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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军:当代作家的精神困境与思想局限 ——以陈忠实为例进行考察

来源:《当代文坛》 | 李建军  2018年05月21日21:08

摘要: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依然处于不够充分的状态,无论是作家的主体精神,还是作品的内在价值,都存在许多不足和残缺。即便像陈忠实这样优秀的作家,也存在始终没有解决的思想问题和始终没有克服的精神危机,这具有很大的典型性和普遍性。本文通过对材料的充分占有和典型个案的解剖,从人格倾向、思想状况和价值立场三个方面,考察了陈忠实及中国当代作家普遍存在的困境和局限,以期对人们认识当代作家的精神困境,提供一些有价值的信息和判断。

关键词 :陈忠实 ;当代作家;精神困境 ;人格倾向;思想能力;价值立场

中国当代文学,整体上看并不成熟,缺少思想深度和精神力度,缺乏那种超越地域和时代局限的普遍而永恒的价值。原因当然是复杂的,但是,作家的主体修养和精神素质方面的缺陷,似乎也是不容回避的问题。具体地说,从作家的人格、思想和价值立场的角度看,当代作家普遍缺乏积极的“动态人格”,缺乏成熟的思想,缺乏稳定的价值立场。正是这样三个方面的“缺乏”,造成了当代文学写作的精神困境和严重局限。

陈忠实是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成就最高的小说家之一。他的《白鹿原》吸纳了20世纪俄罗斯文学、北美文学、拉美文学等世界文学的伟大经验,借鉴了柳青、路遥、王蒙、张炜等中国当代作家的叙事经验,超越了包括《创业史》在内的“十七年文学”的叙事模式,克服了自己身上的种种文学局限,从而将当代的长篇小说创作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然而,在《白鹿原》之后,陈忠实却未能摆脱“成功即终结”魔咒,深深地陷入了创作上的无力状态。他先后完成了从起步阶段到《白鹿原》写作阶段的两次“蝶变”,但却没有更进一步完成从《白鹿原》到新的创作的“豹变”——一种更具批判性、启蒙性和内在深度的文学创作高度。他在创作上逡巡不进的问题,甚至可以被称作“陈忠实难题”。

造成陈忠实创作停滞的原因当然是复杂的,其中既有内在的个人原因,也有外部的社会原因。本文试图从他的人格、思想和价值立场等方面入手,来分析并解答这个文学上的“陈忠实难题”。由于这些问题具有很大的普遍性,所以,对它们的研究就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陈忠实个人所存在的问题,也有助于我们认识许多中国当代作家所存在的问题。

一 人格的倾向:在认同型与批判型之间

人格,按照通常的界定,是指一个人整体的精神面貌,即具有一定倾向性的和比较稳定的心理特征的总和,反映着他的性格、气质、品德、品质、信仰、良心以及由此形成的尊严、魅力等个性特点。它是由先天获得的遗传素质与后天环境相互作用而形成的。

人格是一个含义复杂的概念,既属于社会学和伦理学的范畴,也属于心理学和美学的范畴。它的第一个义项,属于自然人法的范畴,指的是每个人生来就有的个体生命和精神的属性,天然享有的个体权利和地位,通常被称为“人格尊严”。它的第二个义项,主要是指个体经过家庭影响、学校教育和社会影响所形成的自我个性化的情感方式、思维方式和行为风格,最终体现为一种总体性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控制力。人格集中地体现着一个人的教养和道德水准。人们经常用“健全”“伟大”“高尚”和“美好”等形容词来评价积极状态的人格。

人格是一套观念体系,也是一种行为方式。它意味着人对尊严、自由和权利的理解,也意味着人如何处理与他者的关系,尤其是与权力、金钱和利益的关系。就此而言,它本质上是一个伦理学范畴,反映着一个人的道德境界和道德勇气。所谓健全的人格,就是指能够在权力和一切压迫性的力量面前表现出高贵态度、高尚行为和自由意志的人格境界。

在我看来,人格似乎可以分为日常状态下的静态人格与非常状态下的动态人格。前者是一种没有压力前提下的人格反应和人格状态,后者则是处于压力和考验情境的人格反应和人格状态。一切创造性的人文精神活动,本质上都是承受着压力的人格反应。作家的创作活动,就属于典型的非常状态下的人格反应。它要求作家克服日常状态下的人格惰性,勇敢地承受来自现实的压力,积极地实现自己的精神意志,维护自己的人格尊严和人格自由,表达对社会的批判性认知。

就与现实和权力的关系来看,人格还可分为认同型人格和批判型人格。认同型人格是指那种完全接受现实的人格类型。它从不怀疑,也不拒绝,随时准备服从外部的指令,倾向于同现实建构一种同一性关系。对作家来讲,这种人格类型的人,就是一个没有对抗勇气和批判激情的人,就是一个在浅薄和虚假的意义上表现生活的人。相反,批判型人格就是指那种与生活保持理性距离甚至紧张关系的人格。它从不被动地服从外在的指令,也不接受任何未经反思的意见和思想。它试图建构一种与现实积极对话的关系甚至对抗关系。这种积极的批判型人格,是文学写作的决定性的精神基础。可以这样说,一个毫无批判性人格倾向的人,是不可能写出有深度和力量的作品来的,因为,他会像精神上的瞎子一样,看不见心灵的道路,看不见精神的光芒,看不见被遮蔽的真理。

文学是一种典型的人格现象,它是人格在文本中的一种诗意化和象征化的投射。有什么样的人格,就有什么样的文学。人格健全的人,才能写出精神健全的文学;人格伟大的人,才能写出境界高迈的文学。作为一种充满正义感和批判精神的高级文化现象,文学的使命是致力于思考那些与人们的生存密切相关的重大问题,并通过批判性的考察和思想化的叙事,照亮幽暗的现实和被遮蔽的生活场景,向社会提供启蒙性的精神资源。文学要求作家必须在自己内心培养一种成熟的理性意识,一种独立的精神,一种批判型的人格。

村上春树也曾谈到自己作为作家的人格问题。他对人格的分类和比喻很有趣。他说:“假如将人分成‘狗型人格’和‘猫型人格’,我觉得自己堪称彻底的猫型人格。听到‘向右转’的口令,会不由自主地转向左边。虽然这么做的时候常常心生歉疚,但好也罢坏也罢,这是我的天性使然。人有形形色色的天性。只不过我体验过的日本教育体系,在我看来,其目的似乎是培养为共同性效命的‘狗型人格’,有时更是超越此境,甚至要制造出将整个集体引向目的地的‘羊型人格’。”事实上,一切伟大的作家都属于“猫型人格”。这是一种独立的、具有批判倾向的人格类型。

然而,伟大的人格却是一种极为稀缺的精神资源。也就是说,人格成熟而伟大的作家,是非常罕见的。更多的时候,尤其是在过渡时代混乱的精神环境里,作家的人格往往显得复杂而斑驳,表现出一种随时变化、极不稳定的人格状况。变化的时代造就了大量的人格上的变色龙。

像我们这个时代的很多作家一样,陈忠实的人格状况,也呈现着时代所赋予他的复杂性。如果心怀非凡的文学理想,充满实现这文学理想的激情,那么,陈忠实就会进入情绪饱满的创作状态,在一个时间段内,他就具有反思的勇气和批判的锋芒,就会进入动态人格和批判型的人格状态,例如,在写作《白鹿原》的时候,他就是这样。

《白鹿原》是一部挑战性质的小说。它充满了批判历史和还原历史的激情,本质上是一部解构之作、去蔽之作,彻底超越了同一题材小说几十年来形成的叙事模式。它以充满同情和理解的态度,写出了历史的吊诡和人性的复杂,展示了人的悲惨遭遇和悲剧命运。它体现着作家巨大的热情和非凡的创造力。写作《白鹿原》的陈忠实,简直就是一个义无反顾的勇者,心无旁骛地专注于自己的写作,不考虑是否能够出版,是否能够被认同和赞赏,表现出一种积极的动态人格。

然而,一旦结束这种非凡性质的写作,回到日常生活的情境里,他的人格便重又回到了静态人格的水平,表现出对现实和生活的认同意识和妥协姿态。他接受了很多原本应该拒绝的外部干扰和社会指令,做了一些徒然费时劳力的无价值的事情。在文学写作方面,随着批判人格的萎缩和批判精神的弱化,他的现实主义写作的内在热情和突进力量,也随之丧失。

如果从人格发展的角度来考察,我们会发现,许多年前,准确地说,是在自己文学写作的起步阶段和前期阶段,陈忠实有时会在重大而又明显的是非面前,失去判断力,甚至会做出令人惊讶的错误判断和错误选择,有时,则会错误地理解平等而正常的社会关系,近乎随便地表达自己的赞美态度,甚至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感恩冲动。1981年6月25日,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在西安举行茶话会,祝贺陕西三十多位作家的三十六篇(部)文学作品获奖。陈忠实在这个会上有一个发言,后来以《回顾与前瞻》发表了出来。他表达了对自己的创作现状的不满,表达了自己深入生活和继续努力的决心,很动情地抒发了自己的感激之情:

“我的创作,无论数量或质量,都是令人脸红的。作品少,思想艺术水平也不高,基本上属于习作的小故事,还不是真正剖析生活,剖析社会的艺术品。但不管怎样,我这样的“丑小鸭”,能够写出这样一些作品,却是我的父母那一辈庄稼人无论如何无法做到的。这不是他们没有天资,而是他们没有我这一代人的学习和追求某种事业的社会条件。而这个条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浴血奋战取得的,这是铁铸一般的事实。人总不能忘本。在纪念我们党诞生六十周年的时候,回顾自己成长的历史,自然地想到党的恩情。没有党所领导的中国革命的胜利,我的一切,包括现在从事的文学事业,都是无法设想的。”

常存感恩之心,滴水报以涌泉,陈忠实的德性和为人素来如此。这是由他的性格和家教决定的。面对现实与体制,陈忠实显然融入了丰富而浓烈的情感因素。这个似乎也不难理解。他出身平民,家境贫寒,对现实和命运有一种几乎与生俱来的被动心态。来自他者的哪怕一点点眷顾,都会让他心怀感激,念念不忘,甚至会将细小的善举放大为无量的恩德。

然而,对一个从事精神创造活动的作家来讲,必须努力克服自己内心的惰性和恐惧,甚至要克服自己内心的过于强烈的感恩冲动。因为,如果不能让理性引导感情,或者说,不能将自己的感情升华到更为深沉和博大的境界,那么,一个写作者的自由意识、批判勇气和创造能力,就会受到极大制约和压抑。所以,即便在日常生活情境里,一个人格成熟的作家,也要表现出冷静的反思精神和批判意识,而不能轻易加入群体性的狂欢之中。

事实上,早在学生时代,他就是一个下意识地迎合现实甚至与现实妥协的人。在两个高考作文题中,他顺应时代潮流,错误地放弃了《雨中》,而选择了自己并不擅长的《说鬼》,结果使自己的高考作文写得一塌糊涂。这多多少少显示着他早年压抑自己个性的“静态人格”倾向。许多年后,在《我经历的鬼》中,陈忠实深刻地反省了自己当年的逢迎心理:“后来自我检讨,之所以选择我并不擅长的论文体去写‘说鬼’,原是出于一种错误的判断;之所以发生判断的失误,说穿了是自作的小聪明所致成;再扎实说来,是不无投机心理的。我读高中的上世纪60年代初,有一本名为《不怕鬼的故事》的书,不仅风靡全国,而且成为高中生的必读物,是政治课的补充教材……我那时候似乎在私下里隐隐听到一点风声,便自作聪明地选择了论文‘说鬼’的题目,以为正合拍于社会的大命题,肯定要比‘雨中’这类抒情的叙述文更切社会热点……不料却栽倒在‘说鬼’上。”

邢小利深刻地分析了陈忠实这一失误的深层心理动机:“‘雨中’,写记叙文,偏于形象思维,虽为自己擅长,但较为抒情,属于个人性的,难以成为重点,更不会成为热点;‘说鬼’,侧重抽象思维和思考的深度,自己并不擅长,但这个神秘的题目背后关连着深层的社会热点,容易引起关注,说不定会一鸣惊人。陈忠实自我检讨说他这样选择‘不无投机心理’,但若从深层的写作心理分析,也可以看出,陈忠实写作的题材兴趣和思想倾向,不在个人抒情,而在社会层面特别是社会热点。”陈忠实自我批评时所说的“投机心理”,无疑体现着一种消极的人格现象——与世浮沉,和光同尘,审时度势,投其所好。在中国,这样的人格现象,长期而普遍地存在着,实在不足为奇。而陈忠实当时只不过是一个尚未走出校门的少年,有此心思,也很正常,无须苛责。

事实上,陈忠实的“静态人格”,以及在此人格影响下的对社会生活的简单化认同和参与,直到晚年,仍然时时可见。他是个体育迷,而且迷得有点太深,几乎要到失去自我的程度了。2008年7月4日,在《心中的圣火》一文中,他这样表达了自己参与“圣火”传递的豪迈心情:“今天,我举着从奥林匹亚山上采来的圣火火炬,在从小雁塔通往大雁塔的道路上跑过,无论距离长短,都会铸成永久的最神圣的记忆。这圣火已经荡涤记忆里的泥泞。这圣火必然温暖我踏过还可能遭遇的泥泞。圣火留在心中,就是在心中留驻着太阳。”

举办奥运会,当然不失为一件盛事。陈忠实的情感也许是真诚的,但是,他的修辞和表达,却是夸张的,充满了似曾相识的陈词滥调,缺乏最起码的理性和克制。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很多时候,陈忠实的个体人格很容易被集体人格所裹挟,很容易融入群体性的狂欢,很容易丧失距离意识和理性精神。

热爱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是一种很自然的情感倾向,但是,真正伟大的爱国情感,则是理性的、包容的,甚至要有一个批判的向度,就像乔治·桑塔亚那所说的那样:“人们喜欢生活在自己的祖国,对身边的东西有某种亲切感,这是正常的。但是,这样的事实,甚至民族责任感,就像年龄或性别取决于自然命运,都可能是偶然的,因此不能作为永远追求的目标和炫耀的旗帜。”

2005年8月15日,陈忠实写了一篇《也说中国人的情感》。他谈论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中日关系和中美关系。但是,他的视野是狭窄的,也缺乏应该有的思想深度。过于简单的认知和过于情绪化的表达,严重影响了这篇文章的说服力。他的爱国主义热情固然是热烈的,但是,再热烈的情感也无法代替理性的认知。例如,针对“西方右翼势力的言论”,他发了这样一通议论:“我纳闷不解的问题是,中国穷时他说你不行,中国刚刚发展起来又说你‘威胁’,那么,中国如何是好?如何才能使现在这一拨右翼政客闭上鸟嘴?”

在这段文字里,我们没有读到新颖的观点,没有看到深刻的思想,没有看到平静而有力量的修辞表达,只感受到作者简单而直突的情绪发泄。像“鸟嘴”这样的詈骂之语和贬损修辞,恐非一个作家所应该选择的语言风格,因为,它既不得体,也没有力量。对话情境中的语言表达有两种风格,一种是主动风格的积极表达,一种是被动风格的消极表达。前者是言说者的对话,态度是积极的,能够有效地控制自己的情绪,能够选择最好的语体和修辞来展开对话,具有观点新颖、态度冷静、修辞妥帖等特点。后者则相反,言说者被对话者的语境和观点所牵制,在思想和情绪的表达上缺乏积极的应对能力,表现出观点陈旧、情绪锐躁、修辞低效等问题。从修辞效果来看,主动风格属于积极性质的修辞表达,被动风格属于消极性质的修辞表达。陈忠实此处的语言风格和修辞表达,就属于被动风格和消极修辞。

在这篇文章的最后部分,陈忠实这样说道:“我甚至妄断猜想,那些落马的贪污腐败官员,如若能在伸出贪婪掠取的巴掌之前,读一读这些抗日英雄的事迹,也许会把伸出的手收回来,不致成为国家和人民的罪人,也许还能悟到手中的权力真正神圣的使命。”这样的苍白说教,简直天真得使人吃惊。对那些慷慨赴国难的民族英雄,我们当然要世世代代隆重纪念,对他们的功绩当然也应该永永远远铭记在心。但是,想用先辈们的伟大事迹感动那些“贪腐的官员”,感化他们的良心,使他们“把伸出的手收回来”,并领悟到“手中的权力真正神圣的使命”,却无疑是一个良好而虚幻的愿望,甚至可以说,简直就是与虎谋皮,对牛弹琴。试图通过对外国的“右翼分子”的谴责,唤醒中国的“腐败分子”的良心,这不仅偏离了文章的主题,而且也违背关于人性的基本常识。作家的爱国情感,应该达到更高的理性水平和伦理境界,而不应该停留在低层次的情绪发泄和一般性说教。

在《斯丹达尔的教训》中,爱伦堡高度评价司汤达成熟的理性的爱国精神:“斯丹达尔爱法国,但是他不能忍受虚假的赞美,也不能忍受伪爱国主义的叫嚣。他太纯洁了,他不能在欧洲的十字街头捶胸高喊自己祖国的优越性。”一个成熟的作家,要以理性的方式爱自己的祖国。这是一种用冷静的分析态度来表达的爱,也是一种充满深刻思想的爱。

2010年1月23日,陈忠实参加了在西安市长安区举行的纪念《创业史》发表50周年座谈会,谈了自己读《创业史》的回忆和感想。晚上,他打电话给邢小利,问他今天会上的发言合不合适,有没有不妥之处。他只说了他读《创业史》的过程,对《创业史》如何喜爱,没有对柳青和《创业史》进行评价。他在电话里,谈了自己对柳青以及《创业史》所叙写的那段历史的评价:“我觉得,我读《创业史》的理解和感受,《创业史》对当时中国农村社会和农民的反映,基本上是真实的。它写出了那个时代的真实。我读《创业史》的时候,已经上初三了,对世事基本上有了自己的感知。50年代初,农民对于合作化,基本上是真诚地拥护,积极地加入……对《创业史》不管怎样评价,我认为,柳青当时是写出了那个时代农民和农村的真实状况。它首先不是虚假的,或者说不是有意地要搞假大空。”

这样的辩护,或许也不是全然没有道理,但是,它不是一个作家该做的事情。首先,人的动机是很难直接揣度和还原的,一旦陷入“动机”的泥潭,最后必然是各执一词,无法得出可靠的结论;其次,他的“它写出了那个时代的真实”“柳青当时是写出了那个时代农民和农村的真实状况”的判断,是不符合事实的,甚至是完全错误的。蒋善在《史记汇纂》中说司马迁在写《伯夷列传》的时候,“忽无端发一段楚情骚致,如行寒山,万木不禁萧森,如仰神龙嘘云,惊闪千叠,不善迎之,几东句西句,骂座狂醉矣。”比较起来,陈忠实的意识中,就少了司马迁的怀疑倾向;他的言论与文章,则显得过于心平气和,缺乏太史公的“楚情骚致”。

“忽无端发一段楚情骚致,如行寒山,万木不禁萧森,如仰神龙嘘云,惊闪千叠,不善迎之,几东句西句,骂座狂醉矣。”

——《伯夷列传》

那么,为什么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陈忠实在谈论这些问题的时候,还会表现出如此消极的“静态人格”,甚至会得出如此悖理的判断?

首先要到他的人格的基本状况上去找原因。就人格的基本状况来看,陈忠实的人格属于认同型人格,而不是批判型人格。认同意味着丧失距离和接受一切。过度的认同意识会极大地瓦解一个作家的怀疑精神和认知能力。相反,批判则意味着距离,意味着对一切问题和现象都保持理性的质疑态度,甚至要保持一种“驾之而东”的超越心态。然而,陈忠实却不是一个具有彻底的批判精神和反思勇气的作家。他常常不由自主地接受可疑的判断,甚至会勉为其难地为它辩护。由于性格、成长背景、生活习惯和文化意识等复杂的原因,陈忠实与旧的文化体制和文学体制的剥离,并不是完全基于内在自觉的理性行为,而主要是被迫和被动的,是时势造成的。变化了的生活和现实,推动着他改变自己的观念,就像他谈到自己20世纪80年代的“进步”时所说的那样:“如果要说是进步的话,那也是时代在推动着我进步吧。”这就决定了他与历史告别的过程,必然是一个极为被动、沉重甚至痛苦的过程。这也不奇怪。毕竟,从很小的时候起,他接受了那些“克里斯玛”(charisma)人物的影响,接受了那些曾经不容置疑的绝对观念。他从自己所认同的人物那里,获得了一种认识生活和人生的绝对观念和固定标准。

陈忠实为什么没有在《白鹿原》之后写出有分量的作品?原因当然是复杂的。但是,“静态人格”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他没有继续保持写作《白鹿原》时的“批判型人格”状态。一旦失去了这种积极的人格精神,一个作家就会堕入平庸的生活状态——失去了发现真理的勇气,也失去了表达真理的批判激情。他只能维持低水平的写作,会以毫无压力和风险的方式,炮制一大批不痛不痒的平庸之作。

事实上,除了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一些散文,除了被迫回到“原下”以后所写的为数不多的散文和小说,陈忠实堪称佳妙的作品,实在不多。

人格是影响作家写作的重要因素。人格最终制约着作家的写作。如果没有积极的批判型人格,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文学。最后的结论,只能是这样。陈忠实的《白鹿原》为我们提供了正面的经验,而他的消极性质的写作,则提供了大量的反证。

二 分析的难度:在经验与思想之间

思想与人格有着密切的关系。人格是思想的动力,思想是人格的投射。一般来讲,没有健全的人格,也就不大可能有伟大的思想。思想与经验的关系则是相辅相成的。经验使思想丰富,思想使经验深刻。倘若没有思想的照亮和整合,经验便有可能停留在混沌而散乱的状态,就很难成为文学的叙事内容。

如果说,路遥既是经验型的作家,也是思想家型的作家,那么,陈忠实则主要是一个经验型的作家,而很难说是思想家型的作家。

陈忠实曾经这样强调直接的感受和经验对于写作的重要性:“在我个人的创作实践里,还有一个不可或缺的东西,就是对生活的直接感受和直接体验。如果既保持活跃丰富的想象,又对具体一部小说所描写的生活背景和人物生存环境有直接的体验和感受,我就会进入最踏实最自信也最激情的写作状态。”对小说写作来讲,这种对生活的具体感受和经验,无疑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如果没有这种具体而细微的感受,就不会有对细节和氛围的精细而准确的描写,就有可能使叙述流于空洞和苍白。但是,也要认识到,如果没有思想的引导,作家的描写和叙述,就有可能失去方向和内在深度,而所谓细节描写,就有可能流于琐碎和芜杂。

到了晚年,陈忠实反复强调思想对于文学写作的意义。他在《解读一种人生姿态》中说:“作家必须是思想家,这是不需辩证的常理。”但是,他却很少说明,什么样的思想才是真正的思想,什么样的作家才算真正的思想家。在我看来,真正的思想至少应该具备四个条件:批判性、现实性、重要性和建构性。批判性是指它要有怀疑的勇气和否定的意识,要把理性的反思内化为一种稳定的态度;现实性是指它要直面当下,回答当代现实生活中的那些极为迫切的问题;重要性是指它所思考的问题是一些关系到一个民族甚至整个人类的大问题;建构性是指它要通过深刻的论述或叙事,提出一些新的判断和足以影响或改变旧的认知结构的结论。

依照这“四个条件”来解读陈忠实的作品,我们就会发现,他本质上是一个朴实而又诚实的经验型作家,虽然有一定思想能力,但却很难说是一个思想家。例如,他在《文学的信念与理想》中说:“从一个作家创作的角度讲……作家的能力、解析当代社会和历史生活的思想穿透力,关键还在这方面。现在大量历史题材的小说、皇帝小说(也没看很多、从电视上看),大多局限在权力的诉说之中,甚至有一种对封建权力的崇拜和阴谋权力的某种兴趣……作为一个作家,我只问他的思想和立场是什么?作家透视历史宫闱的力量有没有?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封建制度确有它辉煌的一面,但其作为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一段,毕竟是一个非常落后的社会制度,回头看看历史,我觉得作家首先要有穿透封建权力的思想和对独裁制度批判的力量,但是现在看不到,全部是把历史当作对有所作为的皇帝的歌颂,甚至在歌颂有所作为的那一面的同时,把其对老百姓非常残忍的一面或隐而不提,或全部抹杀了。作家的思想穿透力远远没有达到‘五四’时代新文化先行者对于历史认识的力度。”他对“思想”的认识,都是常见的流口常谈,实在说不上有多么深刻。他既没有对“思想”概念作必要的界定,也没有说明作家的思想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性质和特点。他将“认识”与“立场”关联起来,但却没有说明什么样的“立场”,才是作家应该选择的,才有助于“认识”的深化。他所谈论的“思想”,似乎就是一般意义上的认识,而不是具有哲学意味的真正意义上的“思想”。思想虽然也包含着对具体问题的认识,但却远比这种“认识”要丰富和博大。

用这样的“思想标准”来衡量,陈忠实的《白鹿原》无疑是有深度的,甚至可以说,是富有思想含量的:它改变了人们对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简单化认识、对传统伦理道德的刻板印象,丰富了人们对“人性”和“革命”的想象和理解。但是,他的思想意识并不成熟,思想能力也不稳定。他晚年的很多作品和言论,就很难说是有思想的。例如,针对关于关中人和陕西人“封闭保守”的批评,陈忠实晚年写了一篇题为《为城墙洗唾》的辩护文章:“我所知道的史实,重要的有这样几个,西安是响应辛亥革命且完成‘反正’最早的几个城市之一。陕西的共产党人在陕西传播共产主义几乎与全国同步。陕西农民运动开展的广泛和深入程度只次于湖南,仅蓝田一个县就有八百多个村庄建立了农民协会……‘西安事变’怎么看都是扭转中国局势的大手笔。且不说毛泽东和党中央在延安的十三年这样人人皆知的史实了。我便简单设问:在这些标志着中国现代史的重要历史阶段,西安、关中乃至陕西人的举动都毫无疑义地显示着最新思维最新观念和最果决的行动,城墙把哪一位先驱者封闭捂死了?怎么会把改革开放以来的封闭的渊源,突然瞅中了古城墙?”

陈忠实似乎完全忽略了人们批评“城墙”的参照体系和评价尺度。用二十一世纪社会发展的现代性尺度来衡量,就当下的情形来看,陕西(包括陕西之外的很多地方)的经济和文化,确实显得有些保守和落后,缺乏生气和活力。然而,陈忠实的辩护,却完全是“后视性”的,即用历史上的仅仅局限于个别方面的“辉煌”,来证明陕西和陕西人不仅不落后,而且,还在整体上显示着“最新思维最新观念和最果决的行动”,就像人家批评你家现在的马养得不好,实在太瘦了,你却强辩说,我家过去的骡子养得特别好,个个膘肥体壮。因为完全脱离了当下语境,所以,这样的辩护是无效的。它是情绪,而不是思想;它是情绪性的发泄,而不是思想性的表达。什么时候陕西用真正的新文化和新精神,证明了自己的开放性和现代性,那么,那些所谓的“唾”,也就不洗自消了。

在《我们没有史诗,是思想缺乏力度》中,陈忠实也谈到了“思想”问题:“作家独立独自的思想,对生活——历史的或现实的——就会发生独特的体验,这种体验决定着作品的品相。思想的深刻性准确性和独特性,注定着作家从生活体验到生命体验的独到的深刻性。这也应该是文学创作的常识。”陈忠实准确地揭示了“思想”与“体验”的关系——“思想”决定着作家体验生活的“深刻性”。他也注意到了“思想”的政治维度,但是,他将思想与“建设性的政治的热情”混为一谈,却从根本上取消了“思想”的“建设性”。

本来,厘清思想的正误和道德的善恶,是有着可靠的普适性标准的;据此标准来认知和判断,也并非难事。但是,对陈忠实来讲,彻底否定一个已被接受和认同的观念体系,是一件非常复杂和困难的事情。这是因为,他的情感因素侵入了理智之中,影响着理性活动的纯粹性和彻底性。于是,他便陷入了依违两难、唯唯否否的矛盾状态。他说:“我对生活的回嚼类似‘分离’,但又不尽然,在于精神和思维的‘分离’……反复回嚼反复判断也未必都能获得一个明朗的选择;尤其是在这个回嚼过程中,对于昨日既有且稳定了不知多少年的理论、观念,且不说审视、判断和选择的艰难,即使做出了劣和优的判断和选择,而要把那个‘劣’从心里和精神的习惯上涤荡出去,无异于在心理上进行一种剥刮腐肉的手术。我选用‘剥离’这个词儿,更切合我的那一段写作生活。”他的“剥离”之所以艰难和痛苦,是因为,他表达自己思想的态度不够明朗和坚决,否定“劣”的思想的态度不够彻底和决绝。面对那些“劣”的思想,他甚至还有点温情脉脉,以至于直到晚年,从他的文字里,人们还可以看到对“劣”的思想的“输诚性抒情”。

总之,在考察陈忠实价值立场的时候,我们要根据事实来下判断,就像邢小利所说的那样:“陈忠实经常讲作家要有思想性,而作家的思想性与思想家的思想——成一定体系的哲学性思考是不同的,有人说老陈是思想家,这个问题可以探讨。比如对于他所熟悉的农村、农民、农业来说,他实际更多的是从生活的经验的角度看问题……一点感悟,一些生活经验,甚至一些听起来也不乏精警的看法,只能说是思想的火花,很难说就是什么思想,更不敢说就是什么思想家。作家要用作家的标准去衡量和评论,乱戴高帽子有时反而不好。”虽然,陈忠实对某些具体的问题有着深刻的思考,但不能因此便将“思想家”的高帽子,戴在他的头上。与其说他是一个思想家,不如说他是一个朴实的经验主义者。丰富的人生经验和深刻的生命体验成就了他的写作,帮助他成功地实现了自己最直接、最具体的文学理想——写出了一部可以传世和“垫棺作枕”的杰作,从而为自己赢得了极高的文学声誉和牢固的文学地位。

是的,陈忠实的写作更多地依赖于他的感受和经验。他的经验是丰富的,认识有时也是深刻的。当他将这些经验与深刻的认识结合起来的时候,他就可以写出像《白鹿原》这样的杰作。但是,更多的时候,他对沉重的历史和复杂的现实,缺乏批判性的分析和思想性的把握,所以,他的写作就失去了方向和活力。可以说,生活的经验成就了他,但思想的贫乏却限制了他。

思想的匮乏必然导致写作的碎片化和浮泛化。陈忠实晚年的大量实用性写作,就给人一种芜杂而无意义的感觉。他率尔操觚,随意为文,写了大量的人情文章和应景文章。他谈吃,谈体育,谈足球比赛,谈听完报告的感受。作为一个成就巨大而德性朴茂的小说家,他几乎变成了“序言”和“读后感”的不厌其烦的写作者。他甚至会为一个几乎完全不相干的人写好几篇“序言”。一个思想家只会对意义世界的事情感兴趣,而不会在这些近乎无聊的事情上枉抛心力,浪费时间。

布罗茨基在《空中灾难》中说:“如果俄罗斯散文有任何传统的话,那就是寻找比现有可获得的更伟大的思想,对人类状况的更彻底的分析,寻找可舀取的更好的资源,以便忍受现实的围困。”其实,这不应该仅仅被视为俄罗斯文学的传统,而应该被当作整个人类文学的一项重要的使命。一个有伟大的文学抱负的作家,就应该是具有人类情怀和现实意识的作家。他为人类的生存境遇而焦虑,试图通过艰难的努力,为人们提供伟大的新思想,以便人们用它来对抗沉重的现实。

倘若今天的中国作家想写出超越《白鹿原》的作品,那么,他就应该在陈忠实止步的地方向前迈进。他要有自己的批判性和建构性的思想,要对自己民族和国家的历史和现实有深刻的理解,只有这样,他才能在更加开阔的精神视野里,创造出真正具有思想价值、伦理价值和美学价值的伟大作品。

三 折衷主义者:价值立场与价值整合

文学写作是一种表现价值诉求的创造活动。作为一种价值选择和价值建构,它离不开一定的价值立场。价值立场决定了文学写作的基本方向和精神风貌。

完全没有价值立场和价值倾向的文学写作是不可想象的,就像爱伦堡在谈到司汤达时所说的那样:“斯丹达尔和一切大作家,从但丁到托尔斯泰一样,在自己的作品中都有倾向性。倾向性是强烈的情绪,它不会干扰作者,而那些反对倾向性的作家的作品,他们的倾向性不会比斯丹达尔的少。”立场和倾向意味着价值主张和写作态度。它甚至包含着形而上的信念,就像米沃什所说的那样:“对创作者来说,除了相信某种内心的召唤之外,别无他法;甚至为了表达他觉得是真理的东西,可以付出一切代价。这种内心的召唤如果没有以一种形而上的信念作为依据,便是荒谬。这种形而上的信念就是相信存在一些超越人为因素的永恒不变的价值。”

那么,陈忠实有没有明确而牢固的文学立场呢?他的内心,有没有这种形而上的“永恒不变的价值”呢?这是一个问题,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这不仅是陈忠实的问题,也是绝大多数中国当代作家的问题。

缺乏“倾向性”“价值立场”“形而上的信念”和“永恒不变的价值”,正是中国作家中普遍存在的问题,也是我们的文学很难达到理想境界的一个重要原因。布罗茨基在批评20世纪的俄罗斯叙事文学的时候说:“不管是在创新方面还是在总体世界观方面,今日俄罗斯散文都没有提供任何质量上的新东西。”今日之中国文学,似乎亦可作如是观。

陈忠实起步阶段和前期阶段的价值立场是依附性的。这与他接受的教育程度有关,也与他的身世和成长经历有关。他终其一生,都是一个站在农民立场来写作的人。持有“农民立场”的作家,贴近底层,作品中总是弥散着浓郁的田园气息,具有令人惬意的亲切感。但是,陈忠实始终是一个农民作家而不是知识分子作家。他所选择的价值立场,也基本是农民立场,而不是知识分子立场;是族群主义立场,而不是人类主义立场;是国家主义立场,而不是世界主义立场。他是中国的柯尔卓夫,而不是中国的托尔斯泰;放到中国语境里来看,他既不是陶渊明,也不是杜甫,更不是司马迁。他没有陶渊明的超脱和散淡,没有杜甫的沉郁和顿挫,更没有司马迁批判权力的游侠般刚猛的勇气。邢小利对他的价值立场和精神矛盾,有极为深刻的分析:

“从中国文化和精神的谱系上看,陈忠实既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文人,也不属于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的经历,他所受的教育,以及由经历和教育所形成的生活观念和思想观念,都更接近于中国农民的生活观念和思想观念……总之,无论是文人还是知识分子,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坚持独立之人格,自由之精神。说陈忠实既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文人,也不属于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着眼点就在于此。”

在十年浩劫期间,他像几乎所有的人一样,缺乏现代的文明修养和公民意识,没有正确地理解公民与政治人物的关系,曾发表过不少崇拜和热爱领袖人物的文章。他的情感非常投入,态度极端虔诚,显然存在情感过甚而理性不足的问题,足以见出他早先的心性与性格。邢小利曾经通过对陈忠实青年时期的经历和文学观的考察,揭示了他前期作为“工农兵业余作者”的特殊的心理状态与人格状态。

在很长的时间里,陈忠实的情感和思想,都是幼稚和不成熟的,并没有形成自己的明晰的价值理念和牢固的价值立场。但是,他也会接受时代风气的影响,与时俱进,认识和态度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就此而言,他是一个游移不定的“折衷主义者”(eclectic)。至于向哪个方向“游移”,按照什么尺度来“折中”,则决定于时代的风气。

在陈忠实的理解中,中国的“传统”,由三个体系构成:一个是“孔子的东西”,一个是“五四”,一个是“后来的阶级斗争观念”(这个命名其实并不准确,因为它背后的意识形态体系的内容构成,远不止“阶级斗争”这一点),“那么,你究竟定点在哪一个传统上头?我觉得哪一个也是不可靠的。”其实,对这三个传统,陈忠实在不同的语境里,都有认同和接受。明白了这一点,就不难解释他为什么要用赞赏的笔调描写朱先生和白嘉轩身上的古风与厚德。凡此种种,足以说明,陈忠实终其一生,都是一个被动而游移的“折衷主义者”,而不是一个主动而坚定的“建构主义者”。

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很长时间里,他接受民粹主义文学理念,并自觉地按照这种理念来写作。虽然在具体的写作过程中,他会不自觉地突破这种理念的约束,但是,就基本的价值立场来看,他似乎很少清醒地怀疑和否定它。在1976年之前,他全盘接受那种工具主义的文学理念和写作规范,自觉地将自己的写作纳入时代的整体性框架中。就像邢小利所分析的那样,他的文学价值观和文学写作立场,都存在工具主义的问题:“传统文人和知识分子认为‘人’或‘我’是独立的‘个人’,而作为工农兵‘业余作者’时期的陈忠实,与传统文人和知识分子对人的认识不同,他认同的是那个时代的普遍意识,没有独立的‘个人’的存在,只有作为‘人民’一员的‘群众’的存在。”在他这个时期的意识里,对自我、个人、自由和尊严等问题,并没有认识,对文学的根本使命和基本价值,也缺乏了解。他自己的文学态度和价值立场还远远没有形成。

2011年7月18日,为了给《陈忠实评传》做准备,陈忠实建议邢小利提出一些问题,他来回答。邢以书面形式向陈忠实提了8个问题:

邢以书面形式向陈忠实提了8个问题:

1,“您的人生经验非常丰富,您在从心所欲之年,关于生命,关于人生,有什么样的体会或者是概括?”

2,“我注意到,在许多公开的场合或谈话中,您都强调,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人格非常重要,思想非常重要。我现在想问的是,您的‘思想’是什么……您的思想观念,您的文化立场,归属于或者说倾向于哪一个或哪几个思想资源?或者,您有自己的另外的表述?”

3,“请您介绍一些您和您的作品较为重要的研讨会,并谈谈您的感受和评价。”

4,“您对文学的追求和理解都经历了哪些阶段和变化?这些变化与时代精神和个人心理有着怎样的关系?”

5,“在您的文学生涯中,最痛心和最难以超越的创作障碍(个人心理的、个人艺术素养的、意识形态调控的知识系统、生活本身的局限等等)是什么?您是如何面对的(请结合具体创作详述)?”

6,“70年来,您的生活中肯定曾经遇到过人们常说的那种‘坎儿’,您当时是如何认识这些‘坎儿’的,如何迈过?如今再回首这些‘坎儿’,您的认识又是怎样的?”

7,“您能否描述一下您所观察到的和感受到的中国人的精神历程?您认为当下中国人精神中存在的最大问题是什么?您的创作历程包括具体创作是如何与中国人的精神状况产生互动关系的?”

8,“您对70岁以后的生活有什么打算?您打算以什么样的心态和姿态面对未来的生活?”

这些问题,问得很有水平,也很尖锐,涉及到了“思想”和“人格”等许多重要问题,而其中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文化选择和价值立场的问题。邢小利胪列了五个文化选项和五种价值立场:“儒道释”三家,再加上西方的“两种思想”——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他所提出的最具挑战意义的问题是:“您的思想观念,您的文化立场,归属于或者说倾向于哪一个或哪几个思想资源?或者,您有自己的另外的表述?”

据我所知,关于这些问题,陈忠实没有任何回应。他所接受的教育,不足以支持他回答这些问题。他的特殊经历和身份,也影响他回答这些问题。

在我看来,对“儒道释”诸家,他缺乏系统的知识储备,也没有深刻的体认,所以,很难全面地接受和认同。由于长期接受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他对自由主义等现代价值体系,也缺乏理解的同情,所以,在态度上是排斥的,在认知上则是不甚了了。

就价值立场来看,他大体上是一个朴素的民粹主义者。只不过,作为折中性的补充,他后来给自己的价值立场下面,垫了两块“五四”的石头——一块是“反封建”,一块是“人道主义”。当然,经过他的切割,这两块石头的大小,并不相等:前一块有砖头那么大,后一块却只有馒头那么大。

他对“女性”的同情态度,对女性地位和解放问题的关注,对男权思想的批判,都与“五四”的“反封建”影响分不开。他的《沉重之尘》《贞节带与斗兽场》等散文,所表达的就是对女性命运的关注,而《白鹿原》中最打动人心的地方,也是关于田小娥等女性命运的叙事。

他的“人道主义”,也被限制在有限的范围,只是一种具体情境里的态度和情感反应,并没有上升为一种坚固的价值立场和完整的思想体系。也就是说,他是一个有限定的人道主义者,而不是普遍的人道主义者。真正的人道主义,像大地一样无垠,像天空一样辽阔,是没有任何狭隘的歧视意识和阶级偏见的。

至于“五四”的另一个核心理念“自由”,他就更加隔膜,既缺乏深刻的理解,也缺乏强烈的共鸣。他有“解放”意识和“反抗”意识,但没有权利意识和自由意识。个性在他的意识中,并没有扎下根来。在他的意识世界,整体性意识远比个性意识更具主宰性。

像许多中国当代作家一样,陈忠实的价值立场是依赖性的,是由他者来建构的。他也许会在局部和细小的地方,吸纳别的价值观,甚至接受别的文化立场的影响,例如,在小说叙事中接受《静静的顿河》的人性化描写和《百年孤独》的历史意识。但是,就主体来看,他的文化意识和价值图景,并不十分清晰,因为,他并没有形成属于自己的坚牢而可靠的价值立场。他之所以未能在“蝶变”之后,实现文学精神上的“豹变”,究其原因,盖在于此。

即便如此,他也是一个创造了奇迹的伟大的作家。他必将因为《白鹿原》这部杰作而垂馨千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