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2000年，高考失利后我决定参军。前来我们村接兵的是一个三级士官，部队的新闻报道员。那个时候我不知道报道员是个什么概念，但正是这个人影响了我以后的成长之路。

我当兵的地方在山东烟台，一个美丽的城市。但是，部队的艰苦与美丽无关，北方的寒冬让我这个安徽人有点吃不消。为了争取一点可以在室内的时间，我主动担负起新兵连的新闻广播稿任务，而那个领兵的三级士官，正好管理新兵团广播电台，这给了我充分的优势。

新兵下连，仰仗着无数的广播稿和几篇发表在军报上的散文，我被挑进了政治机关从事新闻报道工作，接替了那个三级士官。原以为，新闻报道员就是我最终的目标。但是，随后的发展改变了这一切。

2002年，我有幸考入军校。但在2005年毕业时，原单位已被撤销，因为对待人生的看法不同，在毕业前，我和学员队长打了一架，因为队长没能打得过我，我便被恶意分配到了某特种部队任职特种作战排长，从此就是五年。跳伞、潜水、野战生存、渡海登岛……各种残酷的训练让我应接不暇，之前的种种“偷懒”都在这里遭到了“报复”，整个人一下子暴瘦了23斤。

那时候每年都有战友在跳伞中牺牲，恐惧常常困扰着我。为了改善生存状况，我再一次找“捷径”：写。特种部队这个卖点好，我的故事刚一出手便大获成功。第一篇故事《终极猎人与他的初级爱情》便被数家媒体转载，随后整整写了一个系列。2008年，我以这些故事为基础，创作了23万字的长篇军事小说《终极猎人》，大获成功。先是被网络评入2008年“好书前十名”，后被天津广播电台、河南广播电台录制为有声读物；以及《天津时报》《扬子晚报》等报刊连载等。这给了我莫大的鼓舞。

日子好过了，我再次搁笔。此后，我陆续在连队当主官，连长、指导员、侦察船长、登陆艇长，长时间的一线带兵，给了我大量的生活感悟，2013年8月，我当年的跳伞教练因伤退出，而之前，他8岁的女儿被查出重病。在去他家里看望时，他的妻子非常诚恳地对我说：都说你能写，你能不能写写我们家老张呢，好让上级知道我们家的实际困难。当时天热，他老婆给我拿了一支冰棍，这个冰棍不是她买的，而是她用孩子吃的奶片、白糖化水在冰箱里自己冻的。吃完这支不同寻常的雪糕，我说我试试。2013年9月13日，《解放军报》九版以整版刊登了我13000字的非虚构作品《深山有个伞降兵》，报道一出，上级领导高度重视，将他家列为重大帮扶救济对象，并在当年为他女儿特批了一笔治疗经费。虽然之前也写了很多作品，但那一次，我真切感到了文字能够温暖人间的强大功能，那一次拾笔我再没放下，我要写身边的人，我要写身边的故事。2014年以后，我先后在《人民文学》《十月》《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解放军文艺》《文学评论》《文艺报》等报刊发表文学作品近30篇、出版长篇小说2部，共计100万字，这些文字无不体现着对身边人和事的巨大关心。

2016年3月我参加了鲁迅文学院29届高研班学习。7月10日，距离我在鲁院高研班毕业还有5天，收看新闻时，我意外得知，两名中国赴外维和战士在南苏丹遇袭牺牲，而其中一名是我熟悉的战友杨树鹏。十年前，河南某地出现暴恐分子携枪藏匿山林拒捕事件，作为野战部队特等炮兵射手的杨树鹏，曾一炮将穷凶极恶的犯罪分子击毙；十年后，在万里之遥的非洲大地南苏丹，杨树鹏竟被暴恐分子用炮弹炸死。痛惜与感叹之余，一篇新闻通稿无法寄托我对战友的哀思。鲁院毕业后，我从军委相关部门申请了11个月的采访任务，一头扎进刚刚回国的维和步兵营，那个时候，刚刚归来的步兵营尚处于隔离期，急不可待的我在与部队签署了后果自负的协议后，全面展开了对步兵营在南苏丹军事任务期间的整个行动采访，全面还原杨树鹏牺牲前后的真实场景。2018年4月，18万字的长篇非虚构作品《UN步兵营战事》发表在《十月》杂志上，我也给自己、给战友留下了应有的慰藉。

在部队我是行政干部，很多人问我为何不好好“当官”，而去下那么大力气“讲故事”。我想，在这些人被文学和故事感染之前，我是没法回答他们的。中国人凡事讲究“道”，中国好故事的本身就携带着“道”，这个道就是中国民族的美德和力量。在今天，需要我们这群文学人去努力以文载道，传承中华文明精髓，这不仅仅是“当官”就能做到的。

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的长河里，小说讲的是故事，诗歌写的是故事，歌曲唱的是故事，舞蹈跳的是故事，如果没有故事，再伟大的历史也无法流传，一曲《梁祝》就是最为鲜活的例子。当然，讲好这些中国故事就要靠我们文学人去做出切实的努力。一段时期以来，网上网下出现的“英雄怀疑”论调甚嚣尘上，虽然这主要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处心积虑抹黑中国，但从某些方面来说，这些故事还是讲的不够好。

“文运同国运相连，文脉同国脉相牵”是习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所强调的。当然，完全靠文艺救国救民，难度很大，但文艺一定是救国救民的重要武器。不然我们为什么要在抗战时期召开“延安文艺工作座谈会”，不然我们为么要在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打攻坚战的时候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呢，由此可见文艺的使命和作用，由此可见对于当代现实主义题材作品的需要。

讲故事的人，首先自己得有故事；有了故事，千万不要辜负故事。这就是我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