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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焕星:“回到鲁迅”之辨

来源:《鲁迅研究月刊》 | 邱焕星  2018年05月17日09:28

“首先回到鲁迅那里去”,是八十年代中期王富仁在其博士论文中提出的著名口号,由于它的革命性意义,最终获得了学界的普遍认同,并进一步浓缩为“回到鲁迅”,实际成为了之后鲁迅研究的理论支点,以及研究者批判现实的重要武器,它给了倡导者如此强烈的鼓舞和自信,以致在不同的时期和不同的场合,我们经常听到“回到鲁迅”的强力呼吁。[1]但是,多数使用者对这个日渐不证自明的口号缺少足够的反思,事实上,这并非是一个清楚明白、无可怀疑的命题,可以以此作为整个知识体系的坚固基础。一个直接的表征就是,提倡者都在宣称“回到鲁迅”,然而相互之间却陷入了混战状态,譬如2000年围绕着《收获》的“走近鲁迅”而产生的论争,王朔、冯骥才认为自己看到的才是真实的鲁迅,然而朱振国、陈漱渝等人显然不这么看,更有第三方认为他们是各有凸显和遮蔽。

既有研究中对“回到鲁迅”命题进行过反思的,最早应该是汪晖的《鲁迅研究的历史批判》(《文学评论》1988年第6期),他一方面从政治视野肯定了“回到鲁迅”的“去意识形态”意义,另一方面指出口号的“批判性是有限的”。汪晖以伽达默尔的解释学理论为基础,从认识论的角度指出“回到鲁迅”以“思想革命”为起点和终点,具有先验论、决定论和反映论的缺陷,“实际上不可能从整体上、结构上来理解鲁迅的精神体系,也不可能呈现鲁迅精神结构的复杂性和矛盾性”。汪晖的批判既系统又富有理论深度,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再未见到类似的文章,目前最新的批判是符杰祥的《“回到鲁迅”的方法论批判》(《河北学刊》2011年第3期),他肯定了口号的启蒙诉求和知识分子立场,总体来看,是对汪晖的政治批判视角的深化,对口号的认识论困境则基本没有触及。[2]可以肯定,“回到鲁迅”这一命题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实际还远未被汪晖等人所穷尽,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他们的批判虽有所见,实则更有所蔽。

元命题必须进行元理论批判,如果缺少了前提质疑,接受者必然会陷入低头拉车却忘了抬头看路的窘境。所以,基于“回到鲁迅”命题本身的重要性以及既往研究的状况,本文试图重新进行系统的再批判,思考的核心问题是“为何要回到鲁迅?能否回到鲁迅?回到哪个鲁迅?”由此来呈现命题本身的意义及其固有的认识困境。

一、启蒙论与“为何要回到鲁迅?”

“回到鲁迅”命题的第一个关键词是“回到”,这首先意味着对某种“偏离”的“拨乱反正”,这种“乱”最初本是限定在学术研究范围内的。

在王富仁之前,陈涌是鲁迅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将《呐喊》和《彷徨》时期的鲁迅定位为革命民主主义者和现实主义作家,认为“鲁迅的这种彻底的革命民主主义的思想反映在文学思想上,首先便是要求文学自觉地服从于政治、服从于中国的革命斗争”,所以“从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这是鲁迅思想发展的根本方向、根本规律”。[3]陈涌的观念显然来自毛泽东关于鲁迅的权威论断,特别是他的新民主主义论,上承瞿秋白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关于鲁迅从进化论到阶级论的经典论述。这种解读由于以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各阶级政治态度的分析为纲,所以农民为中心的各被压迫阶级的状况成为分析的重点,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革命则处于被批判的位置。

在王富仁看来,陈涌的研究“与鲁迅原作存在着一个偏离角”,所以,“这个研究系统不应当以毛泽东同志对中国新民主主义政治革命具体规律的理论结论为纲,而应当以鲁迅在当时实际的思想追求和艺术追求为纲”,为此新的研究口号应该是:“首先回到鲁迅那里去!首先理解并说明鲁迅和他自己的创作意图!”落实到具体的研究上,王富仁的核心观点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呐喊》和《彷徨》不是从中国社会政治革命的角度、而是从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角度来反映现实和表现现实的”,他认为鲁迅此一时期思想的中心是进化发展观、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创作方法上以现实主义为主,兼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他最终颠倒了陈涌关于农民与知识分子关系的论述,认为鲁迅是“站在‘孤立的个人’的思想立场上抨击整个社会的思想、批判‘群众’‘多数’的愚昧和落后”,反映了鲁迅当时找不到出路的“苦闷、彷徨的心情”,所以作品整体带有“沉郁”的风格。[4]

王富仁的新解释体系的出现,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整体的研究系统”而非“局部的枝节”的改变,这是一种学术范式的革命性更替。“思想革命”对“政治革命”的取代,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实际是“以鲁解鲁”对“以毛解鲁”的反拨。陈涌“以毛解鲁”的目的,在于通过鲁迅“从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左转“飞跃”,印证毛泽东提出的中国近代史“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道路转换,这种“政治革命范式”不仅是抑前扬后,更是以后观前,试图从鲁迅前期思想中发掘出他后期的思想因子来。所以,王富仁的“拨乱反正”,其“正”不只在于回到“鲁迅”,更在于回到了“历史”的原初逻辑,进而实现了鲁迅研究重心的转换,将鲁迅前期作为研究的重点。

“思想革命范式”在将重心转回鲁迅前期的同时,其评价体系也随之发生改变,实际意味着重回五四启蒙和文化革命的立场,所以“改造国民性”和“立人观”就成为研究的核心理念,由此凸显了鲁迅的批判精神和知识分子的主体意识,正如有的学者所肯定的:“‘回到鲁迅那里去’的呼吁开启了新时期鲁迅研究‘重写现代性’的进程,是有着启蒙运动的先声意义的。‘回到起点’的启蒙诉求与‘从鲁迅出发’的方法论意识实现了由威权主义到科学方法的自觉转换,尽管在建构替代性体系的实践中出现了新的困惑,它仍成功触及了更深层的知识分子认知与话语立场问题。”[5]

这个评价凸显了“思想革命范式”的新政治意义。实际上,“回到鲁迅”口号甫一提出,肯定者所着眼的即非学术意义问题,而是这个口号的现实批判功能,在汪晖看来,“它的革命意义就在于他力图否定鲁迅研究的先定的政治意识形态前提”,既然“鲁迅形象是被中国政治革命领袖作为这个革命的意识形态的或文化的权威而建立起来的”,那么,“回到鲁迅”进而“以鲁解鲁”,必然意味着对毛泽东思想的否定。[6]正是在“反思文革”、“告别革命”的意义上,“回到鲁迅”成为了八十年代“新启蒙运动”乃至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先声。

“新启蒙运动”的纲领是由李泽厚提出的,他认为“救亡压倒启蒙”是中国现代史的一个缺憾,由此“而使封建主义乘机复活”,它就是披着社会主义外衣的“文革”,所以“新时期”便应当重回五四,展开一场“新启蒙”运动,从而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7]将“文革”视为“前现代”的封建主义,标志着现代化的解释框架对革命史模式的取代,其基本理念是:中国应该走向世界,而西方资本主义模式具有普遍性;现代化的主要障碍来自内力,因而中国现代化既要否定传统文化,也要扬弃传统社会主义。

不难看出,“回到鲁迅”构筑了一个以“五四”为顶峰的历史曲线,之前之后都错,唯独鲁迅站在最高点。所以,这是一个政治绝对正确的口号,它在价值层面上具有神圣感和合法性,任何对它的质疑都是对思想启蒙、知识分子精神、普世价值乃至现代化建设的否定,最终这个基于特定历史背景生成的口号,变成了福柯所说的“启蒙的讹诈”(the blackmail of Enlightenment)。很显然,“回到鲁迅”是被“历史”规定了的,它的合法性来自国家倡导的现代化建设,它与八十年代的主流政治话语形成了共谋关系,所以它并不具有符杰祥所言的“科学性”,实际是以一种新意识形态取代了旧意识形态,它告别了革命政党的“威权主义”,代之以知识分子的“威权主义”。

更须注意的是,“回到鲁迅”构筑的历史图像具有“非历史”的一面。如果说陈涌的“政治革命范式”错在“以后观前”,王富仁的“思想革命范式”,其弊则在“以前观后”,“回到五四”、“回到启蒙”的言下之意,是鲁迅后期不该“左转”倒向共产革命,这无疑是试图倒转历史,用假设代替事实。不仅如此,“思想革命范式”实则是一种文化决定论和内因论,认为中国近现代史的问题出在中国人自身,特别是思想文化的落后,这和“政治革命范式”描绘的历史图像完全相反。革命史观认为:近代中国灾难的根源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拯救中国的途径就是反帝反封建的政治革命斗争,所以中国近现代史一是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向下沉沦过程,一是以中国人民为主体的反帝反封建的向上发展过程。

中国现代革命史和鲁迅道路转换的内在一致性,提供了现实的答案。回“故乡”的知识分子看到的是民众的蒙昧,而闰土、杨二嫂却提出的是经济的要求,掉头而去的回乡者,在苦闷彷徨之后,最终走上了革命救亡之路。所以,陈涌的“政治革命范式”尽管存在王富仁所说的“偏离角”,却并非只具有意识形态功能,阶级分析的确能有效地解读出《呐喊》和《彷徨》的政治意义,而对鲁迅后期道路、革命精神和杂文的肯定,也能从鲁迅的文本尤其是他对《〈鲁迅杂感选集〉序言》的肯定中找到依据,更重要的是鲁迅以自身的“左转”,表明了这是一种历史的选择,而并非是政治领袖基于意识形态的一种“想象”和“虚构”。与此相反,以西方文化为参照来改造国民性,实则割裂了革命和启蒙的联系,不了解近代中国只有建立新制度、新国家,才能进行更为有效的思想启蒙,离开了中国历史的这一基本特点,看似深邃的思想启蒙,就滑向了平庸的“教育救国论”。[8]

二、符合论与“能否回到鲁迅?”

很显然,“回到鲁迅”是一个基于1980年代的特殊历史语境而生成的口号,其神圣性和反思文革以及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有直接关系。但是,“回到鲁迅”的时代合法性其实是有限的,因为相似语境下的“回到马克思”却有着相反的命运:1950年代后期,南斯拉夫的“实践派”为了对抗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率先提出了“回到真正的马克思”的口号,但被视为教条主义而受到批判;中国直到1990年代才公开讨论“重读马克思”、“回到马克思”问题,但张一兵1999年出版的《回到马克思》一书也同样受到了大量的批判而不是肯定,他被批判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精神,陷入了“教条主义”,因为在中国的现实语境里,强调“回到马克思”等于否定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同为“以复古为新变”的托古改制,但“回到鲁迅”被视为肯定性的“新变”,“回到马克思”却被视为否定性的“复古”。同景不同命的背后,是中国当下语境的极度复杂性,虽然因为反思文革和改革开放,我们对历史的评价发生了变化,但对共产主义和启蒙主义的认识,并未以文革结束为界而截然二分,更多是交织杂糅在一起。事实上,“政治革命范式”和“思想革命范式”目前在社会上仍旧各有其受众,反映出不同群体关于现代中国历史走向及其选择的不同思考。这种所谓的“左右之争”,其最新版本就是“胡适还是鲁迅”的命题,折射出了当下中国关于改良/革命、自由主义/激进主义、独立知识分子/有机知识分子等等认识的分歧。

所以,“思想革命范式”对“政治革命范式”并非是一种现实取代,而仅仅是一种鲁迅观对另一种鲁迅观的否定,只是这种否定是以“客观性”的名义进行的。然而正如我们前面分析的,“回到鲁迅”同样是特定历史建构起来的口号,它看似回到了客观的“历史”起点,但实际是一种基于“当下”的“回到”。从解释学的角度看,所有的历史叙述都是后设性的,每种解释都是基于“当下”而对“历史”的重构,“思想革命范式”和“政治革命范式”这两种理解各有其历史的依据,也各有其认识盲区,不同意识形态之间并无真正的高下之分,只是理解的不同。

而在汪晖看来,这两种理解其实都有问题,为此他提出了另一种关于鲁迅的解释体系,我们可以称之为“生命哲学范式”。汪晖在《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中,将鲁迅的思想源泉从18世纪的启蒙主义,挪到了19世纪末的西方现代思潮特别是存在主义那里,由此将研究的视野从前两种范式的“镜子”反映论,转向鲁迅的“主观精神结构的复杂性、矛盾性和悖论性”,他认为鲁迅的“自我的困境和思想的悖论”是“对启蒙主义历史观的否定”,鲁迅的精神结构是“历史的中间物”意识,人生哲学是“反抗绝望”,其小说形式是鲁迅精神分裂的外在反映。[9]生命哲学范式更着眼于鲁迅的世界意义,视鲁迅为“人类探索真理的伟大代表”和“真正反现代性的现代人物”,这种范式在1990年代成为研究的主导,无疑是解构启蒙、告别革命、走向全球化的语境折射。

既然每种范式都是“当下”理念的“历史”投射,那么“回到鲁迅”实际就成了一个伪问题,它不但未能解决旧的问题,实际还引发了新的困难,形成了新的“诠释学困境”:是否可以存在对鲁迅的多种解释?不同解释的合法性何在?问题的根源,在于“回到鲁迅”命题有一个深层的认识悖论,即“历史性/当下性”的矛盾,二者实际是一体两面,

“回到鲁迅”表达了这样的认识理念:一是强调了理解对象的客观性,即对象具有不依赖于读者的客观意义;二是肯定了正确理解对象的意义是可能的,而读者的目的就是正确把握对象的意义;三是一旦读者理解产生了分歧,必须以文本自身的意义为基准。这种认识本质上实际是一种“符合论”的真理观,即把认识看成是对对象的客观反映,所以力求还原鲁迅自身的思想,强调“历史性”和“客观性”,视研究的主观性为偏离鲁迅本体的错误行为。这种“以鲁迅为本体的研究”,必然导致研究者主体性的丧失,进而失落了鲁迅的当下意义,使研究变成一种“僵尸的学问”,更容易因对鲁迅本体的不同认识,而相互指责对方是“假鲁迅”。

“以鲁解鲁”实际设置了一个虚拟的解读主体,这个主体看似是“鲁迅”,但在不同的“解读者”那里,这个“鲁迅”其实是因人而异的。正是意识到了这一点,现代解释学理论突出了解释者的中心地位,以及文本意义的开放性,指出解读实际是一个创造性的过程。这种对理解的当下性、主体性和多元性的强调,具体到鲁迅研究来说,应该转向“以鲁迅为对象的研究”思路,即以“研究者”为中心,更强调研究的“主体性”和“当下性”,视鲁迅为研究者主体视野中的一个“对象”,其背后是一种“融贯论”的真理观,即把认识活动看成是人对对象的建构,是主体的自我理解对客体的投射。

所以,“鲁迅研究”应该是主体(鲁迅研究者)和客体(鲁迅)视域融合的产物,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

因为诠释是如此主观与客观相互融合的,所以它不能用主客二分的模式去看待,诠释的历史性也是兼含两端的。既指形成于历史情境、时间范畴中的历史性文件,也指阅读者诠释者是站在他的时空环境和识域中(即他的历史性中)去进行理解。

这两者必须克服语言、时空的疏隔,才能获得识域的融合。因此,诠释者必须尊重文件的历史性,诠释经验必须受作品本文之领导,要敞开自己来了解对方。但诠释也不能完全依据并归准文件的历史性。基于诠释者的历史性,可知没有预设的诠释根本不可能存在。因此诠释若不开放文件的意义,不能让它与诠释者的存在及处境相关联,不仅是死的诠释,把《圣经》变成为古董、阅读只是尸体解剖;也是虚假的诠释,不符合理解活动的实况。[10]

正是从视域融合的意义上,“鲁迅研究者”和“鲁迅”有着等价的“探索者”的意义。鲁迅研究的真正意义,在于它让我们看到了不同时代、不同群体的人,是如何以鲁迅为媒介来理解世界和自我的,因而我们可以通过不同时代的研究者创造出的不同的鲁迅形象,一方面窥见“鲁迅”本身的丰富性和现实意义,另一方面也可以从这些形象的提出和变迁史中,窥见整个“社会”和“时代”的变迁。从认识论的角度看,不同范式都隶属于特定的时空,其意义和问题也都与此有关,所以即使是那些看似偏颇的认识,也自有其不可替代的意义,对于这些认识,我们特别需要“与立说之古人发于同一境界,而对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了解之同情”。

三、本体论与“回到哪个鲁迅?”

通过对口号的解释学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王富仁所提的“首先回到鲁迅那里去!首先理解并说明鲁迅和他自己的创作意图!”是有道理的,这个“首先回到鲁迅那里去”不能随意缩减为“回到鲁迅”,这种简化和泛化脱离了提倡者的特定意指,制造出了新的难题。但是,王富仁的口号当中同样有它的“诠释学困境”,即是否存在一个固定不变的鲁迅本体?

由于理解的当下性、主体性和多元性,必然会产生出不同的鲁迅形象。既往鲁迅研究经历了政治革命范式——文化革命范式——生命哲学范式三次重大变迁,相应塑造了“革命民主主义者——启蒙主义者——存在主义者”三种鲁迅形象,既反映了研究者自我理解的变化,也反映了现代中国经历了“共产革命——反思文革——告别革命”三大时代变迁。三个形象都能从鲁迅文本中找到一定的依据,也能较好地解释鲁迅的某一个侧面、某一段时期和某一些作品,但其基本理念却又看似不可通约,以致“多个鲁迅”左右互博、前中后期相互矛盾。

所以,当我们说“回到鲁迅”的时候,必然要问的是:回到哪个鲁迅?原因的形成当然和前述认识范式的不同有关。但是更和鲁迅自身有关,作为一个有一定生命长度的、历史中的“人”,鲁迅思想、文本、道路的经过多次的转换和演变,这点和“两个马克思”是一样的。所谓“青年马克思”和“老年马克思”的对立,其实就是“人道主义的马克思”和“革命的马克思”的区别,这并非是人为制造出来的,而是历史的事实。正是由于鲁迅自身的复杂丰富性,决定了用一个简单概念来囊括鲁迅整体甚至是一部分的企图都会陷入“一元论”,出现“一面对多”的解释困境。问题的关键,就在于相信了现象背后存在着永恒的本质,这种“本质主义”思维对思想丰富的个体和富于感性的文学的损害,是显而易见的。

“回到鲁迅”设定了一个稳定不变的鲁迅“本体”,它不但难以囊括鲁迅复杂多变的一生,具体到“思想革命范式”来说,更是设置了一个在早年就已经形成的鲁迅原点,由于鲁迅此时即以形成改造国民性的“立人”观,他此后于是成了一个“不动之动”,他不断的启蒙别人,而自己的思想却是只有输出没有输入的,这自然无法解释鲁迅后期思想的左转。要解决这个问题,要么认为鲁迅是退步,要么强调鲁迅的“不变性”:

对鲁迅左转的否定,实际在他加入左联之时就已传开,譬如“投降说”、“名利说”、中共“打拉说”等等,持此态度的颇多熟悉鲁迅的人,像周作人就讥之为“投机趋时”、“老人的胡闹” [11],苏雪林更认为“鲁迅之投身左联,非真有爱于共产主义也,非真信赤化政策为中国民族出路也,为利焉而已,为名焉而已”[12]。思想革命范式当然比这些认识要高明,但在认为鲁迅左转是退步这一点上,并无实质不同,所以他们最喜欢讨论左联乃至文革对鲁迅的利用。

强调鲁迅不变性的代表人物是日本的竹内好,他明确强调自己所关心的“不是鲁迅怎样变,而是怎样地不变”,在他看来,鲁迅是在北京的“蛰伏的时期”,“抓到了对他的一生来说都具有决定意义,可以叫做‘回心’的那种东西”,这是一种“通过内在的自我否定而达到自觉或觉醒”的主体精神,是“鲁迅之所以成为鲁迅的原理”,但是竹内鲁迅是“想象中的这么一个鲁迅的形象”,竹内好自言“我只想从鲁迅那里抽取出我自己的教训”,他的目的是以鲁迅为方法,来批判日本近代化过程中的主体性丧失问题。[13]为此竹内设置了一个鲁迅思想的“原点”,并以此为中心,在不变性/变化性、主体性/被动性、文学性/政治性这些鲁迅思想的“悖论性质的内容”中,有意识地肯定了前者而忽视了后者,这不但否定了鲁迅后期思想的变化,也否定了鲁迅后期与政治、革命的紧密关系,竹内好甚至说“我看不出鲁迅文学的本质是功利主义,是为人生、为民族,或者为了爱国的文学”[14],这无疑严重脱离了中国语境和鲁迅自身。

所以,对于“回到鲁迅”的“本质主义”思维造成的对鲁迅变化性的否定,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鲁迅的思想和文学,是与具体的历史现实紧密相连的,他经历过几个政权,生活大起大落,要想对此进行合理的解释,提倡“回到鲁迅”不如提倡“回到历史”,回到鲁迅当初思考和实践的历史语境。

而正是在这一点上,丸山升的做法值得我们效仿,他特别强调要从中国的历史语境和鲁迅思想的实际发展中来研究鲁迅,对于“左转”问题,他一方面继承了竹内好的不变观,另一方面又吸取了瞿秋白的看法,特别强调不能忽视鲁迅后期的变化,他这样认为:“我们说鲁迅‘从进化论发展到阶级论’,但这并不是意味着从进化到革命、或者从非革命到革命的变化,而是就他对中国革命、变革的承担者和实现过程的认识的变化而言。”丸山升的说法,对我们理解鲁迅思想道路的转换,是极有启发性的。对鲁迅而言,文学革命、思想革命、辛亥革命、国民革命乃至共产革命,只是变革的承担者和实现方式的变化,一旦它们不能实现他期待的彻底变革,那他会继续期待新的革命方式,所以“马克思主义也不是终点;只是因为它多少能给当时中国的现实带来改变的途径,因此逐渐地引起鲁迅的注目”[15]。

作为一个特定时空中的个体,鲁迅的意义在于他提供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和可能性,将鲁迅去历史化,设想存在一种不变的“鲁迅本体”甚至是“鲁迅精神”,就会出现柏拉图却不是柏拉图主义者的困境,由此导致鲁迅和历史之间的互动消失了。事实上,“对于‘事物的形成’的分析和对‘形成了的事物’的分析,是存在很大区别的”[16],历史发展具有很强的随机性和流动性,“人”和“时间”才是历史的重心,“过程”正是历史叙事的主干,研究者需要将人与事置于时间之流中加以动态的考察。否则,脱离原有的时空位置,以后来的认识框架先入为主,无非是对历史想当然的看法。

结 语

综上所述,“首先回到鲁迅那里去”的正面意义,在于通过对原典的重新解释,将鲁迅从教条主义的“权威解释”中解放出来,从而为新的解释开辟道路。但是随着它泛化为“回到鲁迅”,其负面意义也逐渐暴露了出来,带有典型的启蒙论、符合论和本体论色彩,不但强化了思想启蒙的绝对价值,抹杀了政治革命范式的意义,更是制造了新的“诠释学困境”,抹杀了鲁迅本身的丰富性和历史解释的多元性。“回到鲁迅”的背后,有着一个“历史性/当下性”的悖论,真正的态度,应该是历史和当下、主体和客体的视域融合,而这也是鲁迅研究的真正意义所在。

最后想说的是,元命题的使用,尤其不能仅仅关注它的具体主张和实际应用,对于这类根本性的问题,首先要进行理论思辨,弄清楚它的基础和本质,缺少了合法性的思考,特别是前提质疑,单纯的现实关注必然会举步维艰却又不明所以。就像P.G.布洛克所说的:“正如大多数哲学谬论一样,困惑的结果总是产生于显而易见的开端(假设)。正因为这样,我们才应该特别小心对待这个‘显而易见的开端’,因为正是从这儿起,事情才走上了歧路。”[17]

 

注释:

[1] 譬如王吉鹏的《“回到鲁迅那里去”——评钱理群〈心灵的探寻〉》(《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9年第3期)、郭亚明《“回到鲁迅那里去”——鲁迅教学研究之一》(《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靳新来《重新回到鲁迅那里去》(《泰山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孙琳的《回到鲁迅,走向当下——“纪念鲁迅诞辰130周年学术讨论会”纪要》(《文学与文化》2011年第4期)、袁盛勇的《回到复杂而完整的鲁迅》(《学术月刊》2011年第11期)等等。

[2] 符杰祥另有《“科学”性与“起点”说——“回到鲁迅”的启蒙内涵批判》(《东岳论丛》2010年第10期)一文,基本观点与前文类似。

[3] 陈涌:《论鲁迅小说的现实主义——〈呐喊〉与〈彷徨〉研究之一》,《人民文学》1954年第11期。

[4] 王富仁:《〈呐喊〉〈彷徨〉综论》,《文学评论》1985年第3、4期。

[5] 符杰祥:《“回到鲁迅”的方法论批判》,《河北学刊》2011年第3期。

[6] 汪晖:《鲁迅研究的历史批判》,《文学评论》1988年第6期。

[7] 李泽厚:《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

[8] 参看彭明、程歗主编:《近代中国的思想历程(1840-1949)》,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65页。

[9] 参看汪晖:《初版导论》,《反抗绝望:鲁迅及其文学世界》(增订版),三联书店,2008年版。

[10][10] 龚鹏程:《国学入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69页。

[11] 知堂(周作人):《老人的胡闹》,《论语》第95期,1936年9月1日。

[12] 苏雪林:《苏雪林致蔡元培(稿)》,《胡适来往书信选(中)》,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33页。

[13] 竹内好:《鲁迅》,《近代的超克》,李冬木、赵京华、孙歌译,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9、39、45页。

[14] 丸山升:《日本的鲁迅研究》,《鲁迅·革命·历史——丸山升现代中国文学论集》,王俊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43页。

[15] 丸山升:《鲁迅·革命·历史——丸山升现代中国文学论集》,王俊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2、37页。

[16] 李剑鸣:《历史学家的修养和技艺》,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316页。

[17] P.G.布洛克:《美学新解》,滕守尧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2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