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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比的是气魄而非篇幅

来源:光明日报 | 孙绍振  2018年05月15日09:15

散文在比赛气魄的同时,也在不知不觉中比拼篇幅。智性精神不足,不能以自我心灵同化史料,化史料为感知,创造意象语言者,乃图解概念。情趣、谐趣、智趣欠缺之作被盲目推崇。长体散文,一如蒙古长调,有成定体之势。文体之固定化,乃成当前散文一大隐患。

中国现代散文理论始于周作人的《美文》。他将散文定位于“叙事与抒情”,后来还称其源出于晚明公安派性灵小品。此文冲击了桐城派的载封建之道的教条,适应了个性解放的时代潮流,造成了散文文体的革新和繁荣。鲁迅认为,“五四”新文学第一个十年散文的成就高于诗歌和小说。周作人的“美文说”和鲁迅的评价,成为现代散文史上的不刊之论。但吊诡的是,其中似乎隐含着多重矛盾。其实,周作人的“叙事与抒情”说,视野极其狭隘,在中国古典散文史上,公安竟陵性灵小品与先秦、两汉、魏晋、唐宋散文博大精深的成就相比,沧海一粟而已。其盲区之大,甚为惊人,连《庄子》《孟子》中诸多寓言故事皆视而不见。“叙事与抒情”,在性质上乃诗化审美,而散文第一个十年所呈现的经典,并不限于审美,鲁迅《朝花夕拾》就以审美结合幽默取胜。

超越叙事与抒情之巨大成就从何而来?论者大都以幽默乃国民性所缺,不约而同目光向外,“幽默”本汉语所无,乃林语堂移植自英人。此等论断,是对中国散文史缺乏系统研究所致。我国古籍中的幽默散文源远流长,以至于冯梦龙可以辑成一本《笑史》。冯氏还辑有《笑府》和《续编》,在理论上有清代陈皋谟的《半庵笑政》,其中有“笑忌”,除了指出切忌“刺人隐事”“笑中刀”“令人难堪”以外,还特别提出不可“先笑不已”。文人于此道亦多戏笔,并以正统之传、记、说、诏、表、檄、疏、书、赋、赞、铭为体,甚至有以供词、判词、祭文、墓志为题者。其名篇有韩愈的《毛颖传》、苏轼的《万石君罗文传》、秦观的《清和先生传》。

值得注意的当以“逐贫”为母题的散文延续千年,实乃世界文学史上一大奇葩。先是杨雄有《逐贫赋》,言贫穷困己,虽逃昆仑岩穴仍不懈追随,且云:虽未为君家带来荣华富贵,却赋予清白无瑕正大光明的坦荡,如不相容,即“誓将去汝”。杨即示歉,誓与之永远同居。此等自我调侃性质之主题,显然与诗化抒情背道而驰,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作家。韩愈以《送穷文》拓展此主题。其“穷”非物质贫困,而是智穷、学穷、文穷、命穷、交穷,恳请“五穷鬼”离去。穷鬼称四十年来,虽主人迁谪南荒,百鬼欺凌,而忠心不改,说得主人“上手称谢”“延之上座”。韩愈逝世30年,友人段文昌之子成式为《留穷辞》,与韩文一送一留,“反之胜也”。五年后,成式复作《送穷祝》。唐宣宗时,有自称“紫逻山人”者,有《送穷辞》。北宋王令亦有《送穷文》。清戴名世有《穷鬼传》:遣送穷鬼,穷鬼不去,曰:韩愈不朽,皆穷鬼之功,穷鬼数千年得遇到韩愈,又近千年而得遇先生,“以先生之道而向往者曾无一人,独余慕而从焉,则余之与先生,岂不厚哉?”清代的吴鸣锵又作《反送穷文》,虚拟穷鬼自辩:非穷鬼致人穷,“人自召耳”,贪得无厌,致使“天恶其盈”“罚及其身”;寡廉鲜耻,召来水火之灾;贪官酷吏,刑惩报应随之。穷鬼出于救赎,使其达孔子、颜渊、屈原、杜甫那样的“穷人”的境界。结论是“穷能益人”。从“送穷”母题千年不断可以看出,审美抒情以美化诗化主体与环境为务,而“送穷”母题则反之,以自我调侃、自我“丑”化为务。发展到后来乃产生金圣叹批《西厢记》之“不亦快哉”,自我暴露,其心态之自由、坦荡,成为中国散文史上的一大奇峰。此等自我贬抑的幽默,绝非审美范畴所能概括。

从理论上说,周作人抒情本位之失,乃是将抒情诗化范畴绝对化,完全忽略了诗化与反诗化乃对立中统一和转化。从现代散文史观之,诗化的极致,就导致滥情,乃有反诗化、反美化之必然,自我调侃与自我诗化对立,甚至幽默到不怕丑的程度,从表面上是丑,从情感上尽显其心地率真、坦荡。“丑”在中国戏剧中,往往是外形丑陋,而内在机智,富于人情之美。在西方戏剧中小丑往往在荒谬之中说出真理。西方象征派诗歌有“以丑为美”之原则。在幽默散文中,则是以丑化丑,以丑为丑。无以名之,当名之为“审丑”。新时期以来,散文试图冲破“杨朔模式”,至今尚未从美学与理论上廓清,故数十年来,幽默散文虽有贾平凹、汪曾祺、周晓枫诸多杰作,就总体而言,从审美与审丑的结合上,缺乏自觉,故在创作成就上,尚未能超越前贤。

周作人的“叙事与抒情”说,另一失误乃是对情与智对立统一转化的忽略。这导致“五四”时期以鲁迅为代表的社会文明批评体散文,在理论上“无地自容”。盖因其既非诗化抒情亦非完全幽默,而是多用反语,以尖锐的讽刺和社会文化批判见长。由于“叙事与抒情”说占据理论先机,鲁迅此类散文,被孤立为世界文学史从未存在过的“杂文”,然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却获得了极其崇高的地位,但此后几十年,特别是文艺大繁荣的新时期,再无可以望其项背的经典。

历史的实践冲破理论上的片面。20世纪末,余秋雨把散文拓展到文化人格的批评和建构,散文的小品风格变为纵论历史文化的大品,思想境界大开,以自然景观与人文历史景观的互释,创造了新想象和语言模式,将智性沉思和审美激情结合起来,风靡海内外,在现代散文史上可谓掀开了新的一页,对中国古典散文史而言,则是恢复了大品的传统。创作的突破推动了理论的突破,“审智”范畴应运而生。对于现代散文史而言,鲁迅的现代文明批评散文完全获得了审智的合法性,“杂文”的命名应该成为历史。理论的自觉使智性的散文蔚然成风,乃有学者散文的勃兴,大气磅礴之作遂为一时之盛。情趣、谐趣、智趣兼备,审美、审丑、审智交融,与古典智趣为主的散文和西方随笔全面接轨。由于中国历史悠久,文献博大深广,加之散文历来享有高贵地位,于是,散文家心胸的博大,驱遣史料的丰富,为西欧北美作家望尘莫及。

与气魄扩大相伴的乃是篇幅变长,往昔三两千言让位于洋洋万言,甚至几十万言者,屡见不鲜。散文在比赛气魄的同时,也在不知不觉中比拼篇幅。智性精神不足,不能以自我心灵同化史料,化史料为感知,创造意象语言者,乃图解概念。情趣、谐趣、智趣欠缺之作被盲目推崇。历史实践逻辑转化如此深邃,小品变为大品,大品又变为徒有史料,滥情变为滥智,亦不鲜见。长体散文,一如蒙古长调,有成定体之势。文体之固定化,乃成当前散文一大隐患。散文作为形式之特点乃“大体则有,定体则无”。重温我国古典散文之多体,此其时也。《尚书·盘庚》乃国君的演说辞,《曹刿论战》一如《论语》中“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同为对话,郦道元《三峡》乃为经典作注,苏轼《记承天寺夜游》为札记,王安石《读孟尝君传》乃读后感,张岱《湖心亭看雪》比之随笔更加信笔……这些篇章,少者百字,多者不过数百字,绝无公安派、竟陵派之摆足为文之架势。正如苏轼所云,“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就抒情而言,亦不如今日论者所强调绝对个人化,既论军国之宏大叙事,亦有诸葛亮《前出师表》之抒情:“临表涕泣,不知所云”。盖“表”为政事公文,如《文心雕龙·章表》所言:“汉定礼仪,则有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议’。‘章’以谢恩,‘奏’以按劾,‘表’以陈请,‘议’以执异。”在理论上如此明确,故此后有曹植的《求自试表》、李密的《陈情表》。当然,即使完全私人的书信,亦有司马迁的《报任少卿书》、柳宗元的《贺进士王参元失火书》、嵇康的《与山巨源绝交书》。呜呼,散文之盛岂仅在情趣、谐趣、智趣之系统,当亦在选择之多元,更在一代之文体风格之完备也。

(作者:孙绍振,系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