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从新时期到新世纪，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学走过了40年的历史进程，也铸就了前所少有的历史的辉煌。回顾这段筚路蓝缕的行进过程，仰望这得来不易的文学伟绩，人们不能忘怀那些为新时期文学竭尽心力的人们，尤其是那些披荆斩棘的开路者，激浊扬清的先行者。

在新时期文学从无到有、有小到大的发展演进中，文学的组织领导者、作家艺术家、理论批评家、编辑出版家等，都从不同的角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做出了各自的突出奉献。但比较而言，在那样一个劫后复苏的特殊时期，文艺的组织领导者因处于改革开放的风口浪尖，置身思想解放的前沿阵地，地位更为重要，作用更为重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们高度评价周扬、张光年、陈荒煤、冯牧等老一辈革命文艺家的功绩。而陈荒煤作为其中的一位，因在文艺组织的恢复与重建、文艺思想观念的拨乱反正、文艺创作新潮的推波助澜等多方面的除旧布新，不避汤火，呕心沥血，更引人为之瞩目，也更令人难以忘怀。

一

志在文学创作的陈荒煤，自青年时代写了一些小说、报告文学之外，1938年进入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任教之后，就根据当时革命文艺运动的需要辗转于各个解放区，基本上以文艺的组织领导工作为主了。全国解放之后，他先后任过天津市军管会文艺处长、武汉军管会文教部副部长、中南军区文化部长，中南局宣传部副部长，文化部电影局局长，文化部副部长，直到“文革”前夕被“下放”到重庆，之后一直处于被批判、被管制的境地。

1978年，恢复工作的陈荒煤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协助所长沙汀主持日常工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是“文革”后最早恢复的学术机构，复出之后的陈荒煤，在这一时期，迅速进入履职状态，倾注着极大的热情，全身心地投入繁忙而紧张的工作。据了解内情的王平凡记忆，这段时间，由陈荒煤主持或主办的大事即有：组织全所同志进行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依托《文学评论》，深入开展揭批“四人帮”思想流毒，澄清被他们搞乱的文艺思想；主持编辑《周恩来与文艺》《周恩来与艺术家们》；提出总结30年社会主义文艺工作的经验与教训，并在所内外作《关于总结文艺30年问题》《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更好地发展文学事业》等重要报告；受院领导委托，在1979年主持召开“全国学科规划会议”；为错划右派的同志落实政策，面向社会招聘年轻的研究人员，落实研究生的培养计划与教学工作。这些工作，立足于文学所，辐射于文学界，无论是对于文学所的工作迅速走上正轨，还是文学界恢复正常工作状态，都起到了积极而有力的引领与推动作用。

同一时期，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中国文联、中国作协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恢复工作。1979年间，还在文学所副所长任上的陈荒煤，先后出任筹备恢复中的中国文联党组副书记，中国作协临时党组代理书记，并参与了第四次全国文代会、第三次作代会的筹备工作，并在第三次作代会上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1981年2月，陈荒煤重返“文革”前的岗位，复任文化部副部长，主管电影工作。1982年，改任文化部顾问。在此期间，他除去电影领域的创作与生产、研究与评论的组织与领导工作之外，还主导或参与主导了一些全国性文学与电影学术团体的组建与成立，如中国鲁迅学会，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中国文艺理论学会，中国赵树理研究会，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中国夏衍电影学会等。可以说，在百业待兴的新时期，他为文艺事业的恢复和建设投入了最大的精力，付出了最多的心血。而且这些工作十分广泛，行业相当多样，跨越了文学、文艺和文化，涉及到研究机构、政府部门和民间团体。在新时期文艺的复苏与建设中，陈荒煤显现了他多面手的卓越才能，也做出了多方面的重要贡献。

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繁荣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其优势独具的体制与机制，依赖于深谙文艺规律的组织者与领导者。正是这种体制的有效保障，机制的有力运行，这些组织者、领导者的秉要执本和尽职尽责，才使新时期文学有了波澜壮阔的奋勇前行，并走过90年代的风风雨雨，阔步走向新的世纪。因此，着力于新时期文学体制与机制的恢复与建设，又多方面发挥自己的组织才能与领导艺术的陈荒煤，不仅既往开来，建树甚多，而且拔新领异，独一无二。

二

陈荒煤与周扬、张光年、冯牧等老一辈文艺界领导者一样，有着相似的经历，多重的身份。他们都是以从事文艺工作的方式投身于革命事业，兼有文艺界领导人、作家、理论批评家的多重身份。因此，无论是身处研究机构，还是文艺团体，抑或是党政部门，他都有着敏锐的思想警觉，活跃的理性思维和强烈的问题意识，并以顺应时代潮流，切近文艺规律的方式，大力推动文艺界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拨乱反正的斗争。

陈荒煤到文学研究所之后，便着手主抓了两个方面的工作，一个是以《文学评论》《文学研究动态》等刊物为平台，在文艺思想观念上，彻底揭批“四人帮”，深入批判“两个凡是”，以突破“左”的禁区的新问题、新观点，推动文艺战线的思想解放不断向前。另一方面，提出以周恩来重视知识分子、推动文艺发展的文艺思想为指导，总结新中国文艺发展的经验与教训。为此，他写作了深刻解读周恩来重要文艺讲话的《一个重要的历史文献》等文章，力求在阐发正确文艺思想的同时，厘清文艺的思想路线，端正文艺理论思想。对于陈荒煤在这一时期的作用，与陈荒煤同过事又了解他的许觉民表述过这样的看法：“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文艺界贯彻执行拨乱反正的斗争中，文艺界的一些老同志一直在前面作为先驱，起着振聋发聩的作用，陈荒煤就是其中的一位。”“我以为，正是从那时开始，文学研究所的工作逐渐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层次。”

在1979年的四次文代会之后，文艺界逐步掀起文艺与政治关系的大讨论。陈荒煤在这一重大文艺问题的讨论中，不仅在文学所组织大家积极讨论，各抒己见；而且利用一些全国性学术会议在更大范围开展论争。如1980年的庐山召开的全国高校文艺理论研究会，就以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为总议题。身为研究会顾问的陈荒煤，不仅全程出席，聆听发言，参与讨论，还在会议的发言中明确指出：“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个口号，不够全面，不够科学。它不能概括文学艺术全部复杂的现象，不完全符合文学艺术的特征规律，并不能概括文学艺术的全部功能。”这些旗帜鲜明的意见，有力地推动了这一讨论走向深入并取得积极的成果。

因为长期从事电影事业的组织领导工作，陈荒煤在这一时期也特别关注电影界的思想解放与创作发展。1978年，他到云南昆明开会，听说电影《阿诗玛》的女主演杨丽坤因在“文革”中遭受迫害而精神失常，由此联想到好的电影不能公映，优秀的演员背负罪名，骨鲠在喉的他回京之后，便写了一篇情真意切的文章《阿诗玛，你在哪里》，发表于《人民日报》。文章虽由电影《阿诗玛》的个案说起，但涉及的却是怎样看待“十七年”期间的影片，如何对待辛勤付出的电影工作者的大问题。这篇文章发表之后，立刻引起很大反响，并直接推动了“十七年”影片的解禁和遭受迫害的电影工作者的相继平反。但写这篇文章，陈荒煤冒了很大的风险，面临了很大的压力。有关部门的领导人对此文很有意见，使得胡乔木和周扬先后找陈荒煤谈话。陈荒煤专给周扬写信说明情况之后，在信的末尾坦然表示：“无非罢官，去做老百姓”。揭真相，决不掩饰，态度是何等坚决；说真话，绝不屈服，精神是何等的无畏。这怎能不让人为之敬服？

三

新时期文学在创作上的第一声春雷，当属“伤痕文学”。而“伤痕文学”的开山之作卢新华的《伤痕》甫一发表，陈荒煤就看到这一作品在伤感之中隐含的思想锐意，代表的新的创作倾向，毫不迟疑地及时著文予以支持。随后，伴随着“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归来者文学”、“知青文学”等倾向向人们走来的新人新作，陈荒煤都以作序、写信、撰文等方式，予以热情的评说，积极的推介，可以说有求必应，不遗余力。正是这种热情评新作、积极推新人的做法，使他成为新时期中发现“千里马”最多的文坛“伯乐”之一。

1977年到1978年间，卢新华的《伤痕》，刘心武的《班主任》发表之后，在当时的文学界引起了不小的争论。这个时候，陈荒煤挺身而出，撰写了《〈伤痕〉也触动了文艺创作的伤痕》《解放思想，相信群众》等文章，不仅及时肯定了作品的突破性意义，而且对积极支持这些作品的讨论也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热情洋溢地指出：“北京文艺界对《班主任》等一批作品的讨论，上海《文汇报》对《伤痕》的讨论，这个风气开得好，好就好在积极支持一批年青的作者闯开了一些‘禁区’。”

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出版《1977—1978年短篇小说》时，陈荒煤在《篇短意深，气象一新》的序言中，兴致勃勃地向人们评介和推荐刘心武、王亚平、李陀、张洁、贾大山、贾平凹等人的作品，并在精到细致的赏鉴中，情不自禁地写道：“这一股新的力量，朝气蓬勃，像一把尖刀无所畏惧地突破各种‘禁区’，奋勇前进！”在热情的赞许中，寄寓着老战士对于新生力量的殷切期望。

当工人作家蒋子龙一度遇到无理的责难，陈荒煤挺身而出，在为《蒋子龙短篇小说集》所作的序言中，义无反顾地指出：蒋子龙“不仅热情洋溢地描写了工业战线上更多闯将，自己也做了文学战线上的闯将”，从而给作家以排除障碍、继续探索的勇气。

青年作家晓风有感于文艺报刊重“名”不重“文”的现象，投书于陈荒煤，呼呼为青年作家打开创作的“闸门”。陈荒煤及时写信予以支持，还就如何发现和培养文艺战线的新生力量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措施，并把两封信一并交于《人民日报》发表，使更多的人们得以聆听广大青年文学写作者的强烈心声。

陈荒煤对于青年作者不仅热情爱护，而且严格要求，经常向他们提建议、敲警钟。他在《对青年作家的希望》一文中，建议青年作家在钻研创作技巧的同时，学点马列主义和文艺理论，在写自己熟悉的生活的同时，努力去熟悉自己还不熟悉的新生活，等等。这既反映了陈荒煤对青年作家茁壮成长的深切关怀，也反映了他对青年作家所长与所短的深刻了解。毋庸置疑，这些工作对于青年作家发挥长处，纠正不足，以及造成更多文学新人出现的良好环境与氛围，是或多或少地发挥了有益的作用的。如果说，新时期接踵出现的文学新人以他们扎扎实实的进步，证明他们不愧为文学创作中承上启下的生力军的话，这也向人们证明，陈荒煤及其老一辈文艺家、评论家，在扶持文学新人上的努力，卓有远见，是做出了具有战略意义的贡献的。

1997年岁末，在陈荒煤逝世一周年之际出版的《忆荒煤》（中国电影出版社1997年12月版）一书中，汇集了文学文艺界从领导者、作家、艺术家，到评论家、研究者等100多人撰写的怀念陈荒煤的文章，从方方面面记述了在与陈荒煤的交往中，陈荒煤对他们工作的支持、事业的帮助和个人的关怀。其中不少人都由陈荒煤名字中的“煤”字想开去，畅谈陈荒煤“孺子牛”般的奉献人生。如“荒煤仍在燃烧”（黄宗江、石曼），“荒煤之火永远不熄”（张守仁），“永不熄灭的燃烧”（张抗抗）等。我想，这些饱含深情又颇带象征意义的描述，是对陈荒煤一生辛劳的最好总结，是对他敬业精神的最好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