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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尹学芸小说的三重视角:杂志,作家,读者

来源:《收获》 | 周瞳  2018年06月05日09:09

坊间流传一种说法,只要在《收获》发表三篇小说,就能在地方作协谋个一官半职。这颇具意味的论调背后,如果仅仅当做八卦一笑了之,那多半说明你对当代文学生态多有不知。其实这看似玩笑的背后,对杂志、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建构,提供了生动的写照。作为一本有六十余年办刊经历的文学名刊,如何讲述当下复杂的现实经验,其实可以从它的作品中得到确认。你的作品如果在较短的时间内不断亮相《收获》,可能不单单只是杂志对其艺术品质的表彰,也隐含着对刊物和作家之间,彼此精神气息的寻找。

翻看近年的《收获》杂志,尹学芸的名字十分抢眼。大致从2014年第一期的《玲珑塔》开始,到2018年第三期的《望湖楼》,5年发表6部中篇小说,其中包括了《收获》60周年特刊号,有一半是头条。首发之后又被多方转载、获奖,形成了文学圈的热门现象。这当然是尹学芸多年来默默写作厚积薄发的必然,但某种程度上,也跟《收获》杂志的大力推崇不无关系。在写作日益丧失创新思想能力的时代,作家和杂志合谋成就纸上的虚构,导致了无数装腔作势却僵硬苍白的文本。《收获》杂志却坚守着万象包容的海派姿态,从办刊策略和审美趣味上,都敏感地见证着中国在巨大的社会转型期,一撇一捺的人所结构的分量。

中国的小说家长期以来都被西方的叙事技术所迷惑,实际上中国的小说源流里有一个抒情的传统,这和西方小说的脉络有着根本的区别,当中国的小说家以叙述策略为荣的时候,也等于断裂了从抒情传统的内部向外实现精神探索的可能。现代小说对中国人内心图景的描摹缺乏传神的表现,文学已死,故事已被写尽,并不是源于故事本身,而是故事被技术支撑时形状干瘪。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阅读某些小说时,只看到作家的辛苦经营,那些技术趣味不过是一种美学表演,很难让人产生共鸣。

尹学芸小说的表达形式正好相反。她架构故事的核心方式里,有着明显的朴素与抒情的诗意,在现代语境的故事外壳包裹下,尤其显现出源源不断的生命力,从而繁衍为一种新的精神力量。这是因为在作品中生存呼吸的情感来源,更多的是个体的遭遇,在面对历史和现实的讲述中,个体经验是叙述的中心,故事的推动来自于“我”的真实表达,于是小说的形成也就有了高屋建瓴的意味,不仅仅是为了让他们依附在这个场所里活动,而是构筑一个合乎情理的空间,让人物的存在境遇能够从细节上展开,并一以贯之,让读者获得逻辑上的理解。

杂志构建的是一个经验化的大观园,它有一个基本的美学标准。应该看到,《收获》这座大观园的营造法式,着重的是文本的内在驱动力,它重视作品表层情节冲突下的机制反应,排斥基于概念和功能的演绎,拒绝上纲上线的廉价性思辨,推崇语言背后隐密的外延。最具典型意义的便是黄永玉先生的《无愁河边的浪荡汉子》,这部作品由于长达十余年的连载,更显出针锋相对的争议性。但不可否认,作品在扩展一种文学书写的场域,丰富一种文学经验的活力上,建构的是传统中国的美学体系,那种博大精深的精神风范,无疑具备不容忽视的价值。

尹学芸的小说也是传统的,但她的智慧在于,她没有被旧的话语体系局限,而是通过这种让人亲切的讲述方式,引领读者进入熟悉的情境,又打破他们固有的思维常识,得以深入人和世界的内部,剖开了生活残酷与温情的肌理。这就是尹学芸在作品中建立的恒常的人物命运关系,个体在裂变时代的疼痛与爱,他们不知道自己是谁,作品舒展的过程,还原的正是他们自身。对“活得好”的渴望成为了这些人挣扎的根源,但尹学芸却故意绕开了人物的正面交锋,人间的暗流让他们腹背受敌,于是我们窥见了这些人慌乱之中破绽百出的本能。

《玲珑塔》中很容易就失控陷入流俗的情感故事,被一座辽代白塔镇守的岁月稀释,然而塔身垂范人心却不古,于是一段因缘交错在平静与悬疑的对峙下,竟也有了传奇的意思。《李海叔叔》是人与人之间陌生化的直接书写,两个家庭几十年的交往,投射的是中国社会具有普遍意义的人情交往史。父辈和子辈的并置,使亲疏的变迁获得了更加切肤的完整性。父辈所处的农业时代,人与人的交往呈现的是赤裸裸的人性本能的欲望,交杂了历史阴影混淆后的复杂面貌。到了子辈进入城市成为社会主流的时代,他们的人情交往,很大程度上是对父辈生活的模仿,在《慢慢消失的乡村词语》里,感慨着某种稀缺的情感与隔膜如何延续和生长。《士别十年》行文奇崛,细节处是精妙的寒光,最大限度地指证了权力结构的深渊,以及人在其中的异化。“郭缨子淡淡地听着,手中晃着酒杯。里面的液体不断变化着角度。从高处跌到地处,又从低处涌到高处。其实高处低处全无用处,可那些酒就是乐此不疲。”语言是风格的最终体现,一句话的写法也就是一部小说的写法,也就是一个人的写法。作品剔除了对官场生态的直观介入,反之以人的日常活动景象为核心,是否也说明了作家内心蕴藏着更紧要的精神问题需要拷问。只有将人物置身于家常性中去观察,逼视出他们被胁迫后的浑然忘我,才能还原出他们如此享受的被戕害的后果,那些望而生畏的惨烈才会呈现出令人战栗的艺术效果。

这些努力构建的小说世界,完成了一个又一个人物的塑造。落在人一生中的雪,并不是都能被看见。但尹学芸通过她的写作实践,呈现了一种真实的力量。她铺陈了白茫茫的世界真干净,映照着人隐藏的不堪和猥琐,最终这些人物和故事的走向都归于一声叹息,不见得有多么悲剧性的意义,却在某种程度上解剖了中国社会的现状。

人生所有的不快都是源于贪念。贪,主宰了尹学芸小说的每一个人物,他们逐渐被蚕食,成为阴影的一部分,进而波及旁人。尹学芸并没有站在道德制高点对这些人物进行批判,然而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却能轻易地带入读者的体验。小说的核心密码由此被一点点解锁,艺术的呈现在杂志、作家和读者之间合力作用下达到高潮。

在这里,《收获》作为汉语文学重镇所代表的高度,从尹学芸的作品里可以看到实践的意义。经验的、情感的作品,首先展示了美学的纯度,它所充分舒展的故事空间,能让读者深入其中,准确地找到自己的位置,同时反应出身临其境的情感投射,在此基础上,读者才有可能进入到小说作为艺术的第二层空间。伪劣的故事往往连情感反应都无法实现,而在《收获》的高格体系下,尹学芸的小说无疑都能得到第二层空间的确认。

发表于《收获》2017年第一期的《花匠与看门人》,是一篇依赖读者的发现来完成的小说,可能你处于不一样的视角,你所获得的阅读体验都是不同的。谁是螳螂,谁是黄雀,谁又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到的,究竟又是什么?随着故事脉络的纵深,情感张弛起伏,推动了读者从局外人的角度自觉进入窥视者的角色。不仅仅是花匠老陈和看门人老胡,这篇小说里的每一个人,都在试图窥视别人的隐私生活,带着热心的关心的名义,人情的往来钳制了他们做出抗拒的姿态,于是他们变本加厉参与到了窥视对方的行为上,这个通过猜测和想象营造出来的世界,扭曲到了每个人都毫无秘密可言的地步,最恐怖的是这些秘密可能并不是真相。小说在窥视局长与那个香艳女人的关系上,完成了艺术性的审美升级,女人意外死去,为了掩盖丑行,他们私下掩埋了她,于是小说里的每个人都被裹挟期间,惶恐地经受着煎熬。从被动地窥视者到主动窥视别人,罪恶显然不是作品建构的重点,反而是彼此兜着秘密的生活,无处可逃的窥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异,才是小说内在的张力。最后花匠计划“来年还是给人家去看稻田,没有这里挣得多,但比在这里踏实”,看似是他对这个世界的逾越,实际上在小说之外读者的视角里,看到的却是窥视欲的胜利,它如何得意忘形,成为一种生存的法则。

《曾经云罗伞盖》中的钉子户朱玉兰,她所抵抗和捍卫的,可不是通过拆迁谋取的利益最大化,她竭尽全力争取的,是对曾经成就过她的价值观的保护,她的前半生被这些价值观捆绑,断送了一个农村女人所有的希望,因此,朱玉兰的形象象征的是理想与道德的失守,时代无情地背叛了她的相信,轰轰烈烈碾压而过,徒留了她一个人,成为一座充满废墟的村庄。“有关人文的、地理的、历史的、哲学的种种思考,对一座废弃的村庄都不为过。”那从故事层面进入价值层面,对作家以及读者来说,抵达的必然是一个深刻的美学的艺术世界,只有当两者合乎情理地构建起来,其中的递进关系才能不断衍生下去,因为故事后面还有故事。那些拘泥于故事的实效性而忽略了价值追问的写作,最终一定只会被现实世界的庞杂吞没,毕竟再怎么力透纸贺,也难以穷尽当下这个时代的错综复杂,这种对事实世界的复制,不过是一堆生活的赝品。

无论是抒情传统里的情感经验,还是故事营建中的多重空间,都是尹学芸小说艺术的法门,但是,如果小说只停留在情感和欲望产生的空间里,它所企及的高度依然是有限的,不过是基于生活经验的想象,还是无法成为一种精神的突围。经典的小说应该是放在任何时代都有效的,它能潜入历史文化的内部,解锁并回答人们精神的困惑。作家在文本里制造冲突,推导故事,但不去清算这些人物的归处,就好像发现了问题却避而不见,这样的写作恐怕也只会将自己悬空。那些回避了小说世界归属的写作,从根本上来说都是假冒伪劣的小说,消费的是读者的感情,对于存在的根本困境却保持着沉默。这沉默代表了作家的无能和纵容。当小说的感情与空间建立起来以后,解决存在的冲突才是好小说该有的风范,才有资格去抗衡历史的挑剔眼光。

尹学芸显然没有满足于小说艺术的美学高度,新作《望湖楼》就是力图洞悉存在之真相的写作,她把心酸放到了欢乐的层面去探讨,提纯出了精神的重量。作品中的贺三革一家受惠于陶大年,多年以来始终念念不忘,然而庶民贺三革与离休高官陶大年之间是身份的悬殊,这就为善良的开端打开了心酸的立场,同时也启动了小说的情感冲突。“跟富人打交道,倒霉的总是穷人”。于是一场完全超出穷人预算的宴席,奠定了小说悲剧性的存在,陶大年与他的情人及同僚酒饱饭足离开,贺三革的人生命运却从此陡转急下,心酸就在这种矛盾中逐渐深化。尹学芸在呈现如此种种的人性困境时,她对人物的刻画甚至是轻松诙谐的,可是当贺三革意外跌倒瘫痪后,小保姆便架构起了穷人和富人的对峙,她在小说的内在维度上贯彻着一种反抗的作用,迫使每一个人物都躲起来清洗自我精神上的不洁,也让读者作出了情感与价值的反应,而两者融合所实现的质变正是精神的超越,也就是当人们被世界困顿的时候,依然可以获得的肉身之外的自由。

一部作品最终能否从现实主义的架构上,升华出更大的精神可能,主要取决于作家看待世界的方式,如果缺乏对存在的纵深和思考,那她交付的文本一定还是指向了具体的当下,时过境迁就变得黯淡失效。小说中小保姆短信各位高官请求“帮助”的桥段,在如今的民生新闻里早就已经不够新鲜了,尹学芸却能够转化成与文学的现实相遇的形式体验,完成了对一个时代众生浮世绘之精神真相的比喻。艺术的转化验证的是写作者是否具备精神的想象力,是否能够以此为主动性去挑衅存在的边界,剔除现实的障碍和经验的困顿,从而创造出一个新的世界,并指证它恒定的价值体系。

从创作谈中得知,《望湖楼》的初稿在2015年底完成,最终由《收获》发表,其间在汉语文学的江湖只身闯荡,四易其稿,经历了一些文学之外的波折。小说的命运和小说中人物的命运共同地走向了某种突围,作家为纯真的理想获得了缅怀的立场。写作最终的向度大概都是听从于良心的呼唤,良心的冲突正是人性与世界存在的冲突,生存的悲欣发生在良心与世界抗争的那一刻,良心也还是世界的最大公约数。罪与罚,爱与痛,善良和宽容,它们都浓缩在尹学芸的小说空间里,是温柔敦厚雅俗同体的姿态,一个作家能在作品中写尽人世万象,她作品的精神品格当然是值得人敬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