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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文学》2018年第6期|李矗:我与三位“五四老人”的书信交往

来源:《北京文学》2018年第6期 | 李矗  2018年06月06日08:46

作者:李矗

我与三位“五四老人”的书信交往

——燕园琐忆(五)

2018年是北大建校120周年,是北大由此确定新校庆日的五四运动爆发99周年,也是“文革”后恢复高考招收的第一拨新生77级入学40周年。

适逢此际,我看到77级校友撰写的多篇回忆文章,有诉说报考的曲折与艰辛的,有回顾入学的喜悦与兴奋的,有追忆在读期间的勤奋与拼搏的,也有笑谈校园的趣闻轶事的。所有这些,都令人似曾亲历而深有同感,令人恍如眼前而倍感亲切。由此也勾起了我对在读期间的一段往事的回忆,也就是我与杨晦、许德珩、罗章龙三位“五四老人”的书信交往。

说起这段故事,最早缘于我在读大三时一个异想天开而不能自拔的创作冲动。

我们77级新生,说是77级,实际上是1978年春天入学的。1980年夏天,也就是我在读大三的阶段。记得即将放暑假的时候,学校团委和学生会传达了团中央和全国学联筹备举办首都大学生文艺会演的通知,并向全校师生征集参演节目。有关负责同志还召集我和胡小钉等十多个平时爱好写作的同学作了动员。

给会演写个什么节目呢?我想,北大是五四运动的发祥地,五四运动是北大的光荣历史,作为北大学子,何不把五四运动的壮丽史篇搬上舞台?于是,我开始有意识地搜集五四运动的素材。藏书丰富的北大图书馆,给了我极大的便利。我利用课余周日,阅读了大量五四运动的史料,包括亲历者的日记、著述和回忆录,还有当时报纸杂志的报道等等。

通过大量阅读,我发现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在中国近代乃至当代历史上,五四运动对中国革命以及思想文化各个领域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但是纵观自近代以来乃至1980年长达60多年堪称琳琅满目的文艺作品,虽然不乏以五四运动为背景、以五四精神为指引的创作,却鲜见直面表现五四运动的舞台艺术作品。也就是说,五四运动这个重大历史题材,在舞台艺术创作上还是一个有待开垦的“处女地”。若能把五四运动史实搬上舞台,不管艺术表现如何,至少在题材上是一个新的开拓。由此,我萌发了为首都大学生文艺会演创作一部正面表现五四运动的历史话剧的冲动。

在此需要顺带说明的是,史家对五四运动有狭义与广义之分。前者指1919年5月4日以北京大学为主的北京高校学生,为抗议“巴黎和会”列强草拟通过侵害中国领土主权的不平等条款而举行的以“外争国权,内惩国贼”为口号,以“火烧赵家楼”为高潮的爱国游行示威,以及由此引发的全国各地各界民众为声援五四游行而举行的一系列罢课、罢市、罢工等爱国运动;后者指自1915年中日签订《二十一条》至1926年北伐战争时期,中国知识界和青年学生追随“德先生”(民主)与“赛先生”(科学),反思中国传统文化,探索强国革新道路而以新民主主义思潮从涌起到汇聚成社会洪流为标志的新思想新文化运动。本文所述剧本题材,当指前者所谓。

也正是这个创作冲动,纠缠和耗费了我后来许多时日。1980年暑假,北大的同学大多回家探亲度假了,我在参加了团中央和全国学联组织的为期5天的首都大学生北戴河夏令营之后,立即回到了学校,回到了图书馆。在那个暑假里,图书馆里有关五四运动的史册,几乎被我借阅一通。

然而,纸上得来终觉浅。书本史料虽然丰富,但要由此进入创作,却并非易事。在剧本构思过程中,我挖空心思,辗转反侧,几度陷入困境。有一天,我在中文系碰上系主任严家炎老师,不由得说起了创作中的困惑。严老师提示说,要加深对五四运动的感性认识,不妨去走访当年亲历其事的“五四老人”,听听他们的讲述和体会。

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由此,我利用课余假日,开始了寻访“五四老人”之旅。

经多方寻查了解到,当年叱咤风云的五四人物,大多已经作古,而健在的“五四老人”,只有寥寥几人,居住在中国大陆的,只有许德珩、罗章龙、杨晦等人,都已经是耄耋之年。他们之中,许、罗二老,人在校外,感觉路途遥远,杨晦先生住在校内,可谓“近水楼台”。于是,我决定先去拜访杨晦先生。

我给杨先生写了一封说明拜访意向的信,投放在中文系收发室的书信报架上。不久,杨先生的儿子杨铸代为收转杨先生,并回信告诉我杨先生的住址和见面时间。我按照约定时间,径直找上门去。杨铸把我领进杨先生的书房,我看见年逾八旬的杨先生头发全白了,身体癯瘦,满面皱纹,一副仙风道骨的样子,但老花镜后面的眼睛依然闪烁着睿智的光芒。

杨先生和我握手后,让我在紧靠他身边的藤椅上坐下,然后不紧不慢地说道:“你想创作五四运动的剧本,这是个大题材,你的创作意愿很好,但不容易。你是个年轻人,要写历史剧,就更不容易了。”

杨先生当年是北大的预科生,是参加五四运动年龄最小的一拨,也是奔走在游行队伍最前列的一拨。五四运动后期,他和陈讳谟、陈翔鹤、冯至等人成立的“沉钟社”,被鲁迅誉为“中国的最坚韧、最诚实,挣扎得最久的团体”(《〈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新中国建立后,他长期担任北大中文系主任、教授,并从事创作和翻译,出版有《老树的阴凉下面》《除夕》等现代剧和多幕历史剧《楚灵王》等,可谓剧作大家,深知剧本创作之艰辛。我听得出来,他开头说的一番话,大有“泼冷水”之意。

但我向来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脾性,我对杨先生说:“我知道这是个难题,但是我不怕难,也不怕失败,反正也是学习,是练笔嘛。”

杨先生停了一下,接着问我:“你都读了哪些书?”

我把我读过的有关五四运动的三十多种书籍和十来种当年的报刊目录,一一向杨先生作了汇报,并谈了我对剧本的初步构思,主要人物和主要情节设计等。

杨先生听了,面露喜色,说:“看来你是读了不少的书,也经过了一番思考。你刚才谈的构思很不错,但写剧本一定要有‘戏’。”

杨先生是五四运动的亲历者,又是戏剧大家,深谙剧本创作的奥秘。为了加深我对当时的社会背景和历史人物的感性认知,他向我详细讲述了他参加五四运动的亲身经历,一直谈了一个多小时。最后,他半是鼓励半是激将地说:“这是一个大工程,你要想写,就得下大决心。”我说:“我一定尽最大的努力去做。”

通过对杨先生的访谈,我加深了对五四人物的感性认识,思路豁然开朗。我把自己关在宿舍里(当时宿舍其他同学都回家过暑假了),向壁虚构,奋笔疾书,夜以继日,有时甚至通宵达旦。经过一个多星期的努力,匆匆拉出了剧本初稿,共得六场,六万余字。剧本暂名《曙光,你在哪里?》,意在表现五四青年在历史长夜中的探索和追求。因为写得匆忙,边写边改,原稿字迹潦草,而且多处涂改,斑驳陆离。为了送杨先生等人审阅,我请来78级汉语专业书法工整的倪文杰等同学帮忙,用复写纸誊写了五份。

当我把装订好的一份剧本送到杨先生面前时,杨先生用手掂了掂厚厚的一沓稿子,高兴地说:“你倒是写得挺快的啊!这样吧,你把稿子留下来,我看完了再找你谈。”

大约过了一个星期,杨铸来电话说,杨先生已经把剧本看完了,让我过去谈谈。他还在电话里告诉我,在那一个星期里,杨先生每天都在看我的剧本,有时坐着看累了,就躺在躺椅上看,六万余字的厚稿,他一字不落地全都通读了一遍。

当我再次来到杨先生面前时,杨先生半是火焰半是冰水地说:“你的大作我看了,主要人物和基本情节安排还是可以的。但是,现在这个样子还不行,还缺少‘戏’。”他接着翻开稿子,指点着他在上面标记的文字和符号,详细地谈了他的修改意见。末了,他又担心我一下子接受不了似的,和蔼地对我说:“我谈的这些意见,也不一定对,你回去再考虑考虑,主要是加强人物的性格刻画和情节的戏剧性。总而言之,现在的基础不错,但还得花很大的力气去改。”我说:“杨先生,您放心,我有这个思想准备,也有这个决心。”杨先生听了,连声说:“这就好,这就很好!”

参照杨先生的意见,还有中文系严家炎、张钟、洪子诚、陆颖华、汪景寿等诸位老师以及其他有关方面反馈回来的意见,我经过反复思考,汲取了自己认同的部分意见,对剧本进行了大刀阔斧的修改。在这个过程中,眼看寒暑易节,大三的暑期过去,大四的暑假又来了,周围的同学,写诗的,写短篇小说的,时有新作发表,而自己的剧本几经打磨却未能杀青,心中难免有些焦躁。杨先生发现后,总是耐心地开导我说:“搞剧本创作是一件相当艰苦的劳动,往往要经过千锤百炼才能成功。千万不能有急功近利的思想,要沉得住气,要坐定下来修改,修改,再修改。过去有一种说法,叫作‘十年磨一戏’,那是一种窒息创作积极性的、带有极大盲目性的口号,是不对的。但是,要想真正搞成功一个大型剧本,花上一年半载,甚至三五年的工夫,也是值得的。”

在杨先生的鼓励下,我克服了种种困难,对剧本进行了反复的修改和加工,至大四暑假时,前后三易其稿,但基本的框架结构和人物设计没有变,还是六场。第二稿剧名改为《五四风潮》,后来觉得过于直露,第三稿又改成《曙色朦胧的早晨》,意喻新民主主义运动的开端。当我把剧本第三稿送到杨先生面前时,杨先生很高兴,他认真地翻阅了其中的一些章节后,欣然命笔,在封面上题写了剧名:《曙色朦胧的早晨》。

剧本第三稿送北大团委和党委宣传部有关负责同志审阅,也获得了通过。学校团委决定将剧本打印30份,一方面让话剧社试排,另一方面送有关领导继续征求意见。不料,天有不测风云。筹备举办的首都大学生文艺会演后来因故胎死腹中,我和其他同学为之创作的节目,最终未能搬上舞台。

毕业离校前,我去向杨先生辞行。他知道我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创作的剧本未能如愿演出,也未能找到其他发表的途径,安慰我说:“写了作品不能发表,而且是自己花了大力气,感觉很不错的作品,这也是常有的事情,大可不必焦急。我始终认为你这个剧本是很有基础的,人物安排和情节描写都很不错,再努力加工一下,是一定会成功的。”

告别的时候,我请杨先生写几句话作为毕业留念。“写什么呢?”杨先生想了想,笑着说:“我看你写诗用过李挺、李拔和李挺拔的笔名,也就是追求一种正直挺拔的人生吧,这也符合你的个性。我把楚大夫屈原《橘颂》的一段抄录给你吧。”说完,杨先生拿起钢笔,没有拿书对照原文,凭着记忆就用他苍劲而有些颤抖的笔触,在我的笔记本上写下了《橘颂》的这一段:

嗟尔幼志有以异兮

独立不迁岂不可喜兮

深固难徏廓其无求兮

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

闭心自慎终不过失兮

秉德无私参天地兮

愿岁并谢与长友兮

淑离不淫梗其有理兮

年岁虽少可师长兮

行比伯夷置以为像兮

——屈原:《橘颂》

杨晦

1982年1月2日

我知道,杨先生的留题是借以寄望我们年轻一代要有“独立不迁”的理想信念,要培养“秉德无私”的道德品格,要为国家和民族做出应有的贡献。

我毕业后第二年,即1983年5月,杨先生与世长辞,享年84岁。杨先生的教诲,永远铭记在我的心中。

剧本第三稿完成之后,也就是1981年的暑假,我给许德珩先生也写了一封信,信中简述了剧本的写作起因和主要情节,提出了拜访请教的愿望,但没有附寄剧本。我心想,许老当时已经91岁高龄,还担任着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等多个领导职务,政务繁忙,肯定无暇顾及一个大学生的习作。对于他是否会拨冗接受一个素昧平生的大学生的访谈,我也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理。用如今的俏皮话说,也就是“梦想总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信写好后,我在北大三角地的邮政所买了邮票粘贴好后,就把信投到了邮筒里。

没想到,信寄出一个多星期后,就收到了许老的回信!信中写道:

“李矗同学:

来信今日收到,高兴与你相谈。请收到此信后,先将剧本送(寄)本市地安门**胡同*号,借阅一时。具体会面日期,请打电话与于永水同志联系。电话号码:*****”

回信是许老的孙女许苏苏代书的,她当时也正在上大学,信中“高兴与你相谈”一行字,以及让我寄送剧本“借阅一时”的话语,让我倍感亲切,喜出望外!

当时我手里只留了一份打印的剧本,因为时看时改,多处涂抹,实在不好意思示人。后来打电话询问,得知送给文化部艺术局苏伟光同志的剧本,因为他那段时间忙于开会尚未翻阅,所以还保持原样。第二天,我叫上78级的王扬泽同学,互相轮换骑车相带(那时骑车带人不算违规),赶到苏伟光同志处把剧本取了回来。现在说来当时的我俩也真是笨得可笑,文化部其时位于沙滩红楼,离许老住的地安门**胡同不远,却没想到把剧本直接送上门去,而是一门心思把剧本带回学校,再从三角地的邮政所寄给许老。

剧本寄出几天之后,我试着给许老秘书于永水同志打了个电话,于秘书在电话里说,剧本收到了,也已经送许老看过了。还说许老最近住在西山,让我到西山去见面相谈。之后,他和我约好见面的时间。

记得那是1981年8月24日下午,天下着小雨,我邀上同班的宋聚轩同学作伴,披着雨衣,每人骑一辆自行车,按于秘书指示的路线,从学校西门出发,向西山许老的住处驰去。不料雨越下越大,车子很不好骑,更怕雨水把衣服打湿了,骑到颐和园路段时,我们就把车子存在路边,改乘333路公交车。于秘书说的是在正蓝旗站下车,可是到站下车后,看见周围都是树木,没看到什么房子和人,只看到一个叫四季青汽车修配厂的厂子。跟厂子看门的两个师傅打听于秘书说的“甲2号院”在哪里,他们也摇头说不知道。我只好借用厂子里的电话机,再打电话问于秘书。于秘书说,继续沿着山路往前走,看见一个有岗哨的门楼就是了。于是我们又冒雨继续行进,在半山腰处果然看见一个有岗哨的门楼。我们向门卫说明来意,门卫拨电话通报过后一会儿,就见山上走下来一个英俊少年,手里打着一把雨伞。少年自我介绍说,他是许老的孙子许进,因为于秘书临时有事不能来接,所以让他来接我们。

在许进的带领下,我们沿着山路往一片密林中走去,只见几幢雅致的房子坐落在青松翠柏之间。许进指着其中的一幢说,这就是许老夏天住的地方。

我们随许进走进屋里,刚脱下湿淋淋的雨衣,于秘书就过来说许老要见我们。当时,我和宋聚轩同学都不禁有点慌乱。因为当天下雨,我们两个都没穿袜子,光脚板穿着当时人们通称“水陆空”的那种塑料凉鞋,鞋和脚板都被雨水打得湿漉漉的,裤腿也沾满了斑斑点点的泥巴。当我们通过走廊的地毯时,真是“一步一个脚印”。看着自己这副“拖泥带水”的样子,我们俩不禁面面相觑,哑然失笑。

当我们怀着羞涩不安的心情来到会客厅时,看见许老正站那里等着我们,手里拿着我前几天寄给他的剧本。

“欢迎你们!”许老伸出手来,一边和我们握手,一边亲切地说,“你们是北大的学生,我们算是老校友嘛,我对北大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许老亲切热情的话语,像轻风一样把我们的羞涩和慌乱一扫而光。

握手之后,许老让我紧挨着他坐在同一张沙发上,他把我的剧本摊开在茶几上,亲切地说:“你的来信和剧本我都看到了,你的信写得很好,剧本我看了大部分,因为我现在也在写点东西,很可惜没有时间看完,但总的感觉写得不错。”许老对剧本的题材和主题作了充分肯定,他说:“五四运动是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现在文艺作品反映得还很少,你写了剧本反映它,这是很好的,很有意义的。”

接着,许老向我们讲述了他当年参加五四运动的亲身经历,以及他对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印象,还讲述了他的同班同学高君宇和石评梅的爱情故事。许老当年是北大积极投身爱国运动的著名学生领袖之一。在李大钊先生的影响下,他和黄日葵等同学创建了北大学生救国会,创办了爱国会刊《国民杂志》。他是五四游行的组织者和召集人之一,他受学联委托起草了游行宣言《五四宣言》,也是率先冲进赵家楼的带头人。许老虽然年逾九旬,但身体健朗,声音深沉洪亮,略带喉音和口音的话语,饱含着一种穿透历史隧道的感染力。

那天下午,许老和我们从三点见面起,一直谈到下午五点。其间,秘书进来通报,说政协孙秘书长来了有事商谈,许老也没有停下来。直到秘书再次进来说,孙秘书长已等候多时,许老才对我们说:“很抱歉,我的老朋友来了,以后我们有机会再谈吧。”许老站起身来,又与我和宋聚轩同学握手告别。在许老和我交谈过程中,许进给抓拍了一张照片,因为当天是雨天,光线比较暗,照片亮度不够,但我一直视为珍藏。几天后,许进还让北大哲学系邹士方同学转来了许老为我签名题字的笔记本,扉页上写着:“李矗同志存念 许德珩书 一九八一年八月”。许老的会见和谈话,许老的合影和题赠,对我的剧本修改和后来工作,都有着一种倍感亲切而深受激励的情义。

这里顺便补记一笔,多年之后,许进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还披露了一些当年西山访谈中我有所不知的情节:“记得在1981年夏天,祖父在北京西山撰写回忆录。一天,他收到北大中文系七七级学生李矗的信。李矗在信中说,他正在写一部描写五四运动的剧本,希望与曾经参加过五四运动的人交谈,以增加感受。我祖父马上请秘书给李矗同学回信,约他到西山来见面。西山管理部门的负责人得知此事以后来到我祖父的办公室,他说,许老,咱们这里是保密单位,让学生到这里来是不是合适呀?我祖父回答说,他是我的客人。我祖父在这个保密单位里与一位素昧平生的在校大学生谈了两个小时。此事使我受到深刻教育。”(引自《世纪风采》2008年第8期许进文)由此,更足见许老平易近人和关爱青年的风范,也使我诚如许进所言而深受教育,也深受感动。

1990年许老逝世,享年100岁。

拜访许老之后,我还给另一位“五四老人”罗章龙先生写了请教信,并附寄剧本。

罗章龙不仅是五四运动中“火烧赵家楼”的学生领袖之一,还是中共初期乃至中共六大全会颇具声名的领导人之一。1915年毛泽东以“二十八画生”名义发出征友启事,罗章龙是最早的响应者。毛罗二人由此结为好友,很长时间内相处融洽,联系密切,毛泽东曾誉之为“管鲍之交,后无来者”。1917年,毛泽东、罗章龙等湖南青年来北京寻梦。罗章龙考上了北大哲学系,后与陈独秀、李大钊、张国焘等成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的创建人。毛泽东在北大图书馆工作一段时间后回到长沙,与何叔衡等创建了湖南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中共成立后,罗章龙任北京大学支部书记、中共北京区委委员。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后,罗章龙兼任北方分部主任,多年奔走于长辛店、天津、唐山、石家庄、沈阳、哈尔滨以及陇海沿线与津浦沿线等地,结识和领导了史文彬、王俊、邓培、王荷波、孙方鹏、姚佐唐、康景星、游天洋、苏兆征、伦克忠、唐宏经、王维俭等一大批路矿工人领袖。先后组织发动了1921年底的陇海铁路大罢工、1922年长辛店八月大罢工和十月开滦五矿大罢工。罗章龙是中国工运的实力派人物,在中共三大、四大、五大、六大连续四届当选为中央委员,曾任中央工委部长、全国总工会委员长兼党团书记等职。

罗章龙还是中共历史上比张国焘还早的第一个“另立中央”的“错误路线头子”。1931年1月,共产国际代表米夫,以高压手段,强行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通过以王明等为中央领导的决议。罗章龙对此表示强烈不满,不但在会上与之激烈交锋,会后又联络三十余名中央委员发起成立“中共中央非常委员会”(史称“第二中央”),罗被选为“书记”。罗领导的“非委”不但发表了拒绝承认六届四中全会合法性的声明、“告全党同志书”和“致共产国际信”,还指令他领导下的党组织和工会部属在部分省区开展“夺权”活动,另立“第二省委”“第二区委”等。后来,罗章龙被中共中央开除出党,罗领导的“非委”大部分成员和北方工会组织负责人,或被开除,或被撤职,或被出卖而惨遭捕杀,或被锄奸队所杀,或脱党消失,几乎无一幸免。罗章龙辗转逃生后,夹起尾巴做人,从1934起先后在河南、湖南、湖北等地高校以教书为生。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中央的关怀下,罗章龙奉调回京,被增补为全国政协委员并担任中国革命博物馆顾问。毛泽东在“文革”中曾掰着手指头,数说中共党内九次错误路线代表人物的次序: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罗章龙……罗章龙被排行“老四”。对此排列“殊荣”,被落实政策后的罗章龙曾幽默而不无自我解嘲地说:陈独秀有个“独”字,因此排行第一;瞿秋白的姓有两个“目”,所以排行第二;李立三名中有个“三”,当然排行第三;我罗章龙的“罗”字头上有个“四”,自然排行“老四”了。他一直对被开除出党的处分不服,认为当年成立“非委”是为了反对米夫的擅权和王明的错误路线,奉调回京后曾多方申辩,要求平反,但终于无果。

我给罗老寄信后,翻阅有关史料,想到要拜访这样一位历经沧桑的老人,觉得也是蛮有意思的。可是,直到1981年12下旬,我才收到罗老的回信。

罗老的信是用钢笔写在一张红线条的信纸上的,措辞很典雅、很简约,也很客气、很谦虚。他这样一位老人,对我这样一个平头大学生甚至用“您”字相称,让我感到“受宠若惊”而心生恻隐。罗老的信不长,原信照录如下:

李矗同志:

接到11月29日惠函及尊著《曙色朦胧的早晨》剧本,敬悉一是。

您虚怀若谷,写作精神诚属难能可贵。

剧本正详加阅览,如有所见,容当后告。

现因琐务繁忙,今后如有其会,再图良晤。

先此奉复。

致以

敬礼!

罗章龙

1981.12.24.

罗老回信婉言谢绝我的拜访,也许确实因为“琐务繁忙”,因为他奉调回京后一直在撰写回忆录,忙于笔耕;当然也抑或得知了首都大学生文艺会演已因故搁浅的消息,“皮”之不存,焉谈“毛”事?以其耄耋之年而饱经沧桑的睿智见识,与其当时见面坦言相告,何如“容当后告”与“再图良晤”更为合时宜呢?哈哈,真是个睿智的老家伙!

而我收到罗老回信的时候,恰逢我们77级听候毕业分配之际。几天之后,即1982年1月初,我们77级就毕业离校,各自奔赴所分配的工作单位上班了。所以,我当时也没顾得上与罗老再联系。之后,也因为工作繁忙,也一直没有与罗老“再图良晤”。

后来,从报上看到,罗老奉调回京后,虽是耄耋之年,却仍笔耕不辍,先后撰写了500多篇革命历史回忆录,著有《椿园载记》《椿园诗草》等著作。

1995年罗老逝世,享年99岁。

光阴荏苒,日月如梭。如今,五四运动的历史已经翻过了99个年头,我与三位“五四老人”的书信交往,也已经过去了三十多个春秋。当年二十多岁的大学生,如今也已是年逾花甲的老人,我和当年的同学以及同龄人也大多从各级领导或非领导岗位走上去而又退了下来。台上、台下、权力、地位、声名,以及各色各样的人生景象,也看得多了,看得淡了。如今回首往事,并非为了显摆与高层领导或历史名人见面访谈的幸运与荣耀,只是为了记叙一段以往的旧事,只是为了怀念一段已往的情分。也如年轻的我一样,当年的叩访,并非为了攀附高官或名人,而是为了一个创作冲动,为了寻访一段历史的真实和真情。当年拜访许老时,事前我只告诉了宋聚轩等两三个同学,为的是邀为结伴而行;事后我也只是记在我的《大学日记》里,从未与人多言过,也从未有过找关系办私事的想法。

当然,无论当年还是现在,我对三位“五四老人”都充满晚辈对前辈的敬意,别的不说,历经沧桑而生命犹存,谈何容易!当年的叩访,抑或有某些慕名猎奇的成分,但在我心目中更多的是把他们当作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人,把他们当作历经沧桑而见多识广的老师长和老校友。他们的年龄虽然与我相距半个多世纪,仿佛隔着遥远的时代鸿沟,但是他们当年的青春呼唤却与我辈同声相应,他们当年的青春梦想却与我辈同气相求,乃至吸引着我辈穿越历史的隧道,去寻访他们当年曾经披荆斩棘的足印,去倾听他们曾经叱咤风云的声音。

当然,我与三位“五四老人”书信联系的往事,尤其是与许老访谈的往事,本身也是一个历史的见证。没有组织介绍,没有熟人引荐,身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许老,仅凭一封来信和一篇习作,在自己的住处约会了一个非亲非故而素昧平生的大学生,并且和他亲切交谈了两个小时!这在后来或者如今的社会氛围和人际关系说来,都有点令人难以置信。然而,这却是我当年的亲身经历。这不也是一个颇有意味的历史见证吗?

回首往事,可以告慰三位“五四老人”的是,我当年创作的六幕大型历史剧本《曙色朦胧的早晨》,虽然一直未能搬上舞台,但是终于2001年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了。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张锲先生以《青春的礼赞 爱国的颂歌》为题撰写了序言,对剧本创作给予了热情的赞赏与鼓励。他在序言中写道:

“我是怀着欣喜的心情阅读这个剧本的。五四运动距离现在已经八十多年了,今天阅读这个剧本仍然觉得很新鲜、很亲切、很有震撼力。那些如火如荼的斗争场面,那些各具特色的栩栩如生的人物,仿佛又都重现在我们的眼前,使我们心潮激荡,热血沸腾。作者不仅用艺术的手法再现了蔡元培、李大钊等高擎五四运动思想火炬的先驱者的形象,而且巧妙地把以唐守珍、许日珩等为代表的一批热血青年编织在一起,使他们聚焦在1919年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聚焦在旧中国北京这个古城,共同演出了一部呼唤思想解放和文化解放,呼唤共同挽救祖国危亡、挽救民族衰颓的伟大历史正剧。剧本场景恢宏壮阔,人物形象饱满集中,情节丝丝入扣,戏剧语言也很有文学色彩,其最精彩的部分甚至可以作为朗诵诗来读。而这样一部大型历史剧本,却出自一个当年还在上学的青年学子的课余创作,这就不能不使我感到由衷的喜悦和振奋!”

如今,五四运动已经过去了将近百年。百年沧桑,功过是非,谁与评说?我看到,北大依然遵奉五四为校庆,中国青年依然在五四过青年节,五四运动的旗帜依然树立在国家博物馆,五四运动的浮雕依然镶嵌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基座。当然,我也看到有那么一种议论,说五四运动“火烧赵家楼”是一种“违法暴行”,意在否定五四运动的历史合理性。其实,此议不值一驳,也无须多驳。若以此议推论,那么陈胜吴广揭竿起义、辛亥革命、南昌起义……岂非都是“违法暴行”乎?岂非都要一概否定之?由此可见,这种以“放大镜”窥测历史而以“绣花针”挑剔历史的非议,是何其荒谬而可笑!宏观世界,历史进程中所有的机运与爆发,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观史论史,当以高屋建瓴而巡睃全局之大视野而审视其大脉络大趋势,方知其大规律大逻辑。倘若囿于细枝末节,甚至一叶障目,抑或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必然不知其所以然,不知其所以云,甚至南辕北辙,颠倒黑白。

我至今依然认为,五四运动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一次最伟大最生动最活泼的青年运动,它点燃“爱国、民主、科学、进步”的思想火炬,不但照亮了20世纪前半叶,开创了中国革命新纪元,而且光耀整个20世纪乃至穿透此后深远的时空而彪炳青史。

最后,也如我在剧本献词中的寄语一样,我也将这篇燕园琐忆,献给伟大的五四运动以及在这一运动中奔走呼号的先驱们,献给踏着五四足迹而继往开来的青年朋友们!

《北京文学》(精彩阅读)2018年第6期

创作谈

《我与三位“五四老人”的书信交往》创作谈

《北京文学》各位编辑朋友:

《北京文学》各位读者朋友:

大家好!

我是《北京文学》的一名老读者,也可以说是《北京文学》的一名老作者。早在四十年前,也就是1978年的春天,我作为北京大学1977级中文系文学专业的一名新生,第一次从南海之滨来到了祖国的首都,第一次走进了北京大学的校园,第一次走进北大图书馆中文期刊阅览室时,我翻阅的第一批文学杂志之中,就有《北京文学》的前身《北京文艺》。我在入学初写下的第一首诗稿《北大,我们向你报到》,也是在阅览室里抄下《北京文艺》编辑部的地址,直接寄给“编辑同志”收的,因为当时的杂志没有刊登主编和编辑名单,我根本不知道他们的姓名。然而,《北京文艺》的“编辑同志”,对我这个素昧平生而初次来稿的陌生作者却不见外,随后把诗稿发表在当年10月号。这是我入学后发表的第一首诗,也是我在首都报刊上发表的第一篇作品。由此,我与《北京文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从当年的初交到如今的又一次相聚,不觉四十年光阴过去。在此期间,尽管大学毕业后我所供职的单位是媒体而非文坛,我所从事的工作是新闻采编而非文学写作,但是我对文学依然一往情深。然而,毕竟身在文学职场外,虽然也时有所作,却多是率性而散漫之为,时冷时热,时断时续,而没有专业性的持续不断地努力和追求。但是,就阅读而言,我对于包括《北京文学》在内的文学类杂志,以及每年度的茅盾奖和诺贝尔文学奖在内的文学作品的关注与阅读,却从未有过放弃。所以,我可以说是《北京文学》一名业余的老作者,也可以说是《北京文学》一名热心的老读者。

因为给自己找了一条“业余”的理由,所以我写得很少,给杂志投稿的更少。有时或有所感,便打开电脑,登录博客,在键盘上噼啪敲完了事。有时虽有所感,却因某些琐事困扰,干脆甩手偷懒,把腹稿留在肚子里生根发芽算了。比如,前段曾读到北大同窗黄蓓佳发表的《珞珈路》和《万家亲友团》两个短篇。前篇是用第一人称写的,说的是毕业三十多年后的一次同学聚会,勾起了作者对三十多年前刚被分配到某外事办工作时的人际交往和情感纠葛。故事情节今昔穿插,亦真亦幻,写得煞是好看。其间,恰逢我家房子装修完毕,正在把书籍等家什往回搬,忽然掉出一封信来,捡起一看,正是作者当年刚被分配到外事办工作时写来的。我一边看信,一边看小说,两种文本表述的心情境况交相闪现,让我读得颇受感动,当时便想写一篇《作家境遇与创作表现》的读后感或曰评论。但是,用来写作的ThinkPad不知怎么坏掉了,由于多年来养成了依赖电脑写作的习惯,过去倚马可待的笔头再也不听使唤。可是,等到电脑修好了,原来萌发的那一点点灵感,却也早已随风飘散。哈哈,业余作者就是这么随意而潇洒,就是这么任性而懒散。

今年适逢北大120周年校庆,又是我这个年级入学四十周年,回首往事,真的是感慨万千!诚如我在为北大77-78级入学四十周年纪念大会写作的歌曲《梦回燕园(咏叹调)》所说的那样:“弹指入学四十春,……往事历历如潮涌!”其中,让我最受感动和最为难忘的,就是我在《我与三位“五四老人”的书信交往——燕园琐忆(五)》一文中所记录的这段往事。当时,为了创作反映五四运动的剧本《曙色朦胧的早晨》,我走访了大陆健在的两位五四运动亲历者许德珩先生和杨晦先生,还与另一位时任中国革命博物馆顾问的五四运动亲历者罗章龙先生有过书信交流。现在回想起来,当年自己作为一名在校就读的大学生,在既没有任何机关团体介绍信,又没有任何熟人引荐的情况下,仅凭个人书信联系,就要去走访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和全国政协副主席许德珩先生这样的人物,这些想法简直有点不知天高地厚!然而,当年这些异想天开的求知欲望,却也居然如愿以偿,这也真是幸运所系!

在与三位五四老人的访谈和书信交流中,我有幸当面听取了他们亲口讲授的亲身经历亲身感受以及亲笔指导,他们这些在当时的书本上都还没有记载的真知灼见,不但增进了我对剧本创作的感性认识,更深化了我对五四运动伟大历史意义的理性认识。我们说五四运动的核心是“爱国、进步、民主、科学”,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精神,这些无疑都是对的。但是,五四运动更是一场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是以“天安门大游行”和“火烧赵家楼”为肇始,进而对旧传统旧文化进行大检讨和大反省的文化思想革新运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五四运动堪比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期,既有对旧传统旧文化的质疑与批判,也有对新文化新思潮的开放与包容,还有各种文化思潮之间的竞争与交融。我们如今仍然信守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如今仍然信守为主流和核心价值的以白话文为载体的新文化等等,无不是追随五四新潮而得以传播和发展起来的。因此,同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五四运动,就没有后来的新民主主义运动。

回眸历史我们真切地看到,在波飞浪溅的五四新潮之中,中国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并由此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最终取得了中国革命的全面胜利。历史事实雄辩地证明,一个开放的、思想活跃的社会,是健康而充满活力的社会;所谓真理,真正具有生命力的主义,总是在与谬误的交锋中闪耀出她耀眼的光辉,而被人们所认识和接受的;在各种思想流派的较量中,“真理最强”“她根本不需要策略、计谋或者许可制来取得胜利”。“让真理与谬误交锋吧”“谁又看见过在公开而自由的交锋中,真理会败下阵来呢?”(约翰·弥尔顿语,摘自拙作《两难选择与自由应对》)但愿前事不忘,可为后事之师也。

如今,五四运动已经过去了将近百年,三十多年前我曾有幸与之访谈及书信交流的三位五四老人以及其他五四前辈都已作古,而我这当年不知天高地厚的青年学子也已年逾花甲。回首往事,不胜感慨与唏嘘!我撇下向以业余作者自甘偷懒之陋习,勉力写下这篇文字,既是对当年这段往事的回忆与纪念,也是对三位五四老人等前辈师长,以及曾在以往岁月给予我关心与支持的朋友们的感恩与纪念,更是对曾经和仍将给予我创作素养和思想启迪的五四运动和五四精神的反思与纪念。

最后,祝各位编辑朋友和读者朋友身心健旺,生活舒畅,文采飞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