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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只来自牛津大学的“书虫”30岁了

来源:中国青年报 | 蒋肖斌  2018年04月24日14:48

 原著文本(左)与“书虫”的语言对照

80后姑娘李雷婷有一个双胞胎妹妹,给自己起了一个英文名安妮(Anne)。上中学时,她和妹妹经常省下早饭钱,去买一本本绿色封面的小书,安妮的名字就来源于其中一本《红头发安妮》。“从1997年开始读,那时只认识一点点英语单词,却发现能读世界名著!买了好多本,《傲慢与偏见》《歌剧魅影》《月亮与六便士》……”

不知广大80后90后是否回忆起了自己的中学时代?这套来自遥远的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的“书虫”系列,自1997年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以下简称“外研社”)引入中国,长期低调地占据“老师、家长、孩子都愿意买”的课外书排行榜前列。

“4·23世界读书日”之际,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采访了“书虫”系列的首任编辑詹妮弗·芭斯特,她回忆,“书虫”首批12本在1988~1989年出版,30年过去了,系列图书的数量超过200本。

芭斯特说:“1988年,在牛津大学出版社担任编辑的玛丽·麦金托什认为,有必要出版一套全新的分级读物,不论是设计还是内容,看上去都要像‘真正的’图书,而不是学校用书。于是,她与学者特丽西娅·赫奇合作推出了‘书虫’系列语言大纲,在精心考虑的分级方案中,编写出读起来非常自然的文本。”

系列丛书的名称也经过了多番讨论。“bookworm”(即书虫)的本意是“钻木甲虫的幼虫”,非正式意思是“喜爱阅读的人”。“你猜,人们首先会想到哪个意思呢?”芭斯特笑着说,“最终,‘书虫’这个名字被选中,因为它更有趣、更迷人。”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逐渐兴起了英语学习的热潮,然而当时适合我国读者的英语读物极为短缺,英语分级读物更是空白,正好,“书虫”来了。

外研社综合英语事业部总经理姚虹告诉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当时外研社已经与牛津大学出版社合作,引入了《牛津双解初级英语学习词典》等英语学习工具书。双方沟通后认为,‘书虫’系列分级读物分级科学、语言经典、主题丰富,非常适合中国读者的需求。”于是,1996年,外研社决定引进“书虫”系列;1997年,第一批50本“牛津·书虫英汉双语分级读物”正式出版。

第一批来到中国的“书虫”共6个级别、50本读物,大多是西方经典简写本,包括《简·爱》《双城记》《傲慢与偏见》等文学名著,《弗兰肯斯坦》等科幻名著,还有《威廉·莎士比亚》等名人传记。

李雷婷记得,当时在书店里无意发现“书虫”,如获至宝——不用翻又厚又晦涩的书,就可以看完一本世界名著——还是英文的,感觉自己“学富五车”。尽管后来,她几乎再没有读过英文小说,除了《红头发安妮》和《简·爱》的原著,“因为有一种情结”。时隔多年,她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还对当时那本书的纸张记忆深刻,“有一点皱皱的,没那么光滑,有点偏黄……”

尽管家长和老师大都是抱着让孩子好好学英语的初衷推荐“书虫”的,但名著之所以是名著,一定有其神奇的魅力,超越时间、空间,以及语言。有多少人是通过“书虫”打开了世界文学名著的瑰丽宝库的——感谢外研社在引进这套书时配了中文译文。

姚虹说,为了保证系列读物同时推出,当时外研社一共找了48位译者。因为“书虫”是以语言和文化学习为目的的双语读物,翻译自由度有一定限制,不能根据译者个人语言风格随意调整,译者只能“戴着镣铐跳舞”。

外研社在页面设计上,特别选择了左右页中英文对照的形式,这给编辑增加了编校难度,但从后期读者反馈来看,这一努力非常有价值。有不少性急的读者纷纷表示,当时着急知道结尾,忍不住就先翻中文,再慢慢看英文。

大学学了古代文学专业的乐琪,是“书虫”的真爱粉,买了几十本,“妈妈对我寄予厚望,但其实我看中文比较多。对很多孩子来说,这就是欧美文学的启蒙”。

28岁的山东姑娘小奕从初中开始读“书虫”,最初的目的也是“提高英语成绩”,但最终的结果是“提高了语文成绩”。“当时看完了《呼啸山庄》的书虫简版,觉得不过瘾,就去买了中文全版,每天睡前能看好久。”小奕说,“作为山东的考生,难得有课外读物是可以看了过瘾,又在家长和老师眼中是对学习有帮助的。‘书虫’就是中学时代的宝贝!”

“书虫”系列分入门级和1~6级,共7个级别,不同英语程度的学生,总能找到适合自己阅读的那一本。不过,把大作家的名著变成只有几百词汇量的孩子就能阅读的文本,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牛津大学出版社产品经理应蓓华介绍,“书虫”系列的编辑均为母语编辑,且都十分资深;电影、传记等不同类别的主编,也都是各方面的专家。

“‘书虫’的作者都是杰出的故事大王。他们熟悉每个级别的词头词(词典中有释义的单词,英语学习每个阶段的学生都应该学会这一级别的词头词——记者注)、语法大纲,即使在入门级,都能够用朴实的英语单词和精炼的语法,表达出丰富的故事情节。” 应蓓华说。

芭斯特强调,重写经典小说并不仅是简化语言和缩短长度。“成功的改写,首先要遵守的原则,就是符合原著中作者的原意。所以,必须详细分析原著,包括其叙事结构、人物描写、修辞格……之后,改写者要建立一套全新的叙事结构,遵守‘书虫’系列各个分级类别的用词原则,根据原著的核心精神,创建全新的文本。”

芭斯特坦言,在改写的过程中,难免丢失一些细节,比如,勃朗特小说中对风景的诗意描述、狄更斯小说中的一些小人物,“但‘书虫’一直致力于忠实原著的精髓”。

芭斯特一干就是25年,直到2014年才退休,保证了“书虫”系列编辑的连续性,接替她的是现任编辑雷切尔·布莱登。

布莱登也表示:“我们从不增添或修改故事,但会缩短。在改写像狄更斯的《小杜丽》这样有很多故事情节交织的小说时,我们在不影响故事完整性的情况下,可以省略一些内容。”

就这样,这只从英国牛津大学来的“书虫”,牵着中国孩子懵懂的手,一步一步踏入世界文学名著的殿堂。如今,“书虫”30岁了,来到中国也20年了,在中国累计出版191本,销量超过1亿册。

80后、90后也长大了,小奕的先生已经把“家藏”的几十本“书虫”都从山东千里迢迢运到北京,打算给未来的孩子启蒙用,“这里的故事不会随时间而过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