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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的情怀音乐的力量

来源:人民政协报 | 李光羲(口述) 史青岳(采访整理)  2018年06月17日08:37

李光羲

《松花江上》《祝酒歌》《北京颂歌》《周总理,您在哪里?》……这些印有历史与时代烙印的歌曲,记载和反映了每个时期人民内心的真实写照,并荣获“建国四十年优秀歌曲首唱奖”和“改革十年优秀演唱奖”等奖项。这些作品的演唱者,是六、七、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歌唱艺术家李光羲。除此,他还成功主演了诸如《茶花女》《货郎与小姐》《阿依古丽》等多部歌剧。随着改革开放以来通俗歌曲的流行,李光羲并未固守自己的成名曲,不断学习和探索新形式,紧跟时代潮流。就像他所说,“艺术具有社会功能,接受和喜欢我歌声的观众越多,我的责任就越大。”本期纪事栏目邀请李光羲,来讲述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他的艺术实践经历以及艺术发展观。

我是新中国培养的文艺工作者。我和音乐相遇在一个特殊的革命年代,而走上专业的音乐道路,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1953年,我在天津看了郭兰英主演的《白毛女》,真切感受到舞台表演艺术的魅力,当时就想成为一名歌剧演员。没过多久,我去北京偶然遇到了中央歌剧院合唱指挥张毅,当即向他表明期望成为一名歌剧演员。他听我唱了首歌,然后让我到中央歌剧院面试,没想到回天津没多久,我就接到中央歌剧院的录取通知。

1954年,前苏联的莫斯科音乐剧院来北京演出了几部俄罗斯古典歌剧,让我大开眼界。之后,当时的文化部从前苏联请来著名声乐专家吉明采娃为中央歌剧院的演员开办专家班,1956年她向周恩来同志建议上演最有名和最雅俗共赏的古典歌剧《茶花女》。这是新中国上演的第一部完整的意大利歌剧,院领导非常重视,筛选出ABC三组演员,我被分在C组。当我们三组完成排练后,吉明采娃建议首演由我来饰演阿芒这个角色。《茶花女》的首演非常成功,并成为上世纪50年代轰动中国歌剧界的一件事情。之后的1959年,我还主演了在当时非常受欢迎的第二部歌剧《货郎与小姐》。其幽默性的喜剧对白,对我来说又是一次新的学习和挑战。

1964年是新中国成立15周年,大家都在想如何从文艺方面表现出这种欢喜的情景,最后决定用音乐舞蹈来描写党史。怎么开始革命、红军时代是什么样的、怎么过雪山草地、怎么进入抗战时期、新中国成立时大家是怎么表达内心的欣喜,通过六场戏概括了整个历史主题,周恩来同志亲自领导了这部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创作。我有幸参与其中,在第四场“抗日的烽火”中演唱了一首抗战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歌曲《松花江上》,这首作品凝聚着中国人民不忘国耻和对侵略者的愤恨,表现了抗战时期流亡青年渴望回家的痛苦期盼和向往和平、建设美好家园的愿望。我演唱这首歌曲是不需要重新创作的,因为我是身临其境地感受过,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到1945年抗战胜利,我是在日本人的压迫和种种劣行中苟延残喘地活下来。在这种生活现实的教育下,我们这一代人从小就对民族和国家有忧患意识,关心国家命运,所以演唱这首歌曲就是生活的原型给予我创作的根源。

这场大歌舞在1964年10月2日正式公演,3000多人参加创作和演出,合唱队有1000人,演出队伍完全军事化,不仅上下场井然有序,晚会结束4分钟后,演出人员全部离开剧场,而且每个舞蹈演员的十几套服装都已整齐地摆放好,这场晚会在艺术创作和演出作风方面都达到了时代的高峰。当时创作人员搜集了所有关于革命和战争时期的经典歌曲,同时又创作了一些新歌,所以从艺术方面到形式方面都深入人心,在人民大会堂连演20场,观众都非常感动,之后拍成了专题歌舞艺术电影,在全国放映。这部歌舞深入人心,直到现在的每次演出都吸引了大批观众。

歌剧《阿依古丽》是上世纪60年代我国的一部原创歌剧,我在这部歌剧中饰演阿斯哈尔。当时我刚被调回北京不久,就跟随《阿依古丽》创作组奔赴新疆伊犁草原体验生活。通过新疆的采风,我对阿斯哈尔的形象、性格和思想有了自己的想法,但角色与我本人有很大的差异,阿斯哈尔是草原上的大汉,是一位豪放的大男子,所以如何准确表现阿斯哈尔内心的不驯服是我塑造角色的关键。作曲家为阿斯哈尔创作的歌曲都有难度,所以我就思考歌剧演员在舞台上如何演唱才能造成歌剧的戏剧性。这让我想起上世纪50年代意大利著名声乐家塔里亚维尼的演唱,他运用半声唱法,可以使声音有非常强的穿透力,他善于分配力量,在情感表现中造成音量的对比。所以我在激昂的段落中找出可以形成对比的乐句,用这种方法通过衔接和突变造成戏剧性,在含蓄和对比中衬托戏剧的表现力。我清晰地记得,中央歌剧院复排《阿依古丽》时,正是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拨乱反正大讨论进行之时,这使得这部音乐作品载入到中国的歌剧史册。

上世纪70年代,我演唱了《北京颂歌》。缘由在于,为庆祝西哈努克亲王50寿辰,周恩来同志问亲王想用什么方式祝寿,亲王说他喜欢音乐,希望能在生日会上举办一场音乐会,要由抒情风格的歌唱家来演唱。我当时录了《远航》《北京颂歌》和《南京长江大桥》三首歌。这些歌曲播出后一下就“火”了起来,用当时百姓的话就是“突然有不一样的歌曲令人耳目一新”,都非常感动,甚至流下了热泪。

《周总理,您在哪里?》也是我最喜欢的歌曲之一。1977年周恩来同志逝世一周年,艺术界人士写了很多诗歌、文章和歌曲来纪念周总理。作曲家施光南用诗人柯岩的诗《周总理,您在哪里?》为词,写下了这首六分钟的同名歌曲,通过动人的感情表达了我们要追寻总理足迹的思念。当我收到施光南的这首作品时,在钢琴上刚试唱了几句便哽咽难忍,这种无法控制自己情绪的状态一直持续了几天,没有办法把歌曲完整地唱一遍。后来,别人和我说想演唱好这首歌曲就必须要学习郭兰英,一边掉眼泪一边还能唱歌,这是演员的功夫。所以,我就冷静下来,分析诗句的情感,诗人所要表达的是大爱,是亿万人民对周总理的挚爱感情,不相信周总理会离去,所以我必须把这种更加深层次的情感传递给观众,这样就逐渐压制住了自己内心的悲痛。第一次正式演唱《周总理,您在哪里?》时,超出了我的预期,我看到观众都在擦眼泪。后来,电台邀我到录音棚录制这首歌曲时,所有担任伴奏的演奏员也都在不断流泪。

改革开放前后,通俗音乐开始流行,我们这些从事正统音乐的人士面临着不可预计的考验。歌唱演戏是我的职业和心愿,在这种情况下,我主动适应形势,接受挑战,选了观众喜欢的通俗歌曲进行试唱,发现其中不乏好作品。《祝酒歌》就是这样一首观众喜闻乐见的歌曲。

其实这首歌曲原本是作曲家施光南为女中音谱写的,有一天我看到后哼唱了几句,心顿时就热了,觉得这首歌曲太棒了,渗透着时代的气息。于是,我把谱子抄下来,同时给施光南写了一封信,表达我对这首歌曲的喜爱,希望他能按照我当时演出的小乐队给我写一个配器。不久,我便收到施光南给这首歌曲配器的总谱。

在改革开放初期,这首歌是振奋人们精神、让人心情愉悦的经典之作,不管有多少障碍与阻挠,我都必须要唱。所以最开始我是在音乐厅演唱,后来在人民大会堂招待外宾演唱时引起了全场的轰动,人们认为这首歌曲唱出了新时代的声音。1979年的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导演选中了这首《祝酒歌》,这也是我首次向全国观众演唱这首作品。晚会播出后,中央电视台收到16万封观众来信,都表达对《祝酒歌》的赞许,《祝酒歌》也因此获得了当年“观众最喜爱的歌曲第一名”。

在我看来,这首歌曲之所以受到百姓如此热烈的欢迎,是因为它如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人心,表达了人们解放思想后一种欢欣鼓舞的状态,预示着一个大展宏图的新时期即将到来。

同样一首歌或者一部歌剧,会演与不会演、动人与不动人真的是千差万别,每个人对待每首作品的理解都不同,这是由演员的自身修养和他对艺术的态度决定的。表演上有两派:体验派和表现派。体验派是用演员真实的感动来表现作品,要投入自己的思想、心灵和情感。表现派是自己不动情,演员只凭表演技巧,让观众感动。这两派都很棒,但是,如果你不理解作品,没有理解到作品真正的核心精神时,什么派都没有用,表现出来的也都是虚假的情感。艺术是反映生活的,把生活变成艺术,根还在生活,艺术最后是以真情动人的。所以不论是演出一部歌剧,还是演唱一首作品,作为演员,要不断地开阔眼界,扩展和丰富自己的知识面,通过长期积累才能寻求到艺术的真谛。

我有两次在农村生活的经历,这让我真正了解了中国的农村基层生活,同时也让我的艺术观有了改变。在农村没有扩音器,无论多大的场子,有多少观众,都得凭自己的真嗓子唱。白天在地里锄刨耕种,中间只要休息,就拉开嗓子给农民唱歌,晚上坐在老乡家的炕头上听农民们拉家常。我发现,凡是声音好、语言和内容表达清楚的歌曲,老百姓都能接受,而只运用技巧唱歌,他们就说“我们没文化,听不懂”,这让我觉得很难堪、很惭愧。这些经历让我明白表达真情是艺术的根本,真正的艺术家应该是用真情和美感去描写生活、感化观众,绝不可自我欣赏、显示技术,这两次经历是我艺术观的重要改造。

因此,文艺工作者要深入生活,理解和懂得一切社会现象,才能真实而准确地把握角色的喜怒哀乐,反映作品人物的愿望和理想。作为歌唱家,一定要唱经得起推敲和考证的艺术作品,只有通过好的作品和好的表现才能让观众受到熏陶和启发,这是我们的社会责任。

我很幸运,我做了自己最喜欢的事情———我用我的心灵感受生活,唱自己的歌。我的经历让我明白,人要“心存高远,意守隐忍”。一个人的心里一定要有目标,注重思考,性格、头脑、智慧我们都需要,但核心是思想,想对了才能做对事,才有好的发展和效果。我的生活理念是“过好每一天,争取有点用”。一个人要学会心态平衡,要学会自己找快乐,多干些对别人有意义的事,就会感到很充实。人生当衣食温饱实现后只剩一个字———情;当生命终结之后还剩下一个字———灵,让大家永远怀念他的心灵美,这种心灵的震撼是留给别人精神上的财富。

有人曾问我,如今我已年近90岁,依然活跃在舞台上为百姓歌唱,支撑我的动力是什么?就是人的价值。一个人对社会有用,是实现自身价值的来源。我只有站在舞台上,才能真正地意识到自己的存在和价值,才感到自己还有用于社会。舞台上有千百万双眼睛盯着我,我必须用我的歌声给观众带去美好向往和希望。那里集中了人间最多的美和真情,观众对我报以热烈的掌声和欢呼是对我最大的鼓励和肯定,我所有的理想、激情和快乐都在这个舞台上得到了释放和满足。所以,歌唱就是我的理想,舞台就是我的天堂,音乐在情感和心灵上给人的力量是难以形容的,它可以带给人心灵上的满足,而这种满足是无价的。

京剧艺术家马连良说过:“一个艺术家在舞台上的表现反映了他本人的真实面貌和艺术思想,也反映了艺术家的性格、智慧,所有这一切都会展现在观众面前。”所以,对待艺术一定要严谨、精细,并且要有自己的理解和艺术处理。同时,作为文艺工作者,必须要在品德方面严格要求自己,洁身自好。昆曲老艺术家侯玉山讲过一句话:“好功夫不如好戏德,要把做人置于功夫之上。”在演艺界没有哪一位出名的演员没有好功夫,然而当戏德保不住功夫时,就出现了昙花一现,过早地离开了舞台。

(史青岳系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艺术时空》杂志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