介的时代进行写作，对作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毕竟，在信息获取途径不够通畅，教育的普及程度也不高的时代，作家拥有获取信息、体验生活、发表作品等一系列特殊的权利，使得他们可以凭借媒介的“特权”站在更高的位置上，天然地充当普通读者的“导师”。但伴随着数字媒介的出现，屏幕与摄像头在彻底改变了人类感知世界的方式的同时，在某种程度上也“填平”了作家与读者之间的差距。如果作家在作品中不能提供更为宽阔的观察世界的新视角，不能提出独特、富有见地的看法，无法让自己的读者获得新的知识和教益，那么我们很难想象读者为何要阅读这样的作品。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文学读者群开始萎缩，社会影响力逐渐被电视、电影以及新媒体等各类媒介超越，最根本的原因就在这里。

当然，笔者指出这些问题，并不是希望我们中国的当代作家放弃使用各式各样的数字媒介，重新回归到现代科技尚未取得突破的年代，继续走体验生活、干预生活这类创作老路。我们无法选择自己身处的时代，只能依据这个时代的特点，带着它的全部优势和缺陷寻找合适的写作方式。毕竟，在屏幕和摄像头已经全方位地覆盖我们的生活的时候，逆时代潮流而动其实毫无意义，任何人都无法摆脱数字媒介的左右，作家也不例外。只是，当作家使用屏幕和摄像头观察生活、理解现实的时候，不应该仅仅将其看成是纯粹的技术工具、接受信息的透明管道，而是要以反思的态度对待媒介本身，思考媒介自身的特质对信息的筛选、修正、过滤机制，对人类社会伦理关系的冲击与改写，对人类行为方式的控制与影响……只有这样，当代作家才有可能比他的读者稍稍往前迈出一步，刺破生活的表象，理解现实生活的运行机制。苏格拉底曾有一句名言：“未经反思的生活称不上真正的生活。”而在数字媒介的时代，或许这种反思的姿态正是以文学的方式理解的现实有效途径。

（作者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文艺研究杂志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