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历史变革的潮流是任何势力阻挡不住的。追求自由、幸福和解放的人们应当跟着历史老人的脚步走向光明美好的未来。马克思是伟大的变革家。他的思想博大精深，如天地正气，大义凛然，似日月之光，熠熠生辉。马克思永远活着。

历史变革和文艺使命

马克思一生亲身经历了两次伟大的历史变革：一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主要解决市民阶级和封建贵族的矛盾；一是无产阶级革命，主要解决无产者和资产者的矛盾。这两次历史变革是同时或交替进行的。马克思绐终站在体现历史发展趋势和代表先进生产力发展方向的一边。1848年，马克思作为30岁的青年人和恩格斯联手发表了震撼世界的《共产党宣言》。这部天才的著作不仅宣告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宗旨和历史使命，而且对资产阶级发动的历史变革进行了全面科学的总结。由资产阶级发动和领导的世界范围内的工业化、现代化和初步全球化的历史变革运动，取得了赫赫实绩。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资产阶级革命取得的历史成就，予以公正客观的评价。他们指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资产阶级在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把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变成了“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和“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它把职业人员变成了“出钱招雇的雇用劳动者”。它把家庭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一切都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资本的积累、增殖和运动改变了世界。“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它第一个证明了，人的活动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成就。它创造了完全不同于埃及金字塔、罗马水道和奇特式教堂的奇迹；它完成了完全不同于民族大迁徙的十字军的远征”。

资产阶级赖以形成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是在封建社会里形成的。随着历史的发展，封建的所有制关系已经不再适应已经发展的生产力了，“它变成了束缚生产的桎梏”。“它必须被炸毁，它已经被炸毁了”。经济基础的变革一定会引起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变革。“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

“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文明成为世界性的文明。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许多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世界文学。“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 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是联系在一起的。由于利益的驱动，资产阶级用暴力的、和平的、商业的手段向外扩张，对中国和印度等国家发动了侵略，向资源富饶而又生活贫困的大小民族伸出贪婪和肮脏的手。它把价格低廉的商品用来作为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和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榨取殖民利益。马克思连续发表了《不列颠在印度的统治》和《不列颠在印度统治的未来结果》两篇文章，对英国统治者进行政治上和道义上的遣责。这些侵略者“完全是受极卑鄙的利益的驱使。而且谋取这些利益的方式也很愚蠢”。它们对印度的掠夺、压榨和摧残是令人深恶痛绝的。马克思以怜悯和同情的口吻写道：“从人的感情上来说，亲眼看到这无数辛勤经营的祥和无害的社会组织一个个土崩瓦解，被投入苦海，亲眼看到它们的每个成员既丧失自己的古老形式的文明又丧失祖传的谋生手段，是会感到难过的；但是我们不应该忘记，这些田园风味的农村公社不管看起来怎样祥和无害，却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顺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

马克思一方面揭露和批判了资产者的侵略行径，另一方面也对被侵略者者蒙受的不幸进行深刻反思，指出只有软弱的民族强大起来才能阻止和抵抗掠夺者的野蛮行为。宗法式小生产农耕社会存在着给殖民者提供乘机闯入的可能性。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的局限性、保守性、狭隘性和对侵略“无动于衷”的“不开化的人的利己主义”很容易成为“侵略者的驯顺的猎物”。宗法制小生产农村公社的封闭性、僵化性和落后性，使人们过着一种“有损尊严的、停滞不前的、单调苟安的生活”。这是一种“消极被动的生存”，他们听命于“一成不变的自然命运”，“没有推动社会进步所必须的愿望和行动”。马克思精深透彻的分析告诉人们，一个民族只有自身革命，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自己不开放则被开放，自己不变革则被变革。这实际上只能引发殖民者用坚船利炮轰开锁国之门，让罪恶的侵略者充当“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诚然，封建宗法式社会，也存在着和谐、静好和绿色的一面，但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结构，作为一种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整体上已经失去了历史的合理性和进步性，理应向现代社会转型，接受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洗礼。文艺家们应当礼敬驱动变革的历史老人，读懂它书写的文本，正确认识封建宗法式小生产农耕社会，不要过于痴迷和钟情滞后的历史生态，不要把宗法社会和氏族生活不适度地加以美化和诗化，不要把封闭保守、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社会描绘得过于美妙和神奇。作家们应当愉快地向封建宗法式农耕社会揖别，警惕和防止新殖民主义的渗透和入侵，全心全意、满怀激情地投身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社会实践中去。当代中国正在发动和推进的史无前例的伟大变革，改变了百年来中华民族积弱积贫、被动挨打的落后局面，给人民带来福祉，国家日益繁荣强大，屹立于世界东方，开始步入卓越的民族之林。马克思的相关论述，启发当代中国的作家、艺术家、评论家和理论家正确体认历史变革的伟大作用，精准表现宗法式小生产农耕社会田园公社的历史惰性，树立坚定的变革意识，构建先进的历史观，无疑具有非常迫切和极其重要的镜鉴意义。

实践理性和塑造“有实践力量的人”

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诚然，解释世界也是重要的。不能正确地认识世界，便不能有效地改造世界。应当把唯物论、辩证法和实践论铸成一个有机的整体，把科学理性、认知理性和实践理性融通起来，在真知的基础上，发挥实践的功能和作用。马克思非常重视实践理性和实践理性所指导的“人的感性的实践活动”，因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人只有在实践中才能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他们的哲学称为“感性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认知活动所获取的思想是十分重要的，但“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要实现这些东西，只有依赖“实践”。实践不但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更加重视以认知理性和科学理性为基础的“实践理性”。费尔巴哈只钟情“感性的直观”，他不理解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世代代活动的结果”。“他从来没有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即“人的感性的实践活动”。与之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人的感性的实践活动理解为“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的“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和“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

人的实践的感性活动、把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形成掌握世界的专有方式。在社会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具有意识的、通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人的实践把外部世界与人的关系变成“为我而存在的关系”，使对象从“自在的存在”变成“自为的存在”。“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人的全部发展取决于环境，“既然人的性格是由环境造成的……必须使环境成为合乎人性的环境”。因此，应当通过实践的手段，改变旧环境，创造适合于人的生长和发展的新环境。变革旧环境，需要正确的先进的思想为指导，但必须诉诸实践，才能变成现实。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必须“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把是否能改变旧环境、创造新环境视为区分“旧人”和“新人”的重要标准。只要“安于旧环境”，他们“依然是‘旧人’”，不管“他们本身是多么不愿再做‘旧人’以及他们是多么不愿人们再做‘旧人’……只有改变了环境，他们才不再是‘旧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只有靠有实践力量的新人和新人的实践力量才能改变旧环境和创造新环境。

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通过塑造用实践理性武装起来的“有实践力量”的新人，去改变旧环境，创建新环境，实现人的现实的、实际的解放的思想具有首创意义。马克思和恩格斯揭示了人和环境相互关系的辩证法。他们指出：“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人创造环境是通过实践来实现的。“历史的每一阶段都要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的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 只有通过实践和“有实践力量的人”，创构新环境，才能把人们从旧环境中救赎出来，实现人们最实际、最现实的解放。马克思确立了最终消灭私有制、实现共产主义作为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和历史使命，但这需要经过一个长远的深刻的历史过程。他们拒绝思辨哲学家们脱离实际的虚假空想和高谈阔论。他们更加注重实施共产主义的最低纲领，把解放理解为一种改变旧环境的变革运动。他们认为“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共产主义是改变旧环境和创造新环境的现实运动。解放是由现实的历史状况、工业状况、就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根本不能获得解放”。因此，塑造“有实践力量的人”，描写劳动者、建设者、创业者、先进人物、英雄人物和社会主义新人形象对改变环境、实现人的现实的、实际的解放，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有实践力量”的新人形象是先进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代表，是先进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代表，是新思想和核心价值体系的载体。塑造“有实践力量”的新人形象，通过典型化的途径，把现实生活中的正能量展示出来，让人们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改造自己的环境。我们制定和设计的“两个一百年”的战略目标是非常现实的，从改变贫困落后的环境到创建富强美好的环境，都需要通过塑造“有实践力量”的新人形象，弘扬他们身上所承载的创造精神和变革精神，从正面集中地、充分地、有效地表现真善美，唱响主旋律，增强凝聚力和向心力，凸显坚定的信仰和伟大的理想，为推动和引领当代中国从几千年的小生产封建宗法制农耕社会向高度文明的现代化社会过渡和转型提供精神动力。这是一个带有根本性、原则性、方向性和导向性的重大问题。

“艺术生产”和“美的规律”

马克思把文艺创作、艺术生产和“美的规律”，都纳入社会实践的大系统中进行解析。《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仿佛是一座蕴涵着各种美学思想的宝藏。当代中国学者从中发掘出多种不同的美学理念，如实践论美学、实践存在论美学、实践创造论美学、生命论美学、感性自由论美学、生态论美学等等；阐述出实践的各种不同的意义，如实践的存在论意义、实践的认识论意义、实践的价值论意义、实践的本体论意义等等。文艺创作、艺术生产和“美的规律”都应当到实践中发掘它们的本质、功能和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

从实践视阈看，文艺创作和艺术生产是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的两大系列。文艺既是创作又是生产。创作的主要对应活动是欣赏，而生产的主要对应活动是消费。两者既有差异性，又有共同性。马克思指出：“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文艺创作和艺术生产既要面对和遵循生产的普遍规律和特殊规律，又要面对和遵循创作的“美的规律”和艺术规律。

马克思认为，正常境况下的生产应当是对人的肯定，对人的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的展示，创作和生产都应当是人的生命体验和人的天性的自然流露。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评论弥尔顿的《失乐园》时说：“弥尔顿出于春蚕吐丝一样的必要而创作《失乐园》，那是他的天性的能动表现”。像“春蚕吐丝一样”的“天性的能动表现”正是艺术创作的灵魂。当艺术作品成为“商品”，艺术创作不可能再像“春蚕吐丝一样”的“天性的能动表现”，而多半是要服从和适应商品生产的一般规律。马克思还说：“一个自行卖唱的歌女，是非生产劳动者。但同一个歌女，如果她是由一个企业家雇佣，在企业家的指挥下卖唱，而以赚钱为目的的她便是一个生产劳动者。因为她生产资本。”可见，文艺既具有遵循表现自己天性的特殊规律的一面，又具有服从生产资本的普遍规律的一面。文艺的性质、功能、作用和价值既可以通过欣赏，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和审美愉悦，也可以推向市场通过消费，获得经济效益和资本增殖。这两个方面彼此纠结、交互作用，形成极其复杂的结构形态。作家艺术家作为创作主体通过文艺创作追求作品的审美品位和艺术质量，有利于提升人民的综合文化素质，有利于加强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有利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生产主体通过艺术生产追求产品的文化利益和经济效益，有利于增强国家的软实力和综合国力，有利于实现文明富裕和发达繁荣的现代化强国。为民族创造财富，积累资金，功不可没。按照艺术规律和市场规律，重视作品的审美属性和产品的商品属性的交互作用。对创作和生产，合法、合理、合情地谋取资本和财富是正当的和无可非议的。一个民族和国家，只有获取切实的利益，才能富强起来。利益原则对人的心理和行为的驱动，是不可低估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方面反对纯审美主义、形式主义所拒斥的极端的非功利主义。他们认为人们的行为“一旦离开利益”，“一定会使自己出丑”，“这种利益是如此强大有力，以致顺利地征服了马拉的笔、恐怖党的断头台、拿破仑的剑，以及教会的十字架和波旁王朝的纯血统”。另一方面，马克思旗帜鲜明地反对唯利是图和拜金主义，规劝文艺家防止和克服对资本的痴迷和对金钱的崇拜。他提醒艺术生产者们不要醉心于无节制地攫取“黄金鸟”，奉行利益至上主义，导致“一切情欲和一切活动都必然湮没在贪财欲之中”。当艺术家被金钱所支配，变成雇佣劳动者，主体生产资本，产生产品和消费的关系。这里发生了文艺创作和艺术生产的二重化矛盾。创作为了欣赏，生产为了消费。两者之间的着重点和侧重点是很不相同的。文艺创作和艺术生产带有矛盾的双重性。一方面通过艺术创作满足人民大众的精神需要和审美愉悦，另一方面艺术生产面对金钱、资本和利益，作为一种特殊的生产，也一定会和普遍的一般生产一样，追求经济效益和文化利益，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这同样是必要的。但文艺创作和艺术生产也具有一致性，它们都要体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艺创作和艺术生产既有统一的一面，又有矛盾的一面。这种对立统一的关系中，应当把握矛盾的主导方面。文艺创作和艺术生产所追求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艺术价值和交换价值、文化品位和市场利润、审美趣味和消费指数、审美规律和价值规律是可以和能够双赢的。当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发生矛盾时，理所当然地应当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

坚守文艺真实。马克思特别重视艺术的真实性，主张按照对象世界的客观属性和人物性格的内在逻辑进行艺术描写。他反对凭空揑造虚假的人物和情节。

遵循“美的规律”。在《1844年哲学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人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马克思重要的思想是：第一，马克思运用人类学、哲学、政治经济学相融合的跨学科的宏观思维方式，论述了人的生命的生产和再生产，提出一种与人的生命活动和生产活动紧密联系的宏大的审美观念。第二，“两个尺度”的内涵可以理解为主客体的统一，即客体的“种的尺度”既包括对象的外在的形象因素，也包括对象的内在的本质属性；作为主体的“固有的尺度”既包括主体的感官需要和“直接的肉体需要”，更包括主体的高级的生命需要，即高级的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特别是人的高级的“精神需要”。第三，这种“固有的尺度”实质上指人所拥有的“本质力量”。人的生产是自身生命的生产和再生产，即是体现“人的本质力量”和“满足人的精神需要”的生产。这种生产能“自由地面对自己的产品”，因为人首先是自由的存在。人的这种“自由”和动物不同，而是有意识的，是自觉的。“人是社会存在物”。人的创造活动，必然把人和对象的外在的和内在的主客体因素，把对象的本质属性和人的本质力量统一起来，并创造性地运用到对象上去。理解美的规律，应当从马克思的相关论述中综合考虑，美的规律即是能满足人的高级的精神需要，体现人的本质力量的人的真正的、全面的、自由的、自觉的生命创造活动。这是一种大美的概念。第四，这种创造活动的特质是“人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人的生产是全面的“，“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占有自己的全面的本质。人对世界的任何一种人的关系——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思维、直观、情感、愿望、活动、爱——总之，他的个体的一切器官……通过自己的对象性关系，即通过自己同对象的关系而对对象的占有，对人的现实的占有”。这种完整地、全面地、自由地、自觉地占有自身本质的人，实际上是审美化的人。第五，在马克思看来，无论是人的生命存在和人的生命活动，达到自由、自觉、自为的状态才是美的。马克思把对“美的规律”的探讨和人的生命活动、生产活动联系起来加以考察。这种宏观而又独特的研究既不同于抽象的、思辨的、空想的乌托邦式的研究，也有别于经验的、实证的、纯粹感性直观的研究，通过实践，使人的生命活动的感性元素和理性元素完美融合，使人的生命活动和美的活动有机统一。马克思这个具有统领性的思想，指导文艺创作和艺术生产“构造”美的活动，都必须遵循“美的规律”。

注重“审美关系”。人的自由的、自觉的、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和生产活动，由生命主客体和审美主客体的交互作用构成审美关系。马克思既唯物又辩证地解决了审美主体和审美客体的相互关系。片面强调作为审美主体的“人的本质力量的性质”和一味地夸大作为审美客体的“对象的性质”都是不妥当的，而正是由于主体的性质和对象的性质的交互作用形成的审美关系的“规定性”决定作品或产品的性质。这是“一种特殊的、现实的肯定方式”，构成作品或产品的特殊性质：或表现为审美主客体的统一形态；或向审美客体倾斜，产生现实主义和写实主义，推向极端，可能滑向机械反映论和庸俗社会学；或向审美主体倾斜，产生浪漫主义、现代主义、表现主义和泛表现主义，加以夸大，势必导致唯心主义和唯意志论。

马克思特别强调审美主体性，描述了审美主体的丰富的开放性结构。他说，“人始终是主体”，但这种主体性不是黑格尔的“绝对的主体性”或“笼罩在客体性上的主体性”。作品或产品，从客体方面说，是对“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从主体方面说，“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人可以在创造和生产的作品和产品中直观自身，“成为确证和实现他的个性的对象”。文艺创作和艺术生产都是一种创迼性的生命活动和审美活动。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创造是一个很难从人民意识中排除的观念”，“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主体具有超强的审美感受能力。社会的人的感觉不同于非社会的人的感觉。只是和人的本质客观地展开的丰富性，主体的人的感性的丰富性，如有音乐感的耳朵，能感受形式美的眼睛，总之，那些能成为人的享受的感觉，即确证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才一部分发展起来，一部分产生出来。五官感觉的形成是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由于长期实践的积淀，使感觉逐渐成为理论家。马克思对审美关系的科学的系统论述，为当代中国的文艺工作者理解和处理审美主客体关系，提供了可资效仿的典范。

非历史主义思潮批判

为了推动历史变革，促进社会进步，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阻碍历史发展的形形色色的非历史化的错误思潮进行了严肃批判。德国思辨哲学家脱离生活现实，只是“在纯綷的思想领域中”进行反对“词句”的斗争，而不是反对不合理的现实世界本身。这种“词句革命论”并不意味着对现实生活环境发生什么实质性的改变。从这个意义上说“青年黑格尔派玄学家们尽管满口讲的都是所谓‘震撼世界的’词句，却是最大的保守派”。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而只有通过实践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实现历史变革“靠改变了的环境，而不是靠理论上的演绎”。德国思辨哲学关于人的解放的理论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哲学幻想和语言幻想。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反对和否认“纯理论领域中的解放”是“世俗社会主义的第一原理”。

各种非历史化的社会文化思潮都顽强地抵抗历史变革和社会进步。诸如封建社会主义、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保守的社会主义等等，都“力图使历史的车轮倒转”。“‘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思辨哲学热心于法国革命思想的德国化，但由于脱离德国的历史条件，使法国的革命文献完全失去了直接实践的意义，而蜕变为一种“无谓的思辨”。他们表达的“纯粹的意志”，根本不存在于现实界，而只存在于云雾弥漫的哲学幻想的太空。这种社会主义客观实质上无异于协助“政府用来镇压德国工人起义的毒辣的皮鞭和枪弹的甜蜜的补充”。封建社会主义迷恋宗法式的社会制度，企图把历史拉向倒退。一些封建遗老们“由于完全不理解现代历史的进程，而总是令人感到可笑”，“为了拉拢人民，贵族们把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做旗帜来挥舞。但是当人民跟着他们走的时候，都发现他们的臀部带有旧的封建纹章，于是就哈哈大笑，一哄而散”。一些封建士大夫往往用道德观点评价历史，把历史道德化。马克思在《道德化的批评和批评化的道德》一文中说：“在轰轰烈烈的革命时代，在强烈地，激情地否定和背弃的时代，例如18世纪，出现了正直而善良的士大夫，出现了以停滞状态的田园生活同历史的颓废相对抗的素有教养、作风正派”的“田园诗人”。贵族阶级企图用传统的“旧善”来惩罚“新恶”。马克思批判企图通过将历史道德化来把历史拉向倒退的行径。“批判化的庸人”辱骂历史的发展。这些眷恋过去的旧人“用田园诗的笔调”，“把已经在所有文明国家中成为严峻的社会变革者的先驱者的现实运动，变为安逸的、和平的改变，变为宁静的、舒适的生活”。当历史变革的风暴即将来袭的时候，保守势力“便发出悲叹，祈求回到封建主义，回到宗法式生活里，恢复我们祖先的淳朴的风尚和伟大的德行”。历史变革的潮流是任何势力阻挡不住的。追求自由、幸福和解放的人们应当跟着历史老人的脚步走向光明美好的未来。马克思是伟大的变革家。他的思想博大精深，如天地正气，大义凛然，似日月之光，熠熠生辉。马克思永远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