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管

　桑顿·怀尔德 　　（Thornton Wilder，1897-1975年） 　　 　　美国小说家、剧作家。出生在威斯康星州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曾任驻香港和上海领事，怀尔德少年时曾在中国念过一年书。 　　1920年毕业于耶鲁大学，在罗马的美国专科学院继续深造两年。1926年获普林斯顿大学法国文学硕士学位，1930-1936年、1950-1951年他分别在芝加哥大学和哈佛大学授课。他终身独居，在

《我们的小镇》 　　[美] 桑顿·怀尔德 著；但汉松 译 　　译林出版社

《圣路易斯雷大桥》 　　[美] 桑顿·怀尔德 著；但汉松 译 　　译林出版社

终于要写到怀尔德了。如果你没有读过，我可真羡慕你：你会有一段好时光的。

我一直留着他不讲，是担心我推荐不好，也是觉得他根本不应当还要推荐，同时也很惊异，的确好多人没有读过，虽然看简介就会明白他很牛，不过简介牛的作家多了：有的读下简介，或也就够了。怀尔德不能的，真的要仔细看。我手里的这两小册，译者是但汉松先生，译笔非常出色（他同时也是品钦研究专家，不过对品钦的大部头，我望风而逃，短的，正在谨慎考虑）。这两本小书的手感和封面都特别好，摆在桌子上能当装饰物，真希望我也能有一本书能这么好看——尤其是读完全书，会重新发现封面绘图上的一些元素，正对应着内文中令人感触的细小之物。

先讲《我们的小镇》。这是桑顿·怀尔德最出名的代表剧作，收入美国中学的文学入门选读课本，此剧与他的另一剧作《九死一生》为他带来两次普利策戏剧奖，他亦成为美国戏剧史上与尤金·奥尼尔、阿瑟·米勒、田纳西·威廉斯并称的四大剧作家。《我们的小镇》前言里有一段挺周全的关于《我们的小镇》的背景介绍，这一出“与众不同”的怪剧，从评价两端的初演，一步步到全球最受欢迎的重排经典等，叫人看得有点发笑。是的，像大多数课本读物一样，小学生读鲁迅，中学生读《我们的小镇》，那效果一定是昏昏然到麻木无感的。《我们的小镇》里的“信息”尤其考验接受者，大约在20岁以前读，都会觉得贫乏或者古怪——

怀尔德以一个相当“不戏剧”、“去戏剧”的方式写了这出戏，可能是借鉴了京剧、能剧等东方古典舞台风格（他本人跟随美国驻华总领事的父亲在中国念过一年书），这出戏的舞台背景与道具均简化到近乎无，并且最重头的演员也不是剧中人，而是一位叫做“舞台经理”的家伙（怀尔德本人也曾登台出演过这一角色），全剧差不多有五分之二的时间，都是他在那里搞独角戏，充当着类似画外音、打断剧情的暂停键或快进键、解说词、内心独白等功能，就连少得可怜的几样“道具”，也是通过他的指手画脚来“假定”——人力或物力，真的都很省钱——这或许也是那些业余剧团、学生剧团、试验剧团等一切穷剧团喜爱重排它的原因吧，当然这是玩笑话。要知道，怀尔德这样做，那是很自信很超前乃至激进的，那可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啊，他通过剧本里严格的“舞台提示”减少了人们关于戏剧舞台的各种规则与观剧期待。他让舞台上黑洞洞的，就算灯光打起，也只能照到空空的灰尘，以及由此而显得更加空空的舞台。

如果这只是“形式”冒犯，也不足称奇，随后的三幕剧里，怀尔德又提供了什么呢？

“什么都没有发生啊”，“太简单了”，“显得很过时啊”。这是八十年前观众的想法，大概到现在，观众（读者）还会这么想。的确，怀尔德“仅仅”就是写了小镇日常场景：小孩上学、医生出诊、奶工送奶、有人结婚、有人去外地、有人死去，等等。非常之简单，简单到在全世界重排的各版本中，可以很方便地进行因地制宜的本土化和年代化。比如，由中国台湾果陀剧场出品的《淡水小镇》版，即长演了26年之久不衰，蔡琴、张雨生、陶大伟等都曾担任过主演。

嗯，关于这本书本身，我发现很难通过复述来推荐，“什么都没有”到真的很不好讲。但我坚信，只要你，有过少年与故乡，有过与父母的晚餐，有过爱与亲人的离去，你就会知道，这是一出写尽我们地球上所有角落与生活“本质”的剧——这听起来很夸张，但我读了三遍，还是这么想的。当然这要看跟谁比了，如果跟怀尔德本人相比的话，从高度抽象化的角度来看，我可能会更欣赏收入此书中的另一出独幕剧《漫长的圣诞晚餐》。

这是他更早期的一部作品，创作于1930年。从这里可以很清楚地看出怀尔德的戏剧观，他绝不给你来塑造什么“这一个”，赋与某个人物更多的个性与特质，使得我们能够记住并能够在人群中一下认出他（她）。反之，他是刻意要抽象和面目混沌的，你只需要大概知道，这是父亲，这是女儿，这是老人，这是婴儿，这是教徒或酗酒者，就够了。不需要经历与背景，怀尔德认为，人类在情感体验上，有一些基本的最大公约数的部分。所以，他才会那样轻松、游戏般地把一个家族90年的历史高度浓缩到仅仅20分钟的这一出独幕剧里：在同一个屋檐下、在同一张因节日而团聚的餐桌上，两边是象征着出生与死亡的上下台口，人们左进右出，在琐碎的日常对话与食物吞咽中，代际更迭——我们可以发现，《漫长的圣诞晚餐》与《我们的小镇》，在主旨上是一致或者说是接近的，就是生老病死、就是生活在本质上的流动：几乎没有情绪、几乎没有起伏。就好比《道德经》里那一句：道之出口，淡乎其无味，视之不足见，听之不足闻，用之不可既。

再说《圣路易斯雷大桥》，仅120页，从长度和复杂程度上讲，都较单薄，怀尔德却以此书入选美国图书馆二十世纪百本最杰出英文小说，并拿下1928年普利策小说奖，从而成为唯一同时获得普利策小说奖（一次）和戏剧奖（两次）的美国作家。小说以对一桩事故的简洁陈述开始：“1714年7月20日中午，全秘鲁最好的一座桥断了，五位旅者坠入桥下深谷。”这样的意外死亡，随便过去或将来的哪个世纪，每天都在上演对吧，所有痛苦的亲人们都会拍着胸口嚎叫：为什么是他（她）？而没有心肝的围观者们也会远远地发出安全的感喟：差一点儿啊，幸好我迟出门了十分钟。然后，一切也就差不多这么过去了，对吧。

不，怀尔德就从这个意外事故的结束之处，开始了他的故事。为什么是这五个倒霉蛋？他让书里的一位朱尼帕修士，怀着对宇宙、对上帝、对命运的全部尊敬，决定去一一调查那五位遇难者的过往故事，以追究这飞来厄运的谜底——偶然还是定数？救赎面目的报应？万劫之坠却如天使飞升？

这样的设定与追问，的确是怀尔德式的：他只对人类生而为人的根本性疑难有兴趣。生死之惑，这是永远锋利的悬剑，既躲不开也无法瞄准，因而似乎倒可以彻底放弃对它的追问：我们当中的大部分人都是这样做的，我们避开这个泥淖，我们更愿意去思考战争、

权力、情爱、环境或随便什么一抓一大把并总是很肥硕的问题。但怀尔德恰恰就在这枯索无汁无空间的地方开始了他的小说。当然，请一百个放心，怀尔德首先还是作家，而非空谈哲学家，他接下来的全部工作都显现出一个杰出小说家的才华：对五个亡故者的生前还原非常美妙，借伪托真，分杈到爱情、才华、美貌、信仰、野心、妒忌、忠贞等若干主题，以略显古典风格的调性，再现了人与其生存状态的各种纠葛，那复杂又孤独的处境。

当然，你最好不要拿这本薄薄的书去与《百年孤独》之类的大部头相比，不是说比不过，这就好比拿云雀与鲸鱼相比——我并没有说谁是鲸鱼，因为这样的比较对二者都是不公平的。写作此书的怀尔德才三十出头，却已把握到普适困境中的永恒元素：人人心知肚明、最难写出、就算写出也依然是一团混沌的东西。这是自信而有力的写作者，他以一个精短的文本与若干年后的我们相遇，昏暗中交换那突然一闪、相互抚慰的目光。

在纽约举行的那场911罹难者追思会上，英国前首相托尼·布莱尔即选读了《圣路易斯雷大桥》的结尾：“很快我们就会死去，所有关于这五个人的记忆，都会随风而去。我们会被短暂地爱着，然后再被遗忘。但是有过这份爱即已足够；所有爱的冲动，都会回到产生这些冲动的爱里。甚至对于爱来说，记忆也并非不可或缺。”