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儿童节曾经内含的关切“儿童需要什么”的积极政治诉求，日益被关注“儿童想买什么”的消费诉求所取代和遮蔽。

儿童节当然无法舍弃其政治、经济方面的属性与内容，但是归根结底，它提醒我们的应该是一种关乎童年的根本精神，一个我们社会、文化的关乎童年的根本伦理。在这里，一个孩子的欢笑是全世界的满足，一个孩子的眼泪是全世界的忧伤。

每年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在各种围绕孩子展开的节庆和消费活动中，人们很容易忘了，儿童节首先是一个政治节日。1925年8月，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关于儿童福利的国际会议上，“国际儿童节”概念首次被提出，其宗旨在于借这样一个世界性的节庆日的确立，提醒人们关注全球儿童的普遍福利，关切全球儿童的生存权益。会议通过的《日内瓦保障儿童宣言》，与1924年发布的《日内瓦儿童权利宣言》一起，开启了20世纪全球儿童权利与权益的保护和推进运动。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儿童问题即是人的问题，认可、伸张儿童的权益和权利，即是更好地认可、伸张人的权益和权利。在这一基本理念的支撑和导引下，20世纪中后期，全球性的儿童福利、权益事业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被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定为儿童节的6月1日，同样是一个充满政治含义的时间点。1942年6月，德国法西斯以恐怖的暴力毁灭了捷克的利迪策村，不但屠杀成人，更枪杀婴儿，囚禁儿童。最初为纪念这一事件而设立的六一国际儿童节，不只是为了纪念在这场灾难中罹难的孩子们，更是以此提醒人们，在任何时候，保护儿童的生命和尊严，保障儿童的权益和权利，都是人类文明不能忘记的一项基本伦理与职责。今天，技术和社会生活的革新正日益越出我们想象的边界，但对那些生存于战火、贫困等境况之中的孩子们来说，身体和精神上的饥饿、贫穷、虐待甚至死亡等苦难，却从不曾远离他们。不论在日常生活还是社会事件中，他们的身影都太弱小了，太容易在权力的天秤上被视而不见。正因如此，设立国际儿童节，在每一年的这个时间以一种仪式性、象征性的聚焦和宣告，向人们大声重申对儿童的关注，大声呼吁对儿童的关切，显得意义重大，同时也格外意味深长。

在一个经济开放、发展的时代，任何节庆大概都会不可避免地被附以经济的内容。自儿童节在世界各国得到普遍的设立和庆祝以来，上述儿童节的政治含义渐渐被儿童节的经济内容所置换。或许，这种变化也在情理之中。从积极的方面看，围绕着儿童节和儿童群体而发生的日益扩大的消费活动，首先是儿童的家庭身份和社会地位得到公众日益广泛认可的一种体现。实际上，对于迅速兴起壮大的当代儿童经济来说，儿童节只是其中数量众多的催化元素之一，我们由此窥见的，是儿童的生活需求和消费意愿在成人的生活价值体系内得到的认可。不论对成人还是儿童，儿童节这个符号都提供了重视童年、满足孩子的一个理由，一次契机。这个姿态本身，无疑是应该予以肯定的。

儿童节经济，或者说，以儿童节经济为代表之一的儿童消费经济，以其特有的影响力参与推动着社会对于儿童需求的了解和关注。既然现代消费经济的活动不仅在于满足既有的需求，更在于不断发现乃至创造新的需求，所以，当儿童消费经济的按钮被触动，它必然会造成一种以儿童消费者群体为对象的日益精细的消费需求考量。在儿童消费史上，这一经济以前所未有的大众影响力和启蒙力，推动了有关童年需求的相关观念、知识的普及。这方面最典型的例证之一，大概是18世纪的英国，作为约翰·洛克哲学及儿童教育思想的信奉者和追随者，现代商业童书之父、英国书商约翰·纽伯瑞以他成功的商业童书营销事业，大大促进了儿童在游戏娱乐中学习的观念在中下层民众意识里的普及。我们看今天围绕着儿童消费者的形象组织起来的消费网络，它对儿童生活各方面的考虑已经相当细密，对于儿童的身体和精神照料，也显出相当的系统性。从这个意义上说，儿童节经济也以自己的方式，回应着儿童节固有的政治诉求。

当然，在我看来，由于这种儿童节经济以盈利为重要目的，它最终构成了对儿童和成人的一种消费压迫。这就是为什么起初为了响应积极的儿童游戏观念而兴起的儿童玩具业，会演变为后来远远开发过度的儿童玩具产业。凭借“儿童节”式的观念或情感勒索，消费经济将众多成人无可奈何地卷入到了儿童消费无止境的竞争中。这个过程里，儿童节经济曾经内含的关切“儿童需要什么”的积极政治诉求，日益被关注“儿童想买什么”的消费诉求所取代和遮蔽。当儿童节仅仅成了一场消费追逐的热闹庆典，它的价值也在这样的追逐中日渐成为可疑的对象。

但我并不主张由今天的儿童节经济简单回到一种关于儿童的政治吁请。我相信，这样的要求可能反而会剥夺这么多年这个节庆在广大儿童群体中培养起来的情感意义。我看重这个节日迄今为止与儿童大众的日常生活建立起的情感联系，同时也认为，关于儿童节的反思应该带着这一重要而珍贵的情感联系，进一步寻求它对于当代儿童生存的现实价值与意义的实现。

今天，儿童节除了致力于为孩子们提供更好的生活福利，或许还应努力为这样一些关于童年的公共思考提供展示和探索的契机。

例如，在今天儿童生活条件普遍比过去更为富足的时代，什么才是对童年的更高尊重？倾听孩子自己的意愿，努力满足他的愿望，其中当然包含了尊重这个孩子的良好愿望。但一味迎合孩子的欲望，一味纵容孩子的需求，恰恰可能是对童年的不够尊重和不负责任。如何在一个消费膨胀的年代，既开放给儿童充分的生活和文化的权益，又为儿童刚刚迈开的脚步把好分寸、守住门槛，恐怕是我们今天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必须面对的一项课题。

又如，在这个儿童生存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的时代，怎样更好地保护一个孩子？进入新世纪以来，媒介和技术的变革给整个社会生活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与此同时，这些变革带来的大量棘手和前所未有的童年问题，也远超我们的预料和想象。许多既有的儿童保护伦理和规则难以及时应对新现实的冲击。自媒介泛滥导致的讯息的过度暴露，媒介启蒙滞后导致的文化上的“新文盲”现象，正在给当代儿童的生存发展带来难以估量的伤害性影响。如何在今天做一个合格的儿童保护人，也许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不容易看清。

再如，在儿童节的欢愉气氛中，如何坚持不忘记它的背后当代童年的另一副面孔：饥饿、穷困、战乱、逃亡以及其间发生的一切不应属于童年的悲剧。童年的这副面孔与我们今天许多人的生活看似遥远，但它实际上一直左右着我们这个世界的运转。只要童年的这副面孔仍然存在，我们的社会和文化的进步便从未真正完成。惟有不忘记它，才有可能去改变它。

我以为，儿童节当然无法舍弃其政治、经济方面的属性与内容，但是归根结底，它提醒我们的应该是一种关乎童年的根本精神，一个我们社会、文化的关乎童年的根本伦理。在这里，一个孩子的欢笑是全世界的满足，一个孩子的眼泪是全世界的忧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