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凭借传统的乡土题材来表达前现代性的“乡土经验”，向读者呈现诗意而美好的乡村世界，这是以往众多里下河散文与小说作品的一个精神特质。作为当下里下河文学流派中坚力量的刘仁前，在创作之初也不例外。即使在后期，随着中国乡土社会现代转型的不断深入，包括刘仁前在内的众多里下河作家对此也深感不适，但这丝毫不会改变既定文本的“乡情”表达。

一、非村庄建构的乡情表达

《楚水风物》是刘仁前于1993年即出版的一部散文集。通过阅读，我们可以发现，它仍然是一部可贵的作品。至少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它是在乡村记忆的迷宫中重建起来的可贵的读本。这个读本是刘仁前对往昔楚水风物的记忆书写，同时这样的书写又是“在场”式的。更具体地说，这个读本书写的乡土经验距离处在文本创作中的刘仁前并不久远。如此就有效避免了乡土经验的“时间风蚀”，使得刘仁前笔下静静流淌的乡情，尽可能地实现了文学创造本身所要求的“以历史理性求真”。[1]

这一点在今天显得尤为可贵。因为“许多新生代乡土作家由于童年、少年的乡村经验，尽管现在依然有难以割舍的乡土情结，在创作中也尝试了不同方向的突围，但由于长期乡村经验的缺失，以至于他们对于当下乡村的文学建构往往显得事倍功半，作品对于乡土世界的表现也往往显得粗浅和破碎，读者在作品中也难以找到所期待的真实鲜活的乡土世界。”[2]虽然，“真实鲜活的乡土世界”并非完全受制于作家与乡土生活之间的时间间距，但这种时间间距的扩大对乡土经验的书写势必会造成影响——即使作家可以凭借自身的知识储备或才能予以弥补，但“接近源头”的写作优势仍然不能忽视。尤其在当下，中国城市化进程日益加快，乡村空心化状况日益明显。直观意义上呈现的自然村庄大量消失的事实，使得乡土作家记忆中有限的乡村经验不断丧失的状况已经不容置否。因而，贴近“原貌”书写的《楚水风物》，不可不谓之为“以经验自信书写如梦如幻的乡情”的真实范本，尽管它所描写的对象，并不是我们“印象”中传统的乡村人事。

总的来说，《楚水风物》主要从事的“工作”，其实是对一地风物的集中书写。这里的“地”，即楚水，也就是作者的家乡，兴化。兴化，古时属楚地，境内河荡港汊密布，故得名楚水。而“风物”，主要是指兴化的风景和物产。由此可见，相比建构气象恢弘的乡村世界，刘仁前更期待的，是对乡村世界中众多微小的“物事”作一次清楚的回望。而这“一次清楚的回望”，更像是刘仁前对自身乡村经验的一次集中的梳理。可以确认，在整个乡土文学的视阈中，不管作家要反映什么样的乡土主题，选择什么样的表达方式，作家都必须对自身所要描写的乡土内容持有深入的了解。也就是说，要想在文本中记写数量众多的“真实鲜活”的“楚水风物”，刘仁前必须具有丰富的乡村经验。这些丰富的乡村经验，内化到文本中，就表现为一种经验自信。

就创作的客体而言，这种“经验自信”是内隐在文本所记写的“菱”“高瓜”“河蚌”“毛鱼”“麻雀”“野鸭”“糖团”“春卷”“连根菜”等六十三件物事之中的。刘仁前通过对这些物事的“味道”与“趣味”的话语呈示，不断地将读者引向记忆中的乡村世界——使得储存于读者内心深处久远而深刻的乡村“印象”不断地得以重现。在这个过程中，读者既会因“旧经验”的重温而快适，也会因期待视野得以丰富补充而欣慰。对读者而言，这种愉悦的阅读感受，正是检验自身阅读有效性的一个重要条件。这意味着，作为文学创造活动主体的作家，在文本中要尽可能地创造“熟悉又陌生”的文本内容。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也就是，作家注入文本中的“作家经验”，要能覆盖读者的某些“日常经验”，以便更好地回应读者在审美和“知识”获取上的双重期待。

二、非客观抒情的情感呈示

处在文学创造活动中的刘仁前似乎很清楚这一点，因此他通过诗文引用、典籍摘录等手段，努力将“物”的历史文化关联不断地纳入到对“物”的阐释和议论之中，从而达到丰富文本知识性的目的。如在首篇《菱》一文中，“开篇由夏季河面菱蓬横铺之景，作者引用宋代杨万里“菱荇中间开一路，晓来谁过采菱船”加以描绘，自然而贴切。后解释“菱角”之“菱”，引用李时珍《本草纲目》短语说明。中间写女子采菱场景，先引刘禹锡《采菱行》，以“荡舟游女满中央，采菱不顾马上郎”，言尽采菱的快乐。再由《采菱行》上溯到南北朝徐勉的《采菱曲》，“采采不能归……预以心相许”，写出了少女的相思。”[3]这样的“做法”在《楚水风物》中几乎随处可见，不胜枚举。在写及物事之味时，刘仁前在文本中还多次引读了汪曾祺散文《故乡的食物》、梁实秋《雅舍谈吃》、袁枚《随园食单》等文籍中的关联语段，从而产生了强烈的互文效果。如在《螺螺》一文中，刘仁前直接引用了汪《故乡的食物》中吃“螺螺”的一段文字，将家乡吃“螺螺”的细节与汪“文”相比照，并以此为原点不断地向外“抛物”。

由此可见，刘仁前并不乐意《楚水风物》成为一本单纯的饱含怀乡情愫的乡土散文集，个人性的直接呈示不是他的“目标”。他更关注的是，能否赋予文本一定的文化内涵，能否在文本中完成某些知识性的建构。事实证明，他的这些有意为之的“做法”是行之有效的——《楚水风物》一方面呈现出了知识性与艺术性相统一的文本特征，另一方面还意外生成了一种“有意味的写作特色。”[4]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或许正是刘仁前所期待的。

有资料显示，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文学乡村叙写大致呈现为两条线索：一，继承鲁迅开启的现代乡土叙写的启蒙思想，以理性批判的绝对精神，痛击国民性的痼疾；二，致力于传统文化精义的探寻，继承和发扬沈从文、废名、汪曾祺等人开创的古典宁静的风格，笔下的乡村总是呈现出一种单纯宁静、平稳舒缓的诗化状态。依据《楚水风物》的创作实践，我们不难分辨，刘仁前确是循着“第二条线索”前行的作家。清新疏朗、古典宁静，《楚水风物》的语言风格就是明证；而且它描写的场景也多带有一定的“诗化”特征，如《蚕豆•豌豆》一文中，作者写蚕豆花开一节就颇为清丽：“那蚕豆花，形似蝴蝶，瓣儿多呈粉色，外翘得挺厉害，似蝶翅；内蕊两侧，则呈黑色，似蝶眼。偶有路人经过，猛一看，似有众多蝶儿翩跹其间。”这样的笔调，明显是带有“汪味”的。但刘仁前自己似乎并不回避这一点，他在《楚水风物》（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版）的后记中写道：“我写的这一组楚水风物，与汪曾祺先生著名的散文《故乡的食物》中所写的物产十分相近，且我的用笔风格是一直追随他老人家的。”[5]可见，他对汪氏的敬爱与痴迷。同时，这也间接说明了《楚水风物》在某种程度上或与汪曾祺的作品有着某些相同的精神特质。这就需要将《楚水风物》纳入到一个更宏大的文学场域中去考察。

从整体来看，《楚水风物》所立足的文学地标兴化，实际上也是里下河文学版图的一部分。在当下，经过多年发展的里下河文学，因内在的文学共同性，它的流派特征已初步显现——总的来说，就是恬淡冲和，内敛中庸。从地理上看，“里下河地区水网密布，河湖众多，素有“无舟楫不行”“自古昭阳好避兵”之称。”这种独特的地质地貌，反映到文学上就是“水”“土”交融的文化品格。“作为苏北水乡的里下河，同时有着丰富的社会历史文化积淀，绵延其中的便是这一地域文化本身所固有的文化精神：“水”与“土”的精神，在文字中则表现为一种刚柔并济的文化品格，“水”的品格释放出细腻、自由、温婉、灵动的精神姿态，而“土”的品格却又绽放出朴实、顽强、倔强、刚毅的生命风姿。”[6]当这种“水”“土”交融的文化品格，自然内化到该地域作家的作品当中，就会呈现出明显的里下河特色。但这种特色，归根结底只是对其共同性的一种概括。而以共同性归纳起来的里下河文学也有它的差异性。就散文而言，这种差异性表现得尤为明显。

三、非主体自觉的“求新”表现

里下河文学流派的奠基者、老一代作家的杰出代表汪曾祺更像是一位纯粹的文人，他的散文始终沉静于他的个人气质：恬静、散淡、安详。因而，在现有的批评话语中，对其气质的勾勒也多围绕着名士风度、蔼然仁者等角度来展开。[7]他的散文作品多以宽阔浑厚的文人视角表现和谐的、本真的、有滋味的生活面相。当然，这其中也蕴藉了诸多庞杂的人生况味。而文笔师从汪曾祺的刘仁前，他的选材、句式、笔法确有汪氏的影子，但与汪氏不同的是，他似乎更加看重情感的直接表达。这种直抒胸臆式的抒情方式，在《楚水风物》中多是叙述之外的“简笔”。如《豆腐干•豆腐皮》一文，刘仁前回忆母亲做的青菜头烧豆腐皮儿，“青青白白，赏心悦目，豆腐皮儿和青菜头，都味鲜无比，让我不能停箸。那馋相，让母亲好开心哦。”，再如《田鸡》篇，为田鸡诉苦，“这些田鸡，即是他人所宰杀，买下吃了，在多数人想来，倒也心安理得。只是，田鸡的命，不免有些苦了。”这些由现实发源的真切的抒情，与汪曾祺作品中平淡的、隽永的、田园牧歌式的慨叹，有些许的不同，基本上可以看作是主观抒情与客观抒情的差别。

试将汪曾祺《故乡的食物》同刘仁前的《楚水风物》作一比较分析。《故乡的食物》凭着对“小”事物的独到颖悟和审美发现，从小的视角下笔，表达了汪曾祺对家乡热切的怀念。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楚水风物》基本上算是对汪曾祺《故乡的食物》的一种沿袭。这种沿袭在整个里下河文学写作中极为普遍，正如评论家王干所说：“里下河文学，说到底是汪味小说。”。而汪味小说，在王干的概念中，就是以文人的情怀和眼光写乡土。这就为“这种沿袭”的合理性找到了根据。但就《楚水风物》而言，它的这种沿袭又有差别：自身似带有一种“扬弃”精神。依据文本，可以发现，刘仁前并不认可“怀乡”的全部意义。在某种程度上，他更强调对“旧物”的审视与评判。也就是说，他并不接受“怀乡”等于“怀旧”这种笼统的命题。比如，他在《楚水风物》中写“圪垯”的因时而逝，就并未沿袭传统怀乡散文一成不变的“哀伤的调子”，反而表现出一种真切的“欣喜”：“如今，圪垯在家乡人眼里，早已不是填饱肚子的盼物了。而早先那种用碎米粉做成的圪垯，早没了踪迹，家乡人几乎忘记了那圪垯的模样。真叫人高兴。”《楚水风物》中的这种情绪色彩，相比汪曾祺的作品显然要“时髦”的多。但这并不是对汪曾祺作品抒情性的否定与怀疑，而是强调在当下乡土文学视阈中重新思考“乡愁”与现实的某些问题。不难理解，作为一种注重抒发真情实感的文学样式，散文无意像小说那样虚构（包括情感的虚构），它更重视对“真实”的肯定。因而，对于散文的抒情性而言，真实，就是真理。如同评论家李敬泽在面对散文书写的难度时提到的：“文学的散文承担着责任，就是要通过书写探测、探讨，能够真实地穿透陈陈相因的东西，真实地书写自身，书写这个世界。在这个意义上说，散文是承担着先锋的、探索的责任。”[8]李敬泽的文章非常有启发性，他呼吁作家进行散文的革命。这对于今后里下河散文的异质性书写或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作为书写“一地风物”的乡土散文集，《楚水风物》并未完全承担起李敬泽所言的“先锋的、探索的责任。”更准确地说，它只是向读者表露了作家的一种“求新”意识。但是它从根本上回避了有“苦感”存在的客观事实，只重视以“物事”为载体，向读者呈现过于美好的“乡景”与“乡情”。比如《粥饭菜•麦浪头》一文，刘仁前对“粥饭菜”和“麦浪头”这两种野菜的记写便存在着过分美化和粉饰的嫌疑。而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这些“被情感引致的过失”也确是可以被理解的：《楚水风物》毕竟是对作家内心审美感受的一种书写，而审美感受较之理性认识，必然会有“误差”。从这一意义上观察刘仁前的散文，我们就不难理解学者赵园所说的，“中国式的散文，与其说‘主情’，不如说‘主味’，主‘情致’。这是一些较之‘情感性’、‘抒情性’远为细腻、微妙的美感，属于中国传统美学的特有范畴。”[9]

注释：

[1] 刘仁前：《楚水风物》（后记），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237页。

[2] 郝敬波：《用文字重建一座城市或村庄》，《雨花•中国作家研究》，2017年第4期。

[3] 丁晓原：《<楚水风物>：味趣轻溢的乡村物语》，《文艺报》，2018年1月15日。

[4] 同上。

[5] 刘仁前：《楚水风物》（后记），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第236页。

[6] 叶炜 ：《从乡土市井到城乡同构——里下河文学流派的形成及其创作的未来指向》，《文艺报》，2017年9月29日。

[7] 岳雯 ：《两个汪曾祺及其他》，《扬子江评论》，2014年第1期。

[8] 李敬泽：《面对散文书写的难度》，《福建日报》，2017年12月26日。

[9] 赵园：《论萧红小说兼及中国现代小说的散文特征》，《小论小说十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200页。

（作者单位：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浙江传媒学院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