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摘要：

本研究通过质性访谈，以雷蒙德·威廉斯的情感结构作为分析框架，探讨青年人中流行的“丧文化”的特征及其背后的主体感知与社会结构因素。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青年人的情感结构呈现出不同代际差异，“丧文化”体现了后消费社会时代青年人的文化经验。这种“丧”一方面是青年人对凝固社会“结构性绝望”的反应，同时也可以作为一种防御机制与微弱的抵抗策略。互联网上的“晒丧”的行为与话语表达，体现出一些新的情感结构的端倪。

关键词：

丧文化；青年文化；情感结构；代际差异

 

一、 问题的提出

近两年，“丧”作为一种青年文化逐渐在社会化媒体上兴起。“我差不多是个废人了”、“其实并不是很想活”、“感觉身体被掏空”等散发着绝望特质的话语配上“葛优瘫”、哭丧的青蛙、马男、橘猫等表情包，与《感觉身体被掏空》等引爆社交媒体的歌曲共同构成互联网上的“丧”文化内容。这种不想工作、漫无目的、情绪低迷、欲望低下，只想麻木地活下去的颓废心态在传播与表达中得到诸多青年人的共鸣。

而与此同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主流媒体在其评论中对“丧文化”进行了批判，报道称，“青年人应该积极向上，远离‘丧文化’的侵蚀”，“加了精神鸦片的’丧茶’喝不得”。这种主流叙事与青年文化之间形成的冲突与张力，成为一种对转型期的文化景观。当下在互联网上流行的“丧文化”，是一种消极颓废的“精神鸦片”，还是一种社会转型的文化症候？青年人的“丧”，是一种主体意识的感知，还是社会结构的结果？本文试图通过雷蒙德·威廉斯所提出的情感结构作为分析手段，同时结合代际差异理论，运用质性研究方法，通过对当下青年人的“丧文化”的深入考察，洞悉其背后的主体感知与社会结构因素。同时通过代际特征的比较，分析作为一种青年价值观的丧文化，是如何体现出时代变迁在社会成员身上留下的烙印，这种新的文化表征又呈现出一种怎样的情感结构。

二、理论架构与研究方法

（一）代际差异视角下的青年价值观

在对青年价值观与文化的研究中，基于代际差异理论所划分的“80后”、“90后”是常常采用的分析框架。代际差异理论在20世纪50年代由德国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提出，主要探讨的是在社会变迁的影响下形成的代群之间在价值观和个体内在特征上所存在的差异。卡尔·曼海姆认为 “代”（generation）是一种“社会位置”，“代群”（generation cohort）是在社会历史过程中具有共同位置的一群人，这种社会或历史的共同位置使其具有相似的经历，因而产生趋同的体验与思考。Eyerman和Turner将代际定义为具有相同集体记忆的群体，因相同的提示经验而沉淀类似的惯习，共享相同的文化（Eyerman and Turner，1998）。

代际并非简单按照年龄划分的出生群，而是年龄效应、时代效应与重大历史事件共同作用的结果。已有研究认为，对代际形成可能产生重要影响的历史事件包括：战争及其结果；新技术带来的工作与生活的变化；重大政治事件；重要的社会经济转型；另外，社会学家认为共通的文化要素也会对代际差异产生影响，例如电影明星、音乐与流行服饰。基于代际差异理论，美国学者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并将其代群进行划分为“X”一代、“Y”一代、婴儿潮一代与千禧一代。美国学者 Egri 和Ralston基于社会学的代群划分标准，将中国的代群分为“共和国创立一代”(1930－1950)、 “社会主义建设一代”(1950－1966)、“文革一代” （1967－1978）与“改革开放一代”（1979－1989）（Egri and Ralston，2014）。国内一般以以1980年作为划分新生代的时间隔点。在1980年以后出生的群体，在成长期间受到了外来文化与中国社会转型的影响，其生活态度与价值观在很多方面与之前的群体存在较大的差异。改革开放与全球化带来了中国价值观的巨大变迁，这种环境下，不仅不同代际之间的价值观念存在巨大差异，同时新生代群体内部也存在价值观的多元与分化（廖小平，2006）。

尽管这一方式在某种程度上还保留着人口学代际划分的特点（陈玉明，2014），但可以看到社会转型与中国社会代际价值观念的嬗变轨迹。改革开放前的代际价值观体现出较浓的革命文化与政治底色（廖小平，2006），改革开放之初所进行的深刻而痛苦的反思则体现出一定的文化自觉，这一时期的转折之一表现为对人生意义的诘问。通过对历史经验的反思以及传统集体主义的终结，一种建基于社会转型之上的共同体意识开始觉醒，青年价值观清晰地凸现出来并在当时与成年价值观渐成相对之势。进入新时代之后，代际价值观呈现新的历史转型。一方面，随着全球化的全面渗透以及社会转型的加速，在市场经济的肥沃土壤中，传统价值观、现代价值观与后现代价值观交织在一起呈现更加多元化趋势。另一方面，随着互联网以及新技术带来整个生活方式转型，一种网络化的个人主义渗透至新生代的价值观之中。理解当下的青年价值观与情感结构，需要将其置于代际分化、社会转型、技术变革等更多元的历史冲突之中。

（二）情感结构与青年文化

雷蒙德·威廉斯在1954年首先使用情感结构（structure of feeling）这个术语，作为分析艺术表达与社会变迁之间关系的工具。情感结构区别于“世界观”、“意识形态”等更为正式的概念，着重于在系统性的信念之外捕捉更加鲜活的情感体验与实践意识。 “在一个时代的活的经验当中，每个元素都是悬而未决的，是复杂整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漫长的革命》中，威廉斯强调情感结构所要处理的是“悬而未决的因素”。情感结构诞生于经验与表达之间的鸿沟，在新兴的意识领域中，一旦出现新的感受的时候，某种情感结构就变得明晰起来，一个社会的情感结构在社会转型时期变得显而易见。

情感结构产生于威廉斯自身的转折点与个人经历。伊格尔顿曾这样描述他的老师威廉斯学术生涯的背景；“他是一个威尔士工人阶级父母的儿子，从一个异常封闭的农村社区进入剑桥大学，阶级、文化、政治以及教育等等问题自发地摆在他面前，它们是与他的个体身份无法分开的个人问题。”这种切身而刻骨的紧张构成了威廉斯个人生活与学术生涯的出发点，而情感结构可以作为安排这种冲突的装置（杨击 叶柳，2009）。它用以揭示处在流变之中的社会体验，这种体验尚未沉淀为具体的形态，需要新的语义形象予以把握与定型。这种感知预示着社会生活中一些难以言表的变化，这些变化已经触及到我们日常生活的基本底色，重构着我们存活于世的基本经验，但又并不总是可以将这种变化的感知转化为主体意识，并在话语层面清晰的表达。

情感结构概念的出现伴随着1950年代的各种不确定性和困难，而这些不确定性和困难反过来又成了这个概念的对象物和聚焦点。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勾画出时代变迁在社会成员身上留下的烙印，以及描述社会裂变时期未得到清晰表达的和新兴的各种表征（inarticulate and emergent representations）。“它是用来揭示的一个过程，当代的各种不确定性和各种困难参与到情感结构的阐述之中，并转而成了情感结构的分析对象”。

在此意义上理解当下青年人的“丧”，其作为一种对社会转型的反映，体现出主体意识对社会变化的感知，而这种感知已经渗透至日常生活，同时尚未转化为一种清晰可见的表达，呈现出这一时期的情感结构。基于此，研究试图通过历史文献比较与深度访谈，试图分析丧文化所体现出的青年人的情感结构，及其在不同代际中的变化。

（三）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

研究结合对青年研究中常常采用的“80”、“90”后的概念，结合《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2025年）》中对青年人的界定，将研究对象界定为18岁到36岁左右的青年。如果从教育体制的年龄划分方法来看，本文研究中的青年不包括青少年，而主要针对于大学生及大学以上年龄的青年群体。

研究者通过滚雪球的方式，对7名访谈对象进行了深度访谈，访谈以面对面访谈和微信语音访谈两种方式进行，时间为60分钟至120分钟。被访对象涉及在读学生以及工作的青年人，偶尔或者经常“感到很丧”，“间歇性振奋，持续性低靡（W）”。访谈问题包括但不限于：自我工作与生活状态，对“丧”的理解及自我感受，对互联网上“丧文化”流行的看法，同辈间与代际间对“丧”的展露与理解等。

研究采用扎根理论方法对访谈资料进行分析与处理。具体来看，通过对核心主题的界定，对访谈资料分析切割出有意义的句子与段落，并加以归类。在实际的分析过程中，当遇到一些与研究问题相关的句子与段落而难以归类到最初预设中时，分析即变为将这些有意义的句子与段落组成一个新的单元，而后向抽象的核心主题发展。

另外，研究结合曾经在1980年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人生观大讨论的《中国青年》的读者来信，以及当下《人民日报》等媒体对青年人“丧文化”的评论等媒体文本，通过比较分析不同代际青年文化的差异。

三、代际差异与情感结构转型

（一）理想主义退却与消费主义狂欢

改革开放以来三十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和社会变迁使中国人的社会经济生活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同时也带来了人们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的改变（李春玲，2015）。不过，高度的经济增长、人口结构转型、贫富悬殊的加大、生态环境的变迁等迹象常常显而易见，而文化变迁与情感结构转型常常以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进行（成伯清 ，2015）。

在改革开放之初在代际价值观的反思中，《中国青年》杂志所引起的对人生意义的诘问可以说是当时情感结构发生裂变与位移的征兆性事件。1980年5月，《中国青年》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的读者来信，在这封信中，23岁的潘晓表达自己的苦闷，表示：“有人说，时代在前进，可我触不到它有力的臂膀；也有人说，世上有一种宽广的、伟大的事业，可我不知道它在哪里。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实际上，这篇读者来信是杂志编辑们结合当时年轻人的迷茫与苦闷而撰写的，但一石激起千层浪，发表之后在全国范围内引发了持续近一年的关于人生意义的大讨论。

潘晓提到一种“从紫红到灰白”的转型：过去是“紫红”色的，充满着“崇高理想”、“献身的激情”和“光芒四射的语言”，“有一种宽广的、伟大的事业，甚至一言一行都模仿着英雄的样子”。这种英雄主义叙事与集体主义价值观构成此前一段时间的底色，勾画成为当时青年人的情感结构。在这种宏大叙事的伟大理想面前，个人理想不值得一提：

“过去，我对人生充满了美好的憧憬和幻想。小学的时候，听人讲过《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雷锋的日记》，虽然还不能完全领会，但英雄的事迹也激动得我一夜一夜睡不着觉。我曾把保尔关于人生意义的那段著名的话工工整整地抄在日记本的第一页：‘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段话曾给我多少鼓励啊。”

集体仪式的退却之后，日常生活从宏大叙事中抽离出来，人们在对过去的深刻反省中也伴随着人生观、价值观的动荡。过去“被愚弄”的青年人在转型期感受到这种情感结构的撕裂：“过去的教育赋予了我一种奇怪的能力，这就是学会把眼睛闭上，学会说服自己，牢记语录，躲进自己高尚的心灵里”。但这种“高尚的心灵”在现实面前已经走不通，进而转向苦闷与迷茫：“我开始感到周围世界并不像以前看过的书里所描绘的那样诱人。我问自己，是相信书本还是相信眼睛，是相信师长还是相信自己呢？”

这场争论意味着转型期情感结构的裂变，伴随着英雄主义的消退的是消费社会无孔不入的渗透进生活。在“潘晓们”质疑未来往哪儿去的时候，市场经济与铺天盖地的商业广告似乎已经预示着方向。日益丰裕的物质生活唤起诸多欲望，去政治化的日常生活在消费社会的浪潮下转向戏剧化，一种强调享乐、欢愉、轻松的文化正在形成，罗曼蒂克的生活方式在诸多影视剧中得到颂扬。潘晓尚且难以精准表述这种情感结构的转变，但却已感知到这种社会变化的冲突。尽管也难以避免着庸俗、纠结、无聊与厌倦，但消费主义正在发出时代的召唤。潘晓称：“对人生的看透，使我成了双重性格的人。一方面我谴责这个庸俗的事实，另一方面，我又随波逐流。”

（二）后消费时代与“低欲望”社会

尽管，“潘晓们”所提及的对人生意义的诘问与自我价值的追寻看似与当下青年人的“丧”有同构之处，但在其各个维度的差异上依然可以看到不同的主体意识与情感结构，以及时代变迁在社会成员身上留下的烙印。如果说转型期的“潘晓一代”可以类比于美国代际中“垮掉的X一代”，那么当下青年人则与美国代际中的“Y一代”更为类似，或者说更加具有日本“低欲望社会”青年所体现出的特征，但又在具体的社会环境中体现出其所特有的特质。

日本管理学家大前研一在《低欲望社会》中阐述了当前日本青年所呈现出的种种特征：丧失物欲，远离消费社会所构筑的一切，同时也丧失成功欲，不再追求“出人头地”，“性冷淡风”与“宅”文化盛行。当然，低欲望社会的形成并非单一的因素，但这种“不断降低自身的欲望”与当下中国青年人的“丧”有些许类似之处。在访谈中，有被访者将“丧”形容为“穷得买不起，累的不想动（L）”。这种反应不仅仅是个人情绪的表达，同样体现出整个社会结构的作用及主体意识对社会变化的感应。不同于“潘晓们”面对刚刚涌现的消费社会时候的迷茫与无措，当下青年人成长于消费社会日趋成熟的历史阶段，同时承担了社会日益凝固的压力，消费自由的同时伴随着购买的无力，在意义的追寻与质疑之外，生存困境与压力成为后消费社会的底色。

在社交媒体尤其是微博上，刘书宇成为“丧文化”的代表人物。刘书宇是一个90后工科学生，在文章中称面临着无法毕业的黑暗前途，和其他几个青年人共同组成了一个松散的写作组织，并且拥有一批忠实读者。写作组织用克里斯托弗·诺兰的电影《追随》中的一句话作为标语：“一个二十几岁，没有工作的年轻人，往往会把自己想象成一个作家。”在刘书宇的文章叙述中，他常常自称为“垃圾”、“废物”，而他所在的徐州是一个“破败、荒芜、干瘪且沮丧的城市”，他在这里“贩卖着自己荒唐的生活，当着一个拒绝成为大人的废物”。刘书宇因其对于困境的直言不讳，受到诸多青年人的认同与喜爱。可以看到，刘书宇的“丧”与潘晓来信中的困惑与质疑已经有本质上的区别，这映射出社会转型在个体身上的烙印与情感结构的流变。

在访谈中，有被访者对“丧”的形容与刘书宇类似。既有现实层面的困境，“对于现状到困难重重，对未来更是无能为力（M）”，“工作内容很无趣，感觉是在浪费时间，又不能不做。（D）”；也有意义层面的困惑，“感觉生下来就是活着（M）”，“得到的都是侥幸，失去的才是人生（Z2）”。但这种对意义的质疑与“潘晓们”所不同，潘晓所面临的情感结构转型可以说是一种宏大叙事与崇高理想的崩塌，而当下青年人所建构的理想原本就是更为个人式的，丧文化更似于一种自我否定与无能为力。而正如威廉斯对情感结构的阐释，人们并不总是可以将这种对变化的感知转化为主体意识并在话语层面清晰的表达，丧文化本身也充满分裂、多元与流变。

四、丧文化：结构困境与主体意识的凝结

如同情感结构这一概念凝结着威廉斯所经历的张力与冲突以及当时社会的分裂，当下青年人的丧同样体现出社会裂变时期未得到清晰表达的和新兴的各种表征。丧文化体现了社会的结构性困境，同时又作为一种主体对变化的感知，重构着个人生活的经验。一方面，青年人对日益固化的社会体现出一种“结构性的丧”，同时又将这种丧作为一种防御性的焦虑管理机制以及对“有用”世界的抵抗，并且通过在互联网上的表达，形成一种具有价值凝结的青年文化。

（一）“丧”的特征：流动与模糊的边界

《人民日报》在对“丧文化”的批判中，将“丧”描述为：“一些90后的年青人，在现实生活中，失去目标和希望，陷入颓废和绝望的泥沼而难以自拔的活，他们丧失心智，漫无目的，蹒跚而行，没有情感，没有意识，没有约束，只是麻木生存下去的行尸走肉。”通过访谈与文本资料的分析，可以将“丧”理解为一种精神危机，但这种精神危机正如威廉斯对情感结构概念的解释，感知到变化但未得到清晰表达。被访对象均称自己“很丧”，但在对丧的具体理解中可以看到这种感知的模糊与流动。

现实生活中的具体困境会成为带来丧情绪的重要因素，被访者提及人际关系上的失意、失恋或者工作上的差距等，这种现实生活的压力及其不确定性构成丧的一种底色。

“现在的实习我也留不下，项目推进的也不是很顺利，我也不知道这个项目能给我带来什么。上课时候也有无形的压力，感觉自己什么都没有，就算这个是可以弥补的但也没有时间了。以前也有一些其他的词，焦虑、抑郁，压力很大、没准备好这一些，但丧这个字出来的时候就感觉特别贴切，描述了一整个的状态。（L）”

而在访谈中，被访者也更倾向于将丧描述为一种热情全盘降低的状态，可能伴随着孤独、疲惫，长期看不到希望而非短暂的压力。“如果只是短暂的因为压力大而疲惫，就不太像丧，还挺正常的反应。丧就是什么都不想干，也想那么热爱生活打鸡血干嘛，啥也不想干也挺好。不过这么想好像更丧了（D）”。 “丧这个词在我眼里是贴着孤单、茫然、自我怀疑这些标签的，我觉得我是周期性的怀疑一下自己，关于选择，关于有没有意义。（H）”

“无所事事、一事无成、眼高手低等，还有《BJ单身日记》里那个状态，我32岁仍然独处，每年都是孤家寡人，酒将成为我的终生伴侣，最后变得又丑又胖，死后三星期被狗吃掉一半才被人发现。（D）”但在具体的边界上，却依然是一种模糊不清的状态。 “比如熬夜加班不一定是丧，但熬夜加班的同时怀疑加班的意义，进而啥也不想干，就很丧了。（W）”

（二）对凝固社会的“结构性绝望”

日本社会学家三浦展在《下流社会》中提及这种人生热情的全盘低下的状态，而很多人并非不愿意上升，而是上升空间已经丧失。同样，在中文社会化媒体上诸如此类的吐槽往往引起诸多青年人共鸣： “人生就是起起落落落落落落”、“有人说看不到自己的未来，很明显是瞎说，那是因为看不到自己喜欢的未来。你的未来有什么看不到的，你仔细看看，可凄惨了”。这种对现状与未来的无能为力感构建了丧文化的认同基础。在访谈中，被访者也提到这种状态更似于一种对社会结构的无奈与无能为力，“不太能看到有什么改变的可能（Z1）”。

“此前我曾负责房地产集团的公众号运营，看到的情况是工资的增长远远不能达到买房的标准，年轻人需要背负大量债务。人才房、保障房等是为高端人才、公务员等准备的，实际上一个普通人很难有这种机遇，所以如果难以改变这种时代潮流，只有适应。（D）”

“我发现很多年轻人因为知道自己离开父母的帮助就买不了房没法生活，就很自发的回到家乡，成为既有秩序的拥护者。我作为一个女权主义者还是对这件事比较绝望的，这种事情对我来说也很重要。（H）”

这种结构性困境在具体的人生际遇场景中会更为明显。1992年出生的被访者M在现在已经是一名孩子的父亲，社会角色的转变与现实的困境让他“感觉与之前的自己差别特别大。有了孩子之后发现生活开始变得艰难，也会有动力，但现实让你很沮丧啊。工作地点不稳定，跟着施工到处跑，想换一份工作但目前也找不到方向。也很担忧自己的工作能不能承担起家人的生活，以现在的情况好像未来不太乐观。（M）”

一方面，丧成为一种个人生活在遭遇社会现实时所面临的应激式情绪，另一方面，对意义的追问也尝尝伴随着社会因素的考量。流动的艰难导致成功学式微，进而滑向对无奈的被动接受。在刘书宇的叙述中，当前支撑互联网的资本体系于他来说非常陌生，他选择用最本能的方式慌乱地践行着鸵鸟式的逃避。颓废并非因为意义的虚无，而是意义的不可得。

“工作中的未知性特别让人焦虑，有时候觉得自己的工作是没有意义的，不知道自己的职业发展空间哪里，又觉得身边的环境也不是自己喜欢的。以前还是对自己期待很高吧，但工作后就发现自己就是这个社会大机器的一颗小螺丝钉。（Z1）”

“我有个弟弟在读中专。我上一次觉得绝望的丧就是我发现他对他的人生没有什么意见之类的 。他觉得他现有的环境，就像是一种黑洞，不断拖着他，但他没有任何改变的能力。这件事几乎困扰了我很久，让我也很丧。 因为我也没办法跟他解释。（H）”

“具体到最实在的自己的婚恋、养老、就业、居住等问题，目前的社会环境很难让人保持乐观心态。（D）”

（三）作为一种防御机制与微弱的抵抗

与单一的悲观与消极情绪不同，作为一种青年文化的“丧”，在表达中同样蕴含着一种积极因素。一方面，丧可以作为一种情绪管理策略与防御机制，通过降低期望作为应对风险的方式。在访谈中，被访者提及丧并非纯粹的负面情绪，而是“一种松弛状态，是一种很舒服的状态（Z）”，利用“防患于未然”来消除对环境不确定性的不安，所谓“凡事先往坏处想”、“不抱期望自然就不会失望”。

这种情绪防御机制也会蕴含着一定的自反性，既包括对自身行为的自省，又包含对丧文化及其社会因素的反思。在此意义上，丧常常起到了一种警示的功能。一方面是对自我意识与行为的反思，或者作为一种情绪的出口。

“这种情绪可以让我冷静下来仔细的反思一下自己一段时期内的所作所为，反而有利于之后的事情要怎么做。（M）”

“我觉得丧并不是负面的，因为这个词到现在已经发展成大家一个情绪的出口了。我觉得可以理解，很多人他本身生存就很累了，所以得需要一个不需要动脑子的情绪发泄口。看一些爆米花电影啊，看小鲜肉的剧啊，包括丧，其实也是一种大家自嘲式的，给自己一个坐下来的借口。（A）”

同时，不仅仅是自我情绪与行为的反思，这种对丧的书写与表达，以及不同结构中的人在使用丧时的差异，也常常成为刺激主体对社会问题进行反思的因素。

“刘书宇的丧和我关心的还不太一样，可能会令我们畏惧甚至容易归结于不努力上面。不过也许这个固化的时代这样的状态无比合理也无须谴责。不过经历、学历不同的个体，因为知道自己的丧并不是这样，也会更加关心社会议题，也会考虑它背后的社会原因吧。（D）”

“我觉得丧也算是社会撕裂的一种表现吧，但是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大家开始反思自己我的生活也是一种好事。这也表明了当代思想水平还是有提升的嘛，我们也开始关心美好生活了。（A）”

另外，丧不仅仅可以作为一种防御策略，同样可以成为一种微弱的抵抗。尽管这种抵抗未必可以形成真正意义上的行动逻辑，但正因为不抱期望之后所采取的行为，反而更加具有一种积极意味。“丧大多数时候是逃避，也有积极的时候。失望到极点做出的举动，可能算是丧的一种行动启蒙，知其不可而为之应该就是丧的极致（D）”这种悲观意识反而会成为一种另类的行动 激励因素。

（四）线上“晒丧”与线下隐藏

在对丧文化的书写与表达中，互联网与社会化媒体在其诞生与传播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葛优瘫、悲伤的青蛙、橘猫等成为社会化媒体上流行的风景，并在评论、转发等表达与互动中凝结成一种丧文化。在访谈中，又被访者称常常见到朋友圈或者微博中的“晒丧”，“这个也没什么不好的，如果有需要的话也会去鼓励对方（L）。”

另外，访者提及会因为朋友发的比较丧的状态，感觉到一种群体感与共情。刘书宇称，“写作和找到组织的最大意义是，发现原来世界上不止我一个废物” 。尽管被访者的丧与刘书宇这种形容有诸多结构与主体因素的差异，但同样提及这种群体认同与共情。“这种共情还是很重要的，明白自己不是孤独的，也减少了失衡感。比如一个很优秀的人也有丧的时候，这样会觉得某种程度的平等吧，哪怕人家的焦虑跟我的焦虑不是一个等级的。（D）”

不过，尽管大多数被访者提及线上的“晒丧”无可厚非甚至可以起到一种群体认同的作用，但在线下在线下生活中以及熟人网络中，被访者称“一般不太会表达太消极的情绪（L）”。而在与父母的沟通中，这种情感更会被刻意隐藏。“绝对不可能让父母看到，怎么可能表露这种情绪，他们已经让我在安逸的生活中成人，这种情况是需要我去面对的而不是他们，绝对不能让父母操心。（M）”

“父母更多停留在你熬过去就好了这个程度，但真正的痛苦其实很难跟他们解释。可能有理解上的隔阂和代沟，或者也可能跟不同的时代有关。他们认为年轻人始终是活力向上的，和平年代的丧不能跟他们当年的苦难比较，他们觉得不值一提。（D）”

五、讨论

通过以上的分析与讨论，可以看到“丧文化”所体现出的代际特征与青年人对社会变化的感知。如同雷蒙德·威廉斯在《漫长的革命》中所述，情感结构具有“结构”这个词所暗示的稳固而明确的东西，但它又在我们行为中最细微也最难触摸到的部分发挥作用。这种情感结构就是一个时代的文化。消费主义情感结构转型中，当年的“潘晓们”并不清楚他们将走向何方。而当今的青年人看到了可能的方向，却被现实沉重的枷锁拖住脚步，在原地挣扎中热情逐渐降低，丧成为可以概括各种困难与不确定性的话语方式，体现出一些新的情感结构的端倪。

作为一种对社会变化的感知，“丧文化”逐渐构成青年人的基本经验，但这种经验并非可以全部转化为一种主体意识，并且在具体的阐述中也难以形成清晰的定义与边界。一方面，“丧文化”是青年人对日益凝固的社会的反应，表达出一种“结构性绝望”；另一方面，作为一种焦虑防御机制，“丧文化”同样具有自反性，成为主体情绪表达的出口、对自我行为的参照系以及社会的感应器。而在线上“晒丧”与线下隐藏的行为中，依然可以看到这种情感结构所呈现出的张力。

不过，这种作为鸵鸟式防御策略的“丧文化”，是否可以真正转化成为积极要素与行动启蒙；“丧文化”在生成与传播的过程中，是否会被商业力量收编成为一种营销策略，而弱化了其所拥有的反思内涵，这些问题值得进一步的观察与思考。

 

注释：

[1] 廖小平.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代际价值观的嬗变轨迹[J].甘肃社会科学.2006，04：215-218

[2] 廖小平.社会转型与代际价值观的变迁载[J].河南社会科学. 2006,04:22—26

[3] 成伯清.代际差异、感受结构与社会变迁——从文化反哺说起.[J].河北学刊.2015,03:96-100

[4] 潘晓.人生的路啊,怎么越走越窄[J].中国青年.1980,05

[5] 伊格尔顿:《历史中的政治、哲学、爱欲》［M］.马海良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10

[6] 陈玉明 崔勋. 代际差异理论与代际价值观差异的研究评述 [J].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2014，13:43-48

[7] 杨击 叶柳.情感结构: 雷蒙德·威廉斯:文化研究的方法论遗产[J].新闻大学.2009,01:137-141

[8] 雷蒙德·威廉斯:《漫长的革命》［M］. 倪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9] Parry E，Urwin P. Generational differences in work values: A review of theory and evidenc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anagement Reviews，2011，13(1): 7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