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文学作品急需要有“人设”的“吸粉”，这样的“人设”必然不是幻灭和激愤中的人物，我想他们一定是从历史的隧道中思索而来的人物，与时代并肩和有作家哲学提升的人物。

诚然，在文学表达当中存在着历史和现实两个主题，小说叙述和作品经典化过程中呈现出“当下的时间”和“过去的时间”。书写的时间和书写者的时间同样重要，文学表达现实的时境，是文本内外跳跃着的诸多如露、如电亦如雾。

年初，我对长期跟踪中国长篇小说的同事王春林的文学批评作了一个统计，得出了一些比较富有况味的数据。自2002年起，王春林对长篇小说进行年度综述已经有整整15个年头，自2006年起，以小说的表现主题来命名，其中绝大多数采用“现实”作为关键词：《乡村、边地与现实生活——2006年长篇小说印象》《乡村世界的现实关注与历史透视——对2007年乡村长篇小说的一种描述与分析》《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主潮地位——2009年长篇小说印象》《现实的批判与历史的沉思——2013年长篇小说写作现场》等。以2014年到2017年，王春林三年内发表的123篇文章为样本，篇名高频关键词为：“历史”22次、“现实”18次。综括可以命名为两大主题，一或为《“中国问题”的全方位思考与表达》，另一为《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主潮地位》。我想，我们从这些数据部分说明了一些问题，一方面，中国当代文学作品的样貌宏阔，作品一直在书写现实或者隐喻现实；另一方面，体量庞大，执著得近乎偏执的坚持，某种意义上折射出“个人悲伤”，是否隐喻了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符码。当年伊格尔顿在《批评的功用》中认为19世纪充满着危机：“在我看来，困扰着批评机构的问题之一是，要么得打着各种自由-人文主义的幌子徒然地再现不在乎利害关系的知识分子的作用，要么不得不坦率地承认这个作用已经贬值了，它的时代一去不返，现在应该做点儿别的事。”既然我们的文学作品一直在对中国问题作各种层面的表达，既然我们的批评家又一直在期待着、关注着、认可着这些作品和表达，而且“现实主义”又是无可争辩的一个主潮的事实，那么我们那种或隐或显的焦虑感又从何而来？我们又何以“默认”了新媒体带来的巨大冲击和文学书写现实的疲软以及影响力的不足？

身处时代中的知识分子（书写者）的姿态，是一个特别值得讨论、但也是难于讨论的问题。回想在1920年代末，当中国革命在暗夜中穿行的时候，左翼文学曾经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创作方法，其一是蒋光慈为代表的“愤激小说”，其二是柔石为代表的“幻灭小说”。杨义的《中国现代小说史》对这两种革命文学分别给予“探索中的迷误”和“诚实忧郁的悲剧”的定位，他说蒋光慈的作品：“在革命失败后某种哀伤幻灭思潮的熏染下，于艺术情调上泛起了带虚无倾向的偏激和带罗曼蒂克色彩的憧憬。”而柔石的作品则“抑扬婉转地揭示了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无力改造黑暗浑浊的世界，反而被黑暗和浑浊所吞没，因而把自身也置于值得悲悯的地位的严酷现实。”个体无法在时代中容身，最终这批作品随着“中国失去了好青年”的隐喻，而在文坛匿迹。从文学史来看，书写现实不仅意味着“与现实同行”，其可能更多意味着高于现实，意味着我写的人物比我高。从当下写作的状况来看，失败者、妥协者、无能的人（“好人”/“老实人”）、将死之人却部分构成了作品的主要人物形象。在相当多的小说中，作家再度启动了旅行的叙事策略，但在旅行之中，人物走向“别样”的生活（“远方”）就是让生活终结掉了：“其实什么都不做，就是搂着这个熟悉的日渐松弛的肉身也挺好。”（文珍《夜车》）“他像一条鱼，哪怕水变得很浑浊，甚至散发着恶臭，也能习惯性地张开口随时喝上几口。现在又被抛上岸，只能徒劳地拍打着尾巴，眼睁睁地大口喘气。”（杨遥《遍地太阳》）而在网络小说当中，被粉丝誉为“最现实、几近可能现实”的职场小说却赫然充斥着“出人意料的结局”、“刺刀上见红”、“两年百万成新贵”这些激愤（“鸡血”）的标题。穿越媒体介质，我们发现，在纸张上的“幻灭小说”和在网络上的“激愤小说”正在穿行，仿佛印证着时下两种青年的流行姿态——“佛系”和“吐槽”。

恩格斯提出了文学的最高评判尺度即融合了美学和史学两种“最高的标准”。在《致斐·拉萨尔》中，恩格斯特别强调了其所谓“史学的标准”的内涵，在他看来文学作品史学的意义即是要揭示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命运中的真正悲剧的因素”是身为一个阶级的主人公的矛盾方面，“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之间的悲剧性冲突”，而作家的写作不应该忽略这个因素，避免“把悲剧性的冲突缩小到比较有限的范围之内”。现实时境的书写和被书写可以转换为书写什么人的问题。当下社会仍然是一个需要塑造主角的时代，而当下的文学也是十分需要谈论“人设”的问题。从黑格尔到恩格斯，对作家历史观的要求都渗透着对社会总体情况的把握或曰对历史必然性的把握，一个作家的文本的自我，同时应该是历史的自我。在中国当代文学之中，从来都不缺乏时代典型，有的甚至成为时代的领军人物，从林道静、梁生宝到乔厂长、李向南、孙少平，而如今文学变得不再具有参与性、建构性的力量，这可能与“主角”的缺席有一定的关系。所以说，文学作品急需要有“人设”的“吸粉”，这样的“人设”必然不是幻灭和激愤中的人物，我想他们一定是从历史的隧道中思索而来的人物，与时代并肩和有作家哲学提升的人物。

我最近看到意大利共产党人给萨特写的信件，谈到什么是主体性。萨特说认识自我，就是自我破坏。拉迪切说，自我认识是自我改变，尤其从一种身份到另外一种身份。两者都是“向着客体超越自己的主体性”，从主体性走向客观性，我们和自我的关系就改变了。文学现实表达的有效性，似乎应该首先回应“认识你自己”这一老生常谈，特别是回到主体和客观之间的关系，回到历史中的自我认识，方才可能解决“人设”的有效性。

（作者大学：山西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