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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

面对重大社会、历史事件，西元的做法不是回避，不是放冷箭，也不是赤膊上阵，而是迂回包抄杀入险境。运用大量的虚写，营造幻境，借用通感进行感官描写，设置隐喻，虚实结合并交叉穿替，游走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之间，用高度艺术化的手段生动再现了时代之殇。

伴随着《战狼2》和《红海行动》高歌猛进的票房，相关的讨论更为热烈。作为不同类型的艺术作品，定位和期待势必不同。但是不得不说，《战狼2》令人难以亲近的部分原因，包括对战争过于浪漫化的表述，对个人能力的无限夸大导致重新坠入个人英雄主义的狭隘立场，反而进一步是对活生生的人的遮蔽。当然这并不是说《红海行动》就是完美无瑕，社会主义国家军事传统和近现代以来全球史视野的缺位，单向度强调枪械、战术令人物被淹没在技术主义倾向之中，都让我同这些作品产生理性和情感上的疏离。正是这种疏离，让我更加珍视西元小说的独到贡献。

西元的创作必定会产生在军事文学序列之中，同时又显然自成体系而区别于一直以来的军事文学范式。相比“无名英雄”这种宣传式的措辞，我更信任傅逸尘对“反英雄叙事”和“英雄主义重构”这样更具学理性的论断。孙武在2000多年前就提出“兵者诡道”的思想，但《Z日》中王大心两次被东瀛女谍潜伏刺探的虚虚实实经历都过于粗线条，正可以窥见其中的传统，即英雄小说中有很多侠义小说的元素，人物豪逸粗野，只用配角补齐心机。这部并非完美却依然精彩的作品，各方面都值得品味。“Z日”之立因为有著名的“D-Day”、著名的诺曼底登陆存在，一部恢弘的造神话语实践，塑造了艾森豪威尔以及配合行动的巴顿和蒙哥马利这些英雄，掩盖了苏军艰苦卓绝的东线攻势，形成了欧美的世界史话语霸权。然而那些在抢滩登陆以及佯攻协同中牺牲的盟军甚至德军士兵，在神话中没有位置。用字母表最后一个字母作为行动代号／小说标题，可能是“中国之日”、“终止战争之日”的缩写，也可能正代表了西元独特的历史观、英雄观，他的笔墨要留给王大心这样有明显失误的普通军人，沉淀到最后一个字母，体察他们鲜活的内心，在这里没有摧毁式输赢的“D”，只有人性的“Z”。

西元不是一个理念式作家，在他的观察里英雄感的消散跟时代变迁也有关。西元看到了农民军人的外部困境，《枯叶的海》中也是王大心，面对城里来的女学生梅，不但没有厌弃其妩媚，反倒因其强悍而心生自卑。除了这种反向的阶级性意识，英雄性的消散与时代变迁的另一面相关，除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军事文化的社会影响力逐渐让位于经济因素，20世纪90年代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快速增长和城市消费群体的形成，让可支配收入拮据的中下层军人体会到了巨大的落差，带着100块钱手表的王大心看着柜台里百万元手表时，塑造英雄形象的根基也就垮塌了。但是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社会转型期的很多现象和观念都成交错状态，20世纪80年代军队文化虽然受到动摇，但传统带来的自豪感还是很实在的，如西元清晰的梳理，20世纪90年代末一系列重大国际国内事件的爆发，刺激了军费大幅上涨，但也造就了《壁下录》中的腐败。到了后者书写的新世纪，军人收入提高，武器装备飞跃，但对人的信仰也造成了严重的侵蚀，呈现出另一种交错状态。

如果说《枯叶的海》中因为时代变迁造成认同感和关联感落实的困难，《壁下录》则又反其道而行，摆脱了传奇小说的模式化、脸谱化写作方式，甚至整部作品几乎没有了原来意义上的“正面人物”，将犯有重大过失的人还原为活生生的社会存在，没有角色的正反界定，只有人物内在的正反面，也就从文件、新闻报道和政治话语中区别出来，既贴近了读者的情感体验，又比小道传闻更加光明磊落。这是西元的创作意图，因为小说明确地将主角的检查材料同其回忆分隔处理。既然有实力相当的正反面，过去意义上的英雄形象既难以树立，也绝不垮塌。

作为西元最知名的代表作，《死亡重奏》的这种矛盾性体现更为鲜明。它有两种介入方式，一种是具体人物的显微描摹，一种是宏阔空间的整体扫视，后一种人物往往是无名的，比如在阵地遭受猛烈炮击后，土皮翻动，慢慢站起一个战士，沙尘从上洒落，推开战友架起重机枪，“瞪着垂死挣扎公牛一般的红眼珠”，这正是一个标准的希腊神话半人半神英雄出世的场景。不过“英雄”是作为“人物”的背景出现的，因为一旦要处理人物的具体经验，就会发现英雄所负载的那一套宏大话语只能部分作用于这些微不足道的小角色。所以魏大骡子这样的人物，具备很多英雄应有的素质，但塑造英雄的基础和模式都被打碎了。王尽美在内外交迫的严酷环境中，举枪瞄准啃尸的野狗，因为手抖准心一直乱晃，战斗质量严重下降，几与平民无异，可以说军人之表已经基本丧失殆尽，但其军人之魂却愈发坚硬。

2016年出版的小说集《界碑》体现出了西元的创作脉络，较早两部中篇小说《界碑》和《遭遇一九五〇年的无名连》分别同后来创作的《色·魔》《死亡重奏》形成呼应。《遭遇一九五〇年的无名连》和《死亡重奏》都涉及到抗美援朝的历史，前者带有一定传统因素，军人的果敢、坚毅、威猛以及悲壮都有所展示；同时因其具备不少革新先声，罗三闯、郭抗美这些士兵也出现了认同感、崇高感难以建立的问题。西元敏感地意识到这个转型过程中，军队文化在传统和现代之间面临的问题，即“道德化”和“职业化”之间的侧重与选择，“子弟兵”、“鱼水情”是否或如何传承。相比“典型”、“英雄”，西元更关注“人”，或许这正是他的军事文学独辟蹊径的核心奥义。但我相信西元并非决绝地舍弃“典型”和“英雄”，毕竟《遭遇一九五〇年的无名连》历史和现实多次闪回的写作方式表明他相信历史对话的可能。

《界碑》和《色·魔》的关联点是都在写喝酒应酬，探讨市场时代下资本和劳动的历史意义。《界碑》中影响战斗力的外在消极因素有二，其一是靠关系办事的腐败，其二是信仰的匮乏。可见创作这部作品时的西元认为军队传统的不可缺失，但他丝毫不否认面对社会的市场化转型，普通军人出现的传统与当下、崇高与世俗、精神与物质的两重性。因为带有传统军事题材的印记，《界碑》多少闪烁着理想主义的色彩，《色·魔》就显得更为冷峻严肃。作为有革命史、笃信政治经济学的资本家，黄某某以一派无所不能的面貌，拥有对投靠他的普通女孩命运的摆布能力。“色”对于男人而言是“魔道”，对于女人而言是“魔力”。“色魔”当指黄某某，但如果中间被间隔开成为“色·魔”，则成为揭示表象与结局的社会批判，不设置真正的英雄，反倒是西元的洞察和悲悯。

作为十分少见的非军人主角军事题材，《黑镜子》在作家创作序列中占据特殊位置。留德量子物理学者王大心在“大跃进”时期进入西部戈壁核武器研制基地，对于那个时代的社会运动，他保持着既不反感又绝对无感的冷漠距离。正是这种距离感让人物迅速发现时代的内核，并与“十七年”和“新时期”的书写模式区隔开。西元的书写进行心灵的体察，超越了伤痕小说的叙事模式。

通过英雄的缺位，提供启蒙者对历史洞察的舞台，如果要活的纯粹和明白，必须将关注重点放回历史。《Z日》主干故事发生在2041年深秋到年终，暗中牵涉着1941年抗日战争处于相持阶段这一中点，是年12月远征军组建，同世界真正连接起来。这样来看西元如此写作用意大抵有二，首先是配合阅读《死亡重奏》《枯叶的海》和后来的《黑镜子》《壁下录》等作，乃是一部关于我们自身历史尤其是军队文化的警示录；另外就是用跳动的节奏激发读者对百年侵华战争史的思考，从而更加清晰敌人是我们自己和我们的国家与社会。历数从唐白江口之战、元日战争、明万历朝鲜战争以及小说处理过的清甲午战争和民国抗日战争，也是我们自己的民族和国家变迁的历程。以日本这个他者为镜，从天下朝贡体系中慢慢形成了自己的民族意识，形成了自己的国家观念，走上了自己的政治道路。从“警示录”的线索再回望《界碑》，不得不感叹作家的坚韧执著与艺高胆大，如此宏大的命题一直是依靠小人物而非英雄体系来支撑。

面对重大社会、历史事件，西元的做法不是回避，不是放冷箭，也不是赤膊上阵，而是迂回包抄杀入险境。运用大量的虚写，营造幻境，借用通感进行感官描写，设置隐喻，虚实结合并交叉穿替，游走在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之间，用高度艺术化的手段生动再现了时代之殇。

不采用以往的英雄体系，但西元自身还是不乏英雄气的。对个人英雄主义的反拨，体现出的是西元的成熟而非青涩的莽撞冲蛮，真正的军人一定是不畏战且不好战，轻言战事者多半对战争有简化或浪漫化的想象，基于同样的原因西元坚定地走在残酷现实主义的路上。

作家西元，一个人，一支笔，一身正气，就是一支军队。2017年新出版的小说集《死亡重奏》收录了作家最具才胆识力的四部作品——《Z日》《枯叶的海》《死亡重奏》《壁下录》，如一柄锋刃，但西元的部队还在制定新的作战计划，执行新的作战任务，因此也更让人期待更漂亮的经典战斗，更新的装备列装，更大规模的集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