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作者简介：陈瑶，湖南临湘市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作家，现供职于湖南理工学院。2000年开始文学创作，散文发表在《散文》、《散文百家》等杂志并被选刊转载。在《十月》、《中国作家》杂志发表长篇小说《女人的牌坊》、长篇纪实作品《艺考生》两部，并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长篇纪实作品《孩子，你独一无二》在《北京青年报》连载。主要中短篇小说有《开洗衣店的女人》《秋凉了》《软画像》等，中篇小说《小可》被上海某影视公司购买了影视改编权。《湖南文学》曾推出陈瑶个人专辑。

一个完整的古村落

漆黑茅柴屋半间，

猪窝牛圈浴锅连。

牧童八九纵横坐，

天地玄黄喊一年。

袁枚这首描写乡村私塾的打油诗，让我忍不住会心微笑。我上小学时读书可不就是喊的，全班同学一齐用方言扯着嗓子喊课文，每个字拖着长长的音，一边喊小脑袋一边摇。现在想来，那腔调就是源于私塾先生教弟子们念经书。

我在姚家屋场念的小学。我外祖父就在姚家。那是湘北一个四百多人聚居的古村落，点缀在湘鄂赣交界处那座巨大山脉的一个褶皱里。屋场清一色青砖黑瓦的江南明清建筑，屋宇毗邻相连，从村东头走到村西头，下雨天不湿鞋。村前一垄肥沃的稻田，稻田间一条清澈的小河潺潺流过。

村口有座土地庙。土地庙是中国每个村庄不可或缺的一个构件，庙里的土地爷观照着全村子民暗地里的言行，管理该村所有阴界事务。

据说以前的姚家土地庙绣彩辉煌。土改那年，我二叔也就三四岁，他第一次去姚家屋场，见到那座庙，问：“那是毛主席的屋吗？”——小孩子认为最好看的房子，当然是毛主席住的了。可惜，破四旧时那座庙被扒掉了。如今几块砖头搭在村口那棵老樟树底下，像小孩玩过家家，算是个庙的意思。里面搁着一盏矮油灯，烧残的香烛常年插在砖头前面。既然是庙，再小再简陋，也依附了某种神秘气息。村里有人病得无来由，就到庙前烧纸；有人受了冤屈，去庙前赌下恶咒，这在村里算是最严重的一种诅咒，极具威慑力；遇上有人过世，全村老少必定备上酒肉祭品香烛纸钱去朝庙，礼生或者是道士在庙前喊礼，报告某某已登冥界。我小时候，每次从庙前经过，都不敢东张西望，两眼看着路匆匆走过去。

风水学讲，山环水绕就是宜居之地。从传统村庄的构建来讲，一个完整意义的村落，有山、有水、有田畴、有俨然的屋所、有土地庙还不够，还必须有孩子们的学堂。

《礼记·学记》中有云：“古之教育，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没有孩子们的学堂就构不成一个完整村庄。姚家屋场是家族聚居，一个祖宗传下来的，自建村庄起就办有私塾。

光绪年间废除了科考，但是姚家人依旧请先生教子弟读经书。听老人讲，民国时，姚家私塾只教蒙学，学经学的程度高一些的学生要去六七里外的另一个村庄，那里的先生讲四书五经。私塾教育朝廷不干涉，课本都是传统文化的经典，没有党化色彩，旨在修身治心立德树人。孩子们的诵读，不仅塑造着他们的性格、规范着他们的言行，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周边的村民。那个年代，乡野之地目不识丁的老妪，也能随口引用一些圣人之言。如今姚家老一辈的说某某是读了老书的，意思就是赞誉那人明事理懂礼仪。

私塾与村落紧紧相依。炮火纷飞的抗战年代，县境沦陷七年，也不曾分开过。

民国时期，姚家屋场对面山上有一条跑马大道，是县境内连接湘鄂赣的交通要道之一。这条跑马大道上每月少则两次，多则三四次过日本兵，国军和日本兵也常在山头开火。听我外祖父讲，打死了的人和马匹，有时候来不及掩埋，都腐烂生蛆了。山坡上是密匝匝的竹林，蛆沿着竹竿一直爬到竹子顶上去了。乱世要保命，姚家人都躲到了屋后的高山上，田里的庄稼，都是趁日本兵不在的空当，下山耕种出来的。

私塾也搬到了屋后高山上。村民在丛林间搭了两间茅棚，继续延请先生教育本村子弟。山上的茅棚私塾也有三十来个学生，附近几个村庄的学童翻山越岭来这里读书。

我初次听说时非常震惊，时逢乱世兵荒马乱，按照实用的价值标准来讲，读书一没有科考扬名立万，二不能升官发财，甚至看不到太平的前景，姚家人躲兵保命时竟然在山上搭茅棚办学！

后来我在当地县志上看到，县境沦陷后，国民县政府迁址到大山里，境内公办学校在停办后的第二年也相继迁进大山。同时县政府还派专人接送两千多名失学青少年至湖南长沙、攸县、南岳等地公费就读。民不聊生炮声隆隆的时局下，颠沛流离的政府和国民一面抗战，一面要保种保文化保民族的未来，让今天的我忍不住眼眶一热。

在有戏台和天井的老屋里启蒙

我启蒙的教室设在清中期修建的一所民宅里的上堂屋里，课桌边是青条石铺的天井，天井对过是旧戏台。

天井是中国江南明清建筑的神来之笔，是居室之内承接天地之间日月星辰风霜雨雪的通灵之处。夏天，突然一阵风，天骤然暗下来，这时候，小伙伴们开始往外跑，一边跑一边喊：“下雨啰！下雨啰！”叭、叭，很大的雨滴砸了下来，这里一滴，那里一滴。我喜欢下雨，跑到雨密集起来，衣服快淋湿了，才站到屋檐下，或者坐在大门槛上，望着重重雨幕发呆。上课时下雨不能往外跑，可以望着天井里的雨。哗哗的雨从漏斗一样的天窗落到天井里，瀑布似的绵延不绝，空气中弥散着凉凉的雨雾，扑在我的脸上，进入我的呼吸，雨声中我总是会越来越安静。出太阳了，天窗会漏下一块方形的亮光，在堂屋的地上比蜗牛还慢地移动。我们踢了一阵毽子，或者读了一会儿书，哦？那块太阳光挪了位置，一半贴在地上一半挂到墙上去了。天窗进来的阳光里总是飞着蒙蒙的金色灰尘，照见天井两旁陈旧的木格子窗户和楼上雕花阁楼的栏杆，还有下堂屋残破的戏台。隔着几十年的光阴看回去，一切都惘惘的，一种远古的气息。

我们启蒙的第一课是“毛主席万岁”。这几个字，老师不教，我也认得。很多房子的外墙上都用红漆刷着这几个字，一个个字比箩筐还大。村子里家家户户都挂着毛主席像，上面也有这几个字。我一笔一画认真写字，很用力地想把字写均匀好看些。

语文老师是个有点严厉的年轻妇人。她教我们学过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这三课后，开始教我们拼音。我张着嘴唱着aoeiuü，但是怎么拼音我完全不会。我们拼音与识字一点关系都没有，老师教我们认字读课文时，依然是湘北方言。

我们班同学的年龄参差不齐。同我坐一桌的是个长手长脚的瘦高个女孩，比我大五岁。她原本是不想上学的，在她家，女孩上不上学无所谓。这一年，一年级办到她家的堂屋里，这才顺便启蒙，她说：“我上学认得钱就行了。”她总是趴在桌上，双臂最大限度趴开，桌子底下双脚也尽力张开，然后在胳膊肘所到之处用粉笔在桌上画一条线，那边是她的地盘。我这边只剩下窄窄的一点位置，我写字时胳膊不小心过去一点，她就用胳膊肘撞我一下。我憨憨的，也不知道委屈。老师见了，免不了一顿说，她才坐好不挤我了。可是没过两天，她又弄到一点粉笔头子，又在桌上画一条线。她常常趁老师背转身写黑板时溜走，老师批评她：“课堂是菜园门啦？想进就进，想出就出。”

启蒙读书之种种，如今回忆起来，都是画趣，只是那画中的孩子遥远得仿佛不再是自己。那时候冬天比如今冷，村前小河上那座木板桥也结冰了。过桥时，别的小伙伴踩着一块块木板快速冲了过去。我很羡慕他们，可是我不敢。桥下面是巨大的石头，一脚没踩好掉下去肯定会摔死。桥上结冰了，我过桥就双手着地，小心翼翼地爬过来爬过去。

我们都穿着鼓鼓的棉衣棉裤，上学每人提一个小炕炉。炕炉就是一个小木提盒，里面装着木炭和一个穿了洞的旧铁瓷碗，旧铁瓷碗里是燃烧的炭火。上课时脚踏在上面烤脚，下课了烤手，免得生冻疮。炭火快要熄了，就抓着炕炉的提手一顿转圈猛甩，炭又红红地烧了起来。我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是个女孩儿，抓着提手甩炕炉时，只见一圈红光。

朵朵葵花向太阳

春天，漫山遍野开着一丛丛红彤彤的石露花。石露花就是杜鹃。

花开时节，我把石露花插满了家里各种瓶子，我头上也常常插满了。花儿美，我以为把美的花儿插在头上，我也就美了。走在山路上，我会随手摘一朵石露花吃掉。有的石露花嫩绿的叶子上长一种凝脂似的东西，像个小绿耳朵，比叶片厚，也很好吃。

我喜欢石露花，可是我只会画向日葵。

书里插图上的花都是向日葵，我常常临摹。一圈向日葵绕着金光闪闪的红太阳，太阳里是毛主席像。又或者跳舞的小朋友每人手里举一朵向日葵，围成一圈，中间是毛主席像，旁边写着“朵朵葵花向太阳”。

我知道我们都是向日葵，毛主席是红太阳。

上二年级，我们不再在别人家的堂屋里上课，搬到学校里去了。教室不够用，二年级和一年级坐一间教室。上课的时候，一个年级上课，另一个年级写作业。

教室里黑板上方正中间位置贴着毛主席像。毛主席像两边是红纸黑字的毛主席语录：“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教室的横梁上贴着白纸黑字的标语：“把批林批孔斗争进行到底！”一张纸一个大字，就在我们头顶上飘。不久，横梁上的标语又换成了：“反击右倾翻案风。”墙壁上的画，要么是三个浓眉大眼粗胳膊的工农兵，一个举着拳头，另外两个将手里的刺刀和钢笔尖戳向画得很小的人；要么就是一只巨大的拳头砸在人身上。刺刀和拳头下的人都画得像剥了皮去了肚肠的青蛙那么小。

标语和画换来换去，一点新鲜感没有，我自有认知起，眼见的到处都是这种东西，算是司空见惯。知道被打倒的人就不好了，心想他们应该同地主差不多吧。姚家屋场有地主，他们总是穿着布扣子的黑色旧式衣服，应该很老了，因为年轻一些的都穿塑料扣子的衣服。开群众大会时，地主被民兵押上台，有时候民兵还拿绳子把他们的手从后背捆起来，一边捆一边断喝：“老实点！”捆了就跪着。无论站着，还是跪着，他们总是低着头，一言不发。我从来没有认清过台上的地主是谁，他们同姚家屋场所有的老人长得一样：一样老，穿一样的布扣子黑衣服。

二年级有篇课文：“过去地主算盘响，贫下中农恨满腔。交了租谷无余粮，卖儿卖女去逃荒。”还配了一幅图，一个穿打满了补丁衣服的男子挑着一担箩筐，箩筐里装着一男一女两个小孩。我想他这是挑着他的儿女去卖掉呢。于是我就很高兴，高兴自己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不然我也会被我父亲挑去卖掉。只是书上说我们是喝蜜糖水长大时，我想了一下，蜜糖水我真的很少喝到，村里有人结婚娶新娘子时才能喝到爆米花红糖茶。平时一分钱一粒的糖果，也不是想吃就能吃得到。姚家供销社卖东西的老头叫雁爹，我就非常向往自己能住在雁爹那只装红糖的大缸里，想吃糖就吃糖。

虽然糖不是很容易吃到，我还是热爱毛主席。每堂课的预备铃一响，我们就扯着嗓子唱《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这些歌。我们每天讴歌毛主席。班里有同学加入了好小兵，我没有。我给他们整理红领巾时，非常羡慕，红卫兵是毛主席的红小兵呀！红小兵是要保卫毛主席的呀！能保卫毛主席，多么光荣！多么令人向往！

没有心思的孩子，每天都欣欣向荣。

学校的钟挂在教室外的走廊上，形状像热水瓶内胆。用棍子一敲，就生出清越洪亮的声音。钟声能传出去很远很远，仿佛四面山都在回响。敲过之后，还有长长的余音，在钟里面来回地嗡嗡嗡，嗡很久，才渐渐弱下去至消失。

我以为所有学校的钟都长得一样，就像我们的课本和老师的粉笔。直到我去了邻村的学校，才发现他们学校的钟长得不一样，没有我们学校的钟好看。后来我才听说，姚家学校的钟是炮弹壳。1964年一架战斗机在飞行途中枪弹爆炸，坠毁在姚家屋后山上，飞行员跳伞着陆，机件全部运走了。姚家人从山上捡回来这么个东西，就挂在队长家门口。队长敲响它，社员就出工。1970年，修建了姚家学校，就给学校当钟了。

我常常想去敲钟，什么都不为，就是想去敲它，敲出声音来。这个念头在心里存了好几年。可是敲钟是老师的专利，上学时我肯定不能敲，一敲钟就表示上课或者下课。学校放假了，我也想过敲钟，但也只是想一想，没有付诸过行动，不上课不下课，我敲出来的钟声一定会让别人奇怪吧？

我们几乎每天玩打仗的游戏，撕下棕树的叶子，系在棍子上，背着当枪，分成两派，满屋场疯跑。有一天学校突然要求我们扛红缨枪上学，父亲找来一根棍子，说扛这个吧。我不干！别人的红缨枪都那么好看，有的红缨枪枪头还是铁的！就算他们的红缨枪枪头不是铁的，也削成了标准的尖刀模样，枪头下围着的红须须还特地用白纱线染红了做的。我怎么愿意扛一根棍子！父亲把木棍一头用刀削了削，枪头削得圆鼓鼓的，根本不像尖刀，明显是敷衍我。

没有别人的红缨枪好看，我每天也扛着。说起红缨枪，我就想起“雄赳赳气昂昂”这个词语，就想起“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的号召。上体育课，我们用红缨枪练刺杀，老师说要练好本领随时准备上阵杀敌。我们不知道什么歌星影星，我们的偶像是穿绿军装的解放军。村子里有人结婚，大木柜子上画了红的绿的花儿鸟儿，两边的柜门上还写着毛主席诗词，一边是“中华儿女多奇志”，一边是“不爱红装爱武装”。毛主席表扬爱武装，那爱武装肯定好。我同学樱花，她大哥从部队回家探亲时，我们两眼巴巴地看着那个穿绿军装的解放军，不说话，只跟在他后面走，心里眼里满是崇拜。

学校时常组织游行，全大队每个生产队都去游一遍，扛着红旗敲锣打鼓很热闹。一个高年级女生沿途领我们喊口号。

“毛主席教导我们。”她高喊一句，右手握拳举一下。

“毛主席教导我们。”我们跟着高喊一句，右手握拳举一下。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她高喊一句，右手握拳举一下。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我们跟着高喊一句，右手握拳举一下。

领我们喊口号的女同学是学校老师的妹妹。大队开群众大会，学校师生也参加，她总是上台发言。她是我们学校最会唱歌的，都说她声音尖，那时我们当地人评价一个人唱歌声音好就说她声音尖。具体她的声音到底怎样，我没有印象了。多年后听李谷一唱歌，想来李谷一的声音就是“尖”的吧。比我年长一些的，大都以李谷一那种仿佛窄窄一条通道往上去，越往上通道越逼仄，声音也越尖锐，为最美的歌喉了。

突然听说毛主席去世了。

隔壁女孩与我同岁，她把这个消息告诉我时，一脸说秘密话的表情。

我小脑瓜想了一下，怎么就去世了？不是说“万岁”吗？我一直以为毛主席活一万岁的，我以为他是神仙。也就这么想了一下，转眼就不再想了。

很快，村子里学校的墙壁上标语换成了“打倒王张江姚四人帮”。墙壁上也换了新画，巨大的拳头下像剥了皮的青蛙那么小的人换成了四个。

……试读结束

 

创作谈

灵魂是一个永远的进程

陈 瑶

感谢《北京文学》。杨晓升老师约我写创作谈时，我脑海里突然冒出沧海桑田这个词，同时心里有点莫名悲凉。我不能确定这种情绪与这篇散文有很大关系，但是它就是我当时真实的心情。

其实，这篇文章写了有一段时间了。我原本是写一部乡土题材的长篇小说，后来又把地方戏、学堂和人物单独拿出来，作为独立的中短篇小说和散文来写。《天地玄黄喊到今》是整理出来的第一篇。后来因为别的事情牵扯，写作停下来了。当初写作时的心境，现在感觉都有些隔膜了。回想起来，之所以把这篇稿子寄给杨老师，是因为他个人作品所关注的，以及他主持的《北京文学》，都表现出一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责任感这种东西，现在除了官方的表述，个人几乎都不好意思说。但是我写这篇文章，确实有忧虑我们的教育，想引起社会对农村基础教育的关注。

写作过程中，我也有思考，乡村教育到底该往何处去？什么样的基础教育才是合适的？当时我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认知，所以尽量只做客观表达和呈现，不多加评论。文章的主要内容是我乡村教育的经历和见闻，那只是解剖一只麻雀。当然我有乡土情结，对年幼时生活过的那片土地，深深眷恋，所以这篇文章也是我对乡村走向没落唱的一首挽歌。

我审视自己，人虽然渐渐老去，内心却依然在成长。人有灵和肉，肉体会死亡，而灵魂则是一个永远的进程。所以人应该修行，让自己的心灵，或者说是灵魂，变得越来越丰盈。修行不是指打坐参禅，而是把自己修养成一个善良的美好的人，一个服务社会服务他人的人。生命的成功既然是成为一个好人，那么教育除了知识的传授和学习，把教育对象培养成美好的人，那当然就是教育最大的成功。奔着这个目标去，一切教育的弊端就会消失。

这算是对这篇文章的一个补充。有点理想主义，但是我愿意努力践行，去靠近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